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宁波商人与富户研究：从零星文献了解宁波帮的形成

钱茂伟

宁波帮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年历史，但多为泛泛研究，学术上一直没有沉下去，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方面上，缺乏细化研究。这有材料上的问题，也有视野方面的问题。我们认为，应对宁波帮历史作一个断代的分析。同时，宜放在大的背景下，考察宁波帮的兴起。一般说来，明末清初，是宁波帮的形成期。由于材料的缺乏，早期（明清时期）宁波帮的研究，至今仍是一个轮廓。明朝是如何打击商人的？在明朝打击商人的政策下，宁波商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失去家门口的国际贸易以后，又是如何外出经商的？在国内贸易中，宁波商人是如何崭露头角的？这些问题，是明代宁波帮兴起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简略的勾勒。

明代以农立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耕生产方式对其他方式，如商业与游牧业，持排斥态度。在明朝统治者看来，商业与农业格格不入。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皇帝。他一上台，就学当年秦皇汉武的样，实行杀富政策，力图按平均主义原则，建立一个小农国家。有人曾否定明初存在杀富政策，这是毫无道理的。各种文献表明，明初的太祖、成祖时期，明朝实行了打击商人（抑末）政策。当时人方孝孺明确说：“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断治海内，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间，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1]邺县槎湖张氏，明初洪武间，以资产雄里中。张宁一为此结怨邻里，有人上告，“高皇帝方剪铲豪民以立威”，立刻派人来调查。幸张宁一贿赂调查官员，得以摆平此事^[2]。

在这一政策下，明代宁波商业受到打击。元明间，宁波有36个货物仓库。杨守阯作冯常《墓志》称：“元季，冯元明自慈溪徙于千岁坊，擅夷舶贸易之利，以高资闻。累甓作库，以居贿。同其时，有库者盖三十六家。俱后销亡，而此库犹存，人呼为冯家库。”^[3]到了明初，在打击商人的政策下，36家贸易商全军覆没。洪武二十二年（1389）十一月，“余姚有妾诉其族长私贩海者，上以伤化，置妾于法”^[4]。这个事件的另一解读是，在洪武海禁政策下.仍有少量宁波人出海从事走私贸易。处置妾，只是为了建立上下等级秩序。

明初打击富豪的手段较多，其一是用徭役折磨富户。李仕开，操履严正，居宁波城北。当元末，杜门为子弟择贤师友，不妄交游，以故，三个儿子，学问渊博。洪武初，郡国例造战舰。吏以李仕开饶财，要李仕开负责督造。军舰造好后，使者检验质量，说材料质量不好，准备将李仕开送到刑部大牢。其儿子李本代父受罪，到南京刑部。一年后，被放回。经此折腾，李氏几破产。过了十年，李仕开又富了起来，地方政府又要李仕开“主料量”，结果，仓库大米被盗，李氏又因此得罪，定为死刑。十九岁的三子李忠谦“荷械诣官”，说：“盗米者囚，罪当死，幸释老父。”地方官看看其样子，同意了，结果，李忠谦虽免死，但被黥刑，发配辽东，最后死在辽东^[5]。镜川杨氏先祖杨汶，字浩卿，元末明初人。“以资甲于乡”，洪武间，“治豪右方严”.杨汶自认为是族中豪右，怕受到打击，“乃散其家千金”，避居人迹罕到处。杨汶《移居葑里》：“扰扰征徭八九年，千金散尽一身全。移居近向三家市，负郭唯余半顷田。满圃松葵含暮雨，绕门桑柘霭春烟。日高柴户无人到，醉向花阴自在眠。^[6]'据此，杨汶是为避繁重徭役而散财千金的，最后只剩下郊区的半顷田。一个积财的富商家庭，两次受到折磨；而散财的富人，则避免了灾祸。但结果都一样，富室家道中落。杨守陈讲到其家族中落史时称：“当宋元世，族蕃家盛，居室亦繁且侈矣。国初，以豪右抵禁，曾祖、祖相率而避地，于是，杰栋华榱，鞠为蓬藋，久而故址陵夷，漫莫之省。”^[7]一个富室就这样中落了。

其二是强制移民。永乐元年（1403），诏徙江南闾右实北京，黄艮也在名单之中。13岁的儿子黄润玉替父解忧，上官府，要求代父移民。次年，黄润玉随移民到达北京.在都门外十里造房居住下来。新移民区“沙漠寒沍，茫无人烟”。黄润玉“倾皆给徭赋，垦圃鬻蔬”，在大家认为“生人或不堪其劳瘁”的艰难状况下，黄润玉挺了过来^[8]。高桥章氏，“素以资雄”。永乐初，徙江南闾右实京师。19岁的章和为县学庠生，其时，父亲已死，长兄料理家政，弟弟尚小。因此，章和主动要求代兄迁移。章和落户大兴县，在安定关内建造了平房，"垦荒作圃，艺疏自给”。有空的时候，“教授生徒”，如此，“资渐裕”。因为站稳了脚，章和就将侄子章绘、章绍，侄孙章镒，招到北京，亲自教育。后来，章绘、章镒皆中进士，章绍中举人，从此，高桥章氏成为世族^[9]。栋社沈氏也是闾右。永乐间，沈益代从父沈琦“以闾右实京师”^[10]。如此，沈益就在北京定居，后其子沈应奇官至中书，卒于嘉靖初年。鄞县人吴江，“正统间，以闾右徙京师”^[11]。这说明，迁闾右实京师计划，到了正统年间，仍在执行。虞谦之也是被迁移到北京的富户，成化十年（1474），“从富民籍亡归，有司逮捕甚亟”。其时，典谦之年纪已经很大，其父想让次子虞讙代兄应役，幸杨守随出面说情，得免^[12]。由于富民籍是强制性“充军式”迁移，不准回迁，甚至不准回乡探亲，再加上不适应北京的生活条件，许多胆大思念家乡心切的人经常会逃回家乡。地方政府一旦发现，就要逮捕。

其三是戍边。“国初，江南富人率编置尺伍”，鄞县富人戴昇“适长区税，遂父子戍边”，效昇迁云南，而其子戴钟徙大宁之营州^[13]。

由以上点滴信息，可知洪武年间打击富豪的力度有多大。国家强行将富人移民，这正是汉、明两朝的特点。

虽然在朱元璋父子时代，实行了严厉的打击商人政策，但不可能彻底消灭商业的存在。明代中叶，随着农耕经济的自我积累，商业有了量上的增加，商人也逐渐增多。在打击商人的时代，关于商人的文献记录十分可怜。我们只能通过零星的文献记录，了解明代宁波的商人与富户。

因农致富的新富人。永乐间，李山如以税户人才，授鸿胪寺序班，枳资至兵部郎中^[14]。这位李山如，是一花钱买官者，自然是一富户。徐时进的祖先徐景礼，明初人，“沉雄有度，饶于资”^[15]，说明也是一位富户。螂县栋社孙氏也是商人。“那土瘠而民贫，稍有富者，率若江沤之起灭，而非多行无礼而天不祐乎！唯吾乡孙氏富而有积善，累叶益昌，天可征也。”^[16]鄞县商人起灭无常，显然是外部政治环境恶劣的结果。孙氏因为积善，疏通了社会关系，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以，才得以生存发展。陆氏为雨上四大姓之一。陆儦在父亲死后，“独肩家政，铢金寸帛，不入私室”，将弟弟陆偁及几个侄子培养成进士。”好施予，贫者称贷，如欲与之，券亦不却，旋即亡之。弘治间，以输助，授富义郎”^[17]。显然，这也是一个富商，否则，不可能培养出几个进土，有钱揖赠。定海薛俊的父亲薛通，可能也是一位商人。“嗜善好施，人告以不给，辄捐所余赈之。后因子业儒，对众天，焚其货约。临终复以嘱其子，迄今人呼为薛外公。”^[18]薛二浙，字朝宗，“生平好施济人，有贷者罄赀以予，背则焚其券”^[19]。以上六个家庭，没有点明因何行业致富。不过，从借贷、输饷等因素来考察，应是因农致富者。这符合逻辑。在得到国家鼓励的农耕领域，通过辛勤的积累，有可能成为新兴的富户。

因贸易致富者的出现。城西董氏，则是经商发财者。董锐是御史董琳侄子，给事董鏊弟，大体生活在明中叶。“遇岁饥，出粟煮糜活人。国赋不足，郡守贷锐二千金，锐即捐助，代贫民之逋。守上于朝，七品散官”^[20]。宁波知府向董锐借钱交国赋，确实不简单。有一天晚上，有50个人敲门，准备抢劫董锐家。董锐不慌不忙地拿出酒食，供这些人吃喝。酒足饭饱以后，再给每个人发了50两银子，对他们说：做人应该自爱，我难道不能将你们绳之以法？这批人叩头谢恩而走。过了5年，这批人拿了银子上门来谢董氏，说：那天全靠您的接济，我们靠了这批本金，好好经营，发了点小财，家里都搞得不错，现在就把这笔钱还给您。此事，一时在宁波传为佳话。城西到宁波城内，有一条河，行人过往不便，董锐出资造了一座桥，名为望京桥，至今造福于人。“诸善行甚多，详见旧志”^[21]。行善是需要经济实力的。这位有能力做好事的董锐，可以肯定是商人。按50人，人得50两计，共有2500两银子。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银子的商人，应该还是一个大商人。董氏因为是本地大富户，所以，才会遇到强盗打劫之事。

天顺、成化、弘治间，宁波商人开始有到外地经商者。天顺年间，有宁波商人到“苏、杭等府货卖”^[22]的记录。成化五年（1469），孙珂“往商于陕”。由于交通、信息传递诸因素，商人在外经商，一去就是20年，如失踪似的。弘治二年（1489），其子孙愕中举人以后，“治装之陕右，道里阻修，备尝艰险，竟寻得其父以归”^[23]。由此可见，长途外出经商者的艰难，也难怪商人被视为重利薄情之人。定海人贺孟员随父戍辽东大宁卫，“尝商于南州”，“又贸木棉于丁家道口，赀货既出，值天亢旱，孟员不忍人艰食，弃券而归”^[24]。贺孟员是一位随迁家属，他会想到经商，正显示出宁波人经商意识之浓厚。他过于仁慈，自然也难以做大。

张氏是宁波大家族，“以多财雄于甬上”^[25]。张邦奇父亲张时敏，少承家学，通经史百家言。弱冠，补诸生。参加了一次乡试，没有中举，从此就放弃考试。后来经商，“与人相贸物，察其色至厌足乃已。虽为所绐，弗较。人稍失利，则旬月不能忘”^[26]。

嘉靖间，宁波城内东门口，有一王姓皮货商人，“家累千金”，知书，对丰坊十分推崇，经常送一些礼物给丰坊，但从不讲回报。丰坊不解，问书童，书童告诉他：“此人好像要得到您的大号题字。”丰坊就写了“阑坡”。有一个书生看见了，说“这不是东门王皮吗”？王姓商人知道后，开心得.不得了，说：“我在这个城市中，就像虱子一样的渺小；您却把东门送给我，这不要太大了。皮有什么不好，我正贮藏着羊皮，等待着百里奚那样的名人出现。”当下，准备了一份厚礼，上门拜访丰坊。丰坊一听此事，大惊失色说：“这个人会讲出这种话？这可是一位有道术而藏身于市场中的了不起人物，可以成为我的老师了。”于是，延为座上客。王姓商人很谦虚，送完礼没有多讲就赶快出来了^[27]。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姓商人及相关的一些商业信息。一是说明当时宁波城中，有来自各地的商人，经营各种货品。二是当时的东门口是宁波的商业中心。三是商人地位不高。在传统的四民社会中，士是最高层次的人，商人地位最低。士大夫是当时社会的中心人物，商人想和士结缘，想通过士大夫来提高地位。丰坊写“阑坡”，原有嘲笑之意，不意却被聪明的王姓皮货商解为抬高自己的话。这相反的解释，显示的是王姓商人的商人意愿。商人是社会底层人物，有求高之愿。

以上三个事例表明，明中叶，因国内贸易的出现，宁波新兴的商人零星出现。

同时，由于中外朝贡贸易的存在，宁波出现了不少外贸商人。李氏是宁波城内的大家族，李端是著名文人，“岛外诸国由海道入贡”，“俱求得先生赠言以为重”^[28]。由于李氏与日本贡使关系密切，李端的三个儿子与日本做贸易生意。“诸弟尝出财与贡夷互市，负夷钱十余万。夷控有司，罪当死”。幸长子李正华“为破产以赎，事得已”^[29]。具体时间不详，应该在成化、弘治年（1465-1505）间。这个事例，正好和朱漆匠事相类似。朱漆匠世居宁波灵桥门，从事古董生意。弘治九年（1496），日本商人汤四五郎通过市舶司行人向宋素卿父朱漆匠订购漆器，预付了钱。哪知，朱漆匠花完了钱，却拿不出货。到了日本贡船归国日期，朱漆匠仍发不出货，日本商人汤四五郎准备将朱漆匠状告到地方政府。浙江市舶司行人怕受到上面的谴责，协助汤四五郎，向朱漆匠催付货物。朱漆匠实在想不出办法，就拿儿子朱缩作了抵押^[30]。这两个例子的共同特点是“负夷钱”，也即收了日本商人的订金，但发不出货。何以发不出货？直接的可能是收不齐货，而收不齐货的直接因素可能是政府不允许向外商供货。这里出事的核心是，采购不到货和商品卖不出去。

到了嘉靖年间，朝贡贸易体系崩溃，走私贸易盛行，宁波双屿港自发成为国际性走私贸易港。福建商人开辟了双屿港，其后，浙江商人、安徽商人也加入贸易队伍。1526年，葡萄牙商人首次来到浙江宁波外海的双屿港。在此前的1524年及此后，日本贡船也参与了双屿港国际贸易活动。日本民间商人则1545年才进入双屿港。嘉靖十九年前，双屿港属自由发展时期；嘉靖二十年后，出现海商集团化现象。从最近发现的新材料来看，自1526年以后，双屿港一直处于逐渐发展之中。双屿港发展比较快的因素有三：一是国际贸易高额利润的吸引，二是受到了地方势力的保护，三是海商武器的先进。双屿列港是一个港口群概念，至少分北港与南港，北港即大麦坑，南港即双屿港。六横岛东南部台门港一带，可能有一个葡萄牙贸易区。双屿港是中转港，商人、货物进进出出，数量不是固定的。有上千人居住，上万人进出，大体是可信的。这确实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国际民间贸易港。双屿港的兴起，是中国贸易中心北移的表现。双屿港的兴起，正是江南经济发达的产物与表征。背靠发达的江南经济，外负东洋与西洋冒险商业，宁波双屿港成为当时江南最大的中外贸易中转港。双屿港的消失，使宁波失去了成为东亚国际贸易中心的机会。

在海禁政策下，宁波的中外贸易是一种走私贸易，发展条件十分恶劣。有两个商人，拿着两只大箱子，要求寄存到屠隆父亲屠浚家中。箱子运到居浚家后，船夫偷偷一打开，发现都是些珊瑚、玳瑁、香药。屠浚惊奇地说：这些都是禁物.应当充公，并且可能会被判死刑。那商人知道后，暗中到屠浚家，跪在地上求饶，愿意以一半货物作为屠浚的祝寿费，希望不耍报官^[31]。这个故事透露出的信息是，商人在暗中进行走私贸易。商人只要有利，就会铤而走险。因为是政府禁止的东西，一般的百姓都是怕的。

海外贸易中产生了一批新兴商人。晚明时期，定海商人严翠梧、方子定等人从事海外贸易，往往“以数十金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余金之船，卖千金而返”^[32]。这表明，当时从事海外贸易，利润率比较高。外地来宁波经商者也不少。宗谊祖先是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后来因经商.移居宁波。“徽俗，以懋迁有无为业。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宗谊家族正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宗氏居雨东，说明也是一个靠海上贸易起家的商人。从时间上倒推，宗氏祖先到宁波从事贸易生意，当在嘉靖年间。到了万历至崇祯年间宗谊父亲一代时，宗氏家族“以此豪于资”。宗谊“性所好独在诗，绕状阿堵，绝口不道，若篓儒然”。拥有了那么多的家财而不肯讲，绝对不是什么美德，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露富。清初时，宁波抗清义军缺乏军费。宗谊“慨然发其家，得十万金，径送钱督师营”。后来，军队到海上，军费仍不够。宗谊又最后“货其田园、奴婢之未尽者，以应之”。到了这个时候，宗谊已倾家荡产，“无担石之储”^[33].宗氏家族，一下可以拿出十多万家产，可见货易生意做得十分大。定海人李之挺是一个诸生，“有闽商寓其室”^[34]。这显然是一位租借定海人房子的福建商人。这说明.当时到宁波经商的人较多。

到了晚明，宁波港已经成为一个国内贸易港，规模十分小。·在国际贸易无望的情况下，宁波商人转而向内陆发展，瞄准了国内贸易市场。贸易的发达，有一定的特殊要求。从当时的整体情况来看，宁波各地城市的发达程度不及太湖流域其他城镇。也就是说，宁波本地不是理想的贸易之地。故而，有眼光的宁波商人，往往到外地经商。当时南北大都市区北京、苏州、南京一带，都有宁波商人。晚明时期，苏州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宁波商人比较早地进军苏州。邮县徐氏家族的徐昂、徐佩、徐桂在苏州经商，成为“姑苏大贾”^[35]。鄞县李氏的李邦华、李邦综、李贤升，也是“服贾四方”“服贡市廛”^[36]的商人。万历年间，宁波孙春阳（1573— 1634）在苏州开设著名的南货铺。孙春阳到苏州开设南货铺，出售南北货、海货、腌腊、蜜饯、酱货、蜡烛等货物，“其店规之严，选料之精，合郡无有也”，成为“天下闻名”的南北货铺^[37]。北京作为首都，也是宁波商人涉足较多的大城市。北京的宁波商人，部分是永乐以后逐步迁移北京的宁波富民后裔，更多的是从宁波来北京经商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约在天启、崇祯年间，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了一本县会馆。据1924年立的《四明会馆碑记》，北京邺县会馆初创于明末，是由邮县药材业商人集资建立的。药材业是宁波商人的一大强势行业。有胆量走出去创业的商人，往往是成功的商人。所谓宁波帮，正是由这群闯荡江湖的宁波商人构成的。

绍兴的师爷，宁波的商人，开始在晚明时期逐渐出名。万历十五年（1587），陈洪宪（1572—1631）“年十六而孤，家贫，弃举子业，设廛以养其母”。崇祯间，其子陈文奂因火灾诸因素，也“弃举子业，治生以奉母”^[38]。陈氏父子弃举子业，走上经商之路，这正是典型的由儒而商者。由于晚明科举竞争的过于激烈，部分读书人不再迷恋于举业，纷纷走上更为现实的经商之路。万历二十五年（1597）成书的《广志铎》是台州文人王士性写作的一部人文地理游记，讲到宁绍地区，称“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39]。这是说，宁绍地区重视科举，其亲朋好友借此营生。科举之路走不通之人，转而做师爷、商人。所谓绍兴的师爷，宁波的商人，是就职业人群的主体来源而言的，并不是绝对概念。两者之间，两个地区的人显然是有交叉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浙东地区“人大半食于外”现象。此中原因，一是人多地狭，二是因自然条件恶劣而导致的经济不发达，这两点使本地无法消化这批多余人口的就业问题。为了生存，浙东地区的人们纷纷外出谋生，从而形成中国早期的职业群体。

商业发达，带来了宁波社会风气的变化。“隆、万后，有士宦挟重贤者，遂开奢荡之风，其俗所由变邪”^[40]。这里点出一个十分重要的时间点，即隆庆、万历年间以后，宁波仕宦口袋有钱后开始追求物质享受，社会风气大变，由淳朴而奢华。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注释

[1]方孝孺：《方孝孺集》卷二十二《故中顺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参议郑公塞表》。

[2]张时彻：《芝园定集》卷二十一《族谱》，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82册，63页。

[3]徐兆昺：《四明谈助》卷十三《北城诸迹四上·冯家库》，第372页。

[4]谈迁：《国榷》卷九，第698页。

[5]徐兆昺：《四明谈助》卷六《北城诸迹一上·李氏旧宅），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6]徐兆昺：《四明谈助》卷十五。

[7]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二十四《对鸥阁记》。

[8]杨守陈：《南山黄先生墓碣铭》，徐纮《明名臣琬琰续錄》卷十三。

[9]徐兆昺：《四明谈助》卷四《四明山落洋脉西塘河以北诸迹·高桥章》，第104页。(www.xing528.com)

[10]徐兆昺：《四明谈助》卷三十八《东四明正脉下·栎社沈氏》，第1242页。

[11]蒋学镛：《鄞志稿》卷六《吴桓》，第399页。

[12]康熙《鄞县志》卷十八《虞讙》，第637页。

[13]戴鱀：《戴中丞遗集》卷六《员外郎连城县儒学教谕茂轩戴公行口实录。

[14]徐兆禺：《四明谈助》卷六《北城诸迹一上·孝闻坊李氏，第164页。

[15]徐兆昺：《四明谈助》卷八《北城诸迹一下·徐廷尉第》，第223页。

[16]杨守陈：《杨文懿公文集》卷五《心远轩记》。

[17]徐兆昺：《四明谈助》卷十六《南城诸迹一下·陆榜眼第》，第475页.

[18]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三《薛通传》。

[19]民国《镇海县志》卷二十三《薛二浙传》。

[20]赤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八《王国祚》。

[21]徐兆禹：《四明谈助》卷六《北城诸述·城西董氏》，第176页。

[22]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卷三《商贩》。

[23]康熙《鄞县志》卷十八《孙锷》，第637页。

[24]光绪《镇海县志》卷二十五《贺孟员》，第484页。

[2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七〈张丈韫山墓志铭》。

[26]徐兆禺：《四明谈助》卷十六。

[27]徐兆昺：《四明谈助》卷三十《西郭南郭·城西丰清敏公宅》，第981页。

[28]徐兆昺：《四明谈助》卷十四《北城诸迹·车拚李氏》，第407页。

[29]徐兆昺：《四明谈助》卷十四《北城诸迹·车轿李氏》，第408页。

[30]郑舜功：《日本一鉴》之《穷河话海》卷七《市舶》。

[31]徐兆昺：《四明谈助》卷三十三《北郭·屠氏旧宅》，第1075页。

[32]王在普：《越镌》卷二十一《通番》。

[33]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卷六・《宗征君墓志铭》。

[34]光绪《镇海县志》二十五《李之挺》，第487页，续修，《四库全书》。

[35]徐志炳：《句余子传》，《四明光溪桂林徐氏宗谱》卷五十二。

[36]《迎恩桥光溪桂林徐氏宗谱》卷十四《世传》。转引自《鄞县籍宁波帮人士，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编。

[37]钱泳：《履园丛话》二十四。

[38]康熙《鄞县志》十八《陈洪宪》，第642页。

[39]王士性：《广志铎》卷四，：江南诸省·两浙》。

[40]光绪《慈溪县志·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