宁波之角的形成及影响

龚缨晏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在中国海外交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在欧洲近代早期的地图学史上，甚至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宁波之角”的概念。下面，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形成过程作一探讨。

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西海岸。此后，一批又一批的葡萄牙人沿着他开辟的新航线来到亚洲，并将他们对东方的认识体现在地图上。我们要提到的第一幅地图，就是《“卡蒂诺"世界地图》（The -Cantino" World Map）。

《“卡蒂诺”世界地图》绘制于1502年，我们现在虽然尚不知道作者的姓名，但他肯定是一位葡萄牙人。由于此图是为一个名叫卡蒂诺的意大利公爵而绘制的，所以被称为《“卡蒂诺“世界地图》。

在现存的葡萄牙人地图中，《“卡蒂诺”世界地图》是全面地反映葡萄牙人在亚洲及美洲地理新发现的最早的地图。它第一次以地图的形式表现了达·伽马开辟的到达印度的新航线（达·伽马航行到印度的报告是在1506年才公之于世的），形象地反映了刚刚来到印度的葡萄牙人对于东亚沿海的观念。与此前的地图相比，印度与斯里兰卡等地的形状要正确得多了。不过，此图作者的知识范围也仅止于印度东海岸，他对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西侧的海岸线并不是太清楚，也不知道马来半岛附近有众多的岛屿，并且误以为马来半岛东侧的海岸线与东亚海岸线连成一气，几乎成为直线。在东亚的海岸线上，只有一个奇怪的地名Quiriliria，并有一段注文：“Quiritiria盛产丝绸、蜡、麝香、香料、各种宝石。”现在，我们尚不清楚Quiriliria这个地名的来源及其所指城市，但它显然得自作者的传闻，而且应是指中国沿海的某个城市。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及16世纪前期的欧洲地图上，在东亚往往标有“赛里斯”（Seres）、“秦尼"（Thinae,Sinae），或者“契丹”（Cathay）、“蛮子"（Magi）之类的地名，都是指中国。前两个地名见诸托勒密世界地图，后两个地名来自马可·波罗（1254—1324）等中世纪旅行家的报道。^[1]但在《“卡蒂诺”世界地图》上，这些传统的名称都没有出现，反映了作者对东亚地理的谨慎态度。

由于对中国所知极少，所以当葡萄牙国王于1508年派遣辿亚哥·洛佩斯（Diego Lopez de Sequeira）前往东方考察从非洲东海岸到马六甲的情况时，特别指示要设法调查中国人的情况。第二年秋，洛佩斯到达马六甲，但没有多少收获。他于1510年返回葡萄牙。^[2]

就在洛佩斯努力想了解东亚情况的时候，在葡萄牙有人正在绘制一幅航海地图，即1510年航海图，其作者很可能是葡萄牙制图世家雷内尔（Reinel）家族的某个成员。该图画在五块羊皮纸上，彩色，全图为1145mmxl600mm。地图上只绘出马来半岛的西海岸，其东海岸则是空白，更没有出现中国沿海。由于此时葡萄牙人尚未到达马六甲，所以，有关马六甲及更远地区的资料，主要是从那些往返于印度与马六甲之间的船员中间搜集而来的，而不是菊萄牙人自己航海的结果。这幅航海图，代表了葡萄牙人在洛佩斯前往马六甲之前对东亚的认识程度。

1511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AfonsodeAlbuquerque）率领舰队攻占了马六甲，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1512年，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Tom6 Pires）来到马六甲。在此后的几年中，他搜集了不少有关中国的资料，并于1515年在印度写成《东方概要》（Suma Oriental），书中提到了广州等中国沿海城市。^[3]

皮雷斯的著作被许多人传抄。在皮雷斯著作的一个抄本中，附有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的一部手稿。整部抄本共由178张纸组成，其中116张纸是罗德里格斯的著作，而皮雷斯的著作只有62张纸，所以，更确切地说，在罗德里格斯的手稿中，附有皮雷斯著作的抄本。

罗德里格斯的手稿中，有一幅被称为“前往中国航迹图”，描述了从马六甲到中国珠江口的海上航迹。此图虽然十分简单，但它却是欧洲人绘制的关于中国南海的最早的航迹图。在这部手稿中，还有26幅航海图，其中5幅与中国有关，分别为2幅中国南海地区图（包括海南岛）、2幅东海地区图（包括台湾）、1幅珠江口及其内陆图。

根据其他资料，现在知道，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是一名葡萄牙船员，“知识丰富，精于绘图”，主要在马六甲一带活动，并到过马鲁古群岛。他曾根据这些爪哇人的航海图，绘制了几幅有关中国沿海的地图，并将它们附在自己的手稿中。罗德里格斯的整部手稿，约完成于1513年，第二年被紧急运到里斯本，可能是为了满足葡萄牙政府的某种迫切需要。^[4]

罗德里格斯手稿中的中国沿海地图，总的说来都比较粗糙，只有简单的几根线条。例如，在珠江口及其内陆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江口与珠江口被称为“中国海峡口”；进入海峡口后，江中的一个小岛旁有注文：“前往中国的平底帆船停泊此岛“；一条支流通向内地的一座城市，支流上的注文说：“小八橹船沿此江上溯，运货至中国城。"这里所说的“中国城”呈正方形，图上绘有房子与树木，无疑是指广州。^[5]这些珍贵的地图，直观地反映了刚刚来到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对中国沿海的认识水平。

罗德里格斯没有到过中国，只能根据爪哇人的航海图来猜测中国沿海地区。大约就在他绘成这幅航海图的时候，一个名叫欧维士（Jorge Alvares）的葡萄牙人来到了中国。他于1513年5月从马六甲启程，6月到达广东外海。与当时所有的欧洲探险家一样，欧维士在一个小岛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石碑，以表现他“发现”了此地。1521年，欧维土又一次来到广东沿海，并且在此去世，尸体被埋葬在他亲手竖立的纪念石碑旁边。^[6]

16世纪的葡萄牙朝野上下对中国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欧维土的中国之行，更加激发了这种兴趣。1515年，葡萄牙国王决定向中国派出一个外交使团，以图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516年，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领·一支葡萄牙舰队从印度出发前往中国，而那个药剂师托梅·皮雷斯则以其丰富的东方知识而被指派为使节。他们于1517年8月到达广州。这是菊萄牙政府派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使团。这个时候的葡萄牙人对中国有多少认识呢？我们可以在这幅绘于1517年的航海图上找到答案。

1517年的航海图绘在羊皮纸上，彩色，全图约68x131cm，包括从非洲西海岸到马鲁古群岛的广大区域，其作者应是葡萄牙制图世家雷内尔家族中的老父亲佩德罗·雷内尔（Pedro Reinel）。与这个家族在1510年所作的地图相比，此地图有两个重大的进步：第一，不仅绘出了马来半岛的东海岸，而且海岸线的基本走向还是比较正确的。第二，对于大巽他群岛的认识已有很大的进步，一直画到了马鲁古群岛。当然，这幅地图上也有几处明显的错误：第一，对于马来半岛东海岸的地形不太清楚。第二，对中国沿海缺乏认识。从北部湾开始，中国的海岸线被画成是一条几乎垂直的直线。笫三，对太平洋的广度了解得极少。在地图的右侧，有一个巨大的陆地，与东亚仅隔一道窄窄的海峡，说明地图的作者根本不知道太平洋有多么辽阔。最后，从马来半岛东海岸到中国沿海，没有出现地名或文字注释，更加说明地图作者对太平洋西海岸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不过，我们要知道，这幅地图绘制于一个交通很不发达、通讯非常落后的时代。在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之后的短短几年中，远在里斯本的制图学家能够搜集到这么多的资料，并且第一次比较准确地绘出南海西岸的海岸线，其速度应当说是够快的，其成就也是很了不起的。总之，到了1517年，葡萄牙地图上对于中国沿海不再是一片空白，而是有了一点模糊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中还有许多错误。

当然，这个时候葡萄牙人对中国的错误认识不仅体现在地理上，而且还体现在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正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认识，导致了托梅·皮雷斯的出使以失败而告终，他本人也于1524年死于广州的监狱之中。

1518年，当托梅·皮雷斯在广州等待着前往北京的机会时，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派人一直航行到福建沿海，这是当时的葡萄牙人所到达的最远的中国沿海地区。这一年9月，费尔南.佩雷斯·德·安德拉德从广州启程，返回马六甲，接替他的是其兄弟西蒙·德·安德拉德（Simao de Andrade）。西蒙·德·安德拉德率领的舰队由四艘帆船组成，^[7]其中两般帆船的船长就是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人物。一个是那位首次到达中国的欧维士，另一个就是曾经根据爪哇人地图而绘制过中国南海地区图的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这次，他终于可以亲自考察中国沿海了。可惜的是，他在这次航行中的资料没有被保存下来，我们也不知道这位“精于绘图”的葡萄牙人是否根据实地的考察绘制过中国沿海地图。

在西欧，沛萄牙制图学家佩德罗·雷内尔与他的儿子若热·雷内尔（Jorge Reinel）于1519年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绘制成一幅地图。与两年前他们所绘制的地图相比，南海地区的海岸线有四个显著的变化：一是马来半岛开始被绘成瘦长形的。二是中国海岸线不再是直线形的，而是接近于海岸线的实际走向。三是太平洋不再是一个狭隘的海湾，而是一片大洋。四是有一条大河从中国内陆流入南海，这条河流应是珠江。珠江口边画着一面葡萄牙旗帜；在南海，还画有一艘葡萄牙船只。这些图画表明葡萄牙人已到达此地。中国海岸线的最远处，应是广东与福建交界的地方。不过，在这幅地图上，还是没有正确地画出泰国湾与北部湾。中国南海海岸线画得过于平直，雷州半岛与海南岛都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尽管如此，在两年时间里，雷内尔父子对其地图作了如此重大的改进，是非常了不起的，它说明了：（1）来到南海活动的葡萄牙人在逐渐增多；（2）这些葡萄牙人积极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包括实地的观察。

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经过马六甲来到中国沿海，并犯下了不少暴行。1521、1522年，中国军队两次在广东沿海打败葡萄牙人。葡萄牙人的船只无法在广东获得固定的立脚点，只得在广东周围的洋面上四处游弋，寻找合适的贸易据点。这样，他们对广东、福建沿海的认识就越来越深入了。这种认识的深入，也表琬在欧洲人绘制的中国沿海地图上。

我们在此列举1525年所作的地图，其作者名叫迪奥哥·里贝罗（Diogo Ribeiro），是个葡萄牙人，但长期为西班牙国王服务。虽然这幅地图上其他地区的资料有各不相同的来源，但就中国沿海而言，无疑来自葡萄牙人，因为当时只有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活动，西班牙人尚未到来。

在这幅地图上，有两个特点：一是泰国湾与北部湾的形状增大、金瓯半岛突出；二是清楚地绘出了珠江口的复杂地形。但作者对广东以北的中国海岸线尚不清楚，也没有画出海南岛。迪奥哥·里贝罗在1527、1529年又先后绘制了两幅类似的地图。与1525年的地图相比，虽然中国沿海的海岸线形状与1525年的基本相同，却增加了许多地名，说明迪奥哥·里贝罗不断地留心新材料并将它们补充到他的地图上。(www.xing528.com)

进入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人在广东、福建沿海长期活动所获得的资料被汇总到欧洲地图上，于是，出现了几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我们可以用1535年左右葡萄牙人绘制的几幅地图为例。与此前的地图相比，它们的进步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泰国湾与北部湾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认识，金瓯半岛的形状比较正确了；第二，对中国南海地区的认识加深，虽然尚没有绘出雷州半岛，但是海南岛已清晰可见；第三，对珠江口地区有了更多的认识，珠江被称为“广州河”（rio de cntam）；第四，在此前的地图上，中国沿海仅止于广东，但在这些地图上，中国海岸线一直延伸到福建一个被称为“Chicheo海角”（Cab。de Chicheo）的地方。对于Chicheo，学术界曾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指漳州，有的认为是指泉州。^[8]从这里所列举的地图来看，“Chiche。海角”就标在现在厦门湾北侧的陆地上，这就更进一步证明Chicheo应是漳州之译音，但此词在不同的文献中，内涵有异，有时甚至可以指整个福建省；^[9]第五，在这些地图上，还有一个明显的错误，即认为在福建沿海有一个弯钩形的海角，突出在大海之中。这个错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葡萄牙人在1522年被中国军队打败后的十几年中，主要还是在广东、福建沿海逗留，尚没有（或很少）到浙江沿海活动，而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早在1526年甚至1517年就已到浙江舟山群岛一带活动了。^[10]

1540年前后，葡萄牙人与中国海盗勾结在一起，在浙江沿海的双屿港建立起了比较固定的贸易点，并以此为中心在周边地区长期活动。^[11]1548年，作为走私基地的双屿港才被朱纨彻底捣毁。

葡萄牙人在浙江沿海的长期活动，使他们对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岸线有了真切的感受。这样，他们不再认为福建北部有个突出于海洋中的大海角，正如这幅绘于1547年左右的地图所表明的那样。在这里，写在中国海岸线最北端的地名还是Chicheo，但那个大海角不见了，而且，海岸线向北倾斜，暗示着还有更长的海岸线。更加重要的是，在16世纪40年代，他们逐渐形成了“宁波之角”（C.de Liampo）的观念。

我们这里还要列举一幅绘于1554年的著名世界地图（彩色，绘在羊皮纸上，全图为134x225cm），地图的作者是葡萄牙人洛波·奥梅姆（Lopo Homem），此人长期为菊萄牙国王工作，由于其地理知识极为丰富，所以，还参加过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关于亚洲、美洲势力范围划分的外交谈判。

在这幅地图上，亚洲东部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东北亚，出现了朝鲜半岛。在台湾部分，则标有I.Fremoza（“美丽之岛”）。在中国海岸线部分，画有两个大大的海湾。北面这个海湾就是渤海湾，不过与实际形状相去甚远，而且也没有画出辽东半岛。南面这个，则显然是对杭州湾的严重误解，并把杭州湾与长江口、黄海都混在一起了。这样，位于两个海湾之间的山东半岛就成了一个尖尖的三角形。从广东开始的中国东南海岸线向东北不断伸展后，到了浙江宁波这个地方，突然向西急转弯，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海角，这就是欧洲人所说的“宁波之角”。在地图中可以看到，“宁波之角”以南的浙江、福建与广东的海岸线是比较正确的，这是葡萄牙人在这一带长期航海实践的结果。对于“宁波之角”以北地区，葡萄牙人则还没有（或极少）到过，所以他们主要依据中国人的地图资料。在明代的地图中，例如《大明混一图》（1389年）、《杨子器跋舆地图》（约1512年）和罗洪先的《广舆图》（16世纪中期），我们都可以看到类似的画法：1.辽东半岛并不突出；2.在宁波以南，海岸线的基本走向是自东北偏向西南，宁波以北，海岸线的基本走向则转向西北，并一直延续到山东；3.宁波地区向东海突出。

从洛波·奥梅姆开始，“宁波之角”普遍出现在16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其中比较著名的地图有：洛波·奥梅姆的儿子辿奥哥·奥梅姆（Diogo Homem）1558年、1565年和1568年地佟I ，拉萨罗·路易斯（LCizaro Lufs）1563年地图，瓦斯・杜拉多（Femao Vaz Dourado）1570年、1571年和1575年地图，等等。奥特里乌斯（A.Ortelius）于1570年首次出版的《地球大观》（Thealruni Orbis 7'errarwn）上“宁波之角”的画法，实际上也来源于葡萄牙人。在《地球大观》1587年增订版中，依然保留着这样的画法。16世纪后期，与奥特里乌斯同样有名的地图学家是瞿卡托（Gerardus Mercator），他与其儿子一起陆续出版了许多世界地图，上面都有突出的“宁波之角”。直到17世纪，“宁波之角”还出现在欧洲人绘制的地图上。例如我们在这幅墨卡托的孙子于1606年所绘的世界地图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海角。

早期欧洲地图上的“宁波之角”，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折射出了欧洲人对宁波的认识过程，反映了宁波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注释

[1]参见龚缨宴、邬银兰《“赛里斯”马“秦尼”：托勒密地图上的中国》，《地图》2003年第2期，第66-69页；《来自东方的讯息：马可·波罗马欧洲中世纪旅行家》，《地图》2005年第1期，第70-74页。

[2]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第36页。

[3]（澳门）《文化杂志》编：《十六和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4]Annando Cortesao and A.Teixeira tla Mota，Portugaliae Monumenla Carlograp hie a（Lisbon，1960，vol.1）关于版第34-36的介绍。

[5]这里的中文译文依据全国平：《西力东渐一中葡早期接触追昔》，澳门基金会2000年版，第37-38页，以及第307页附录一。Armando Cortesio和A.Teixeira da Mota在其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中说，这个方形城市“可能是指北京"，此说显然不对。Nigel Cameron在其Barbarians and Mandari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35）中不仅把那个方形城市当作北京，而且还把珠江当作大运河，更是错误。

[6]路易斯·凯尤《欧维士：第一个到中国的葡萄牙人》，澳门文化学会1990年版。

[7]参见《若昂·德·巴罗斯亚洲旬年史》中译文，载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葡早期接触追昔》，第232页。

[8]伯来拉等；《南明行纪》，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第293-303页（此书义以《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为题由中华书局于1998年出版过）。

[9]金国平：《西力东渐——中荷早期接触追昔》，第52-73页。张增信在其《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91-298页（台湾东吴大学1988年）中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有意思的是，作者误将葡萄牙文an6nimo（意为“没有署名”）都当作人名了。

[10]施存龙：《葡萄牙人与Liamp。考证》，《文化杂志》2002年春季刊。

[11]龚缨宴：《近年来Liampo、双屿研究述评》，《澳门研究》第25期（2004年12月），第310-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