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摘要】史蒙卿是宋元之际浙东著名学者和思想家，他所开创的“岸清学派”是四明朱学的一支重要劲旅。史蒙卿学宗朱熹，其学以明体达用为特色，成就后学甚众。“静清学派”中坚成员程端礼是著名教育家，所著《读书分年日程》以求“实学”、育“实材”为先务，主张性理、制度、治道三者并重，重视经、史、文结合，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儒家教育思想中“学以致用”的精神，影响深远；程端学则致力于经学，尤其是《春秋》的研究，为元代东南著名《春秋》学大家，在浙东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关键词】史蒙卿 程端礼 程端学 静清学派
史蒙卿（1247—1306），字景吕，后易字景正，号果斋，自号静清先生，宋庆元府（今宁波）鄞县人。他一生追求真知，孜孜不倦，开创了静清学派，为浙东学术史增添了辉煌的一页。
一
史蒙卿出生于明州名门望族史家。该族原居住在城中西湖之上，至八行先生史诏始迁居东湖，其鼎盛之时，权倾朝野，声名显赫，“史氏一门宰相三人，执政二人，视执政恩数大臣三人，侍从二人，卿监四人，其余不能悉数也”[1]。史蒙卿之祖父史弥巩从杨简学，官至司封郎中，赠中散大夫；父史肯之，官至中大夫、荆湖北路提刑兼知常德府，赠太中大夫。先辈的熏染，在他身上掺和看似忠定公、独善先生经纶事物的入世志向与和旨先生父子甘于隐退的恬淡心境这两种不同的气质。据《清容居土集·静清处土史君墓志铭》、《宋史翼·史蒙卿传》、光绪《鄞县志·人物传五》等记载，蒙卿七岁善属文，十二岁入国子学，通《春秋》、《周官》学。时江万里为国子学祭酒，以器待之。在国子学读书期间，值其父肯之提刑湖北，曾往省亲，从朱熹再传弟子阳岊学《易》、《春秋》一年。咸淳元年（1265），登进士第，授景陵县主簿，时鄂帅吕文德檄入幕，命谕蜀帅温和解正阳之围，温疑吕，猜阻不肯发。蒙卿微语撼之，即就道调穿山盐场谕义，劝输户不知有趣。咸淳十年（1274），改江阴教授，复改平江府。后因不满贾似道当政，辞官回乡，以讲学授徒为业。“晚年罹厄穷，讲道不辍，从者益众，程端礼端学兄弟皆授业焉。”后“以天台多名山，心乐之，侨居者八年。大德十年卒，年六十”。
王应麟曾说他“思深辞悲，学陶潜得之者”[2]。然其作诗，“多感愤自喻”[3]。反映了一位有着政治抱负的士人因朝政腐败最终归于平淡，以著书授业为生的这一转变历程。
二
关于史蒙卿的学术渊源，《宋史》载：“早授业巴川阳恪。”光绪《鄞县志》云：“端礼《读书分年日程》识后云，果斋早师小阳，小阳即岊，父名枋，若恪乃子，端礼亲及蒙卿之门，未尝言其师恪。"[4]此外，袁确在《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中也提到：“太中在湖北时，遏告归省，从巴川阳公学《易》、《春秋》。”[5]显然，蒙卿师传阳岊，而非阳岊之子阳恪。可见，蒙卿的学术渊脉，上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史蒙卿也尝问学于王应麟，故《宋元学案·静清学案表》又将其列入王氏门下。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庆元府鄞县人，其为学兼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三家，”和齐斟酌，不名一师”，以博学多识著称于世。作为浙东朱学的重要传播者，史蒙卿与同时代四明地区的另一传播者黄震之学各有特色：“黄氏主于躬行，而先生务明体以达用。”[6]
关于史蒙卿的著作，《鄞县通志》载有《易究》十卷、《史氏谱》、《小学绀珠》、《果斋文集》四十卷，但其中注云：“明《一统志》称蒙卿有《小学绀珠》，案与王应麟所著同名，未知误否。”另外，袁桷所撰墓志铭中也提及他著有《静清集》一书。然到目前为止，尚未在有关文献中发现这些著作，难以考辨。由于史蒙卿的著作未能存世，我们仅能从《宋元学案·果斋训语》及其门人的学术思想中窥究其大概。
其一，接续了朱子的天理论及“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史蒙卿提出了一套“学问进修”之法，但林林总总，最终目的在于达到“志气清明，义理昭著，而人欲自然退听”。“从事于斯，无少间断，人欲日以消泯，天理日以纯熟，而圣贤之道，忽不自知，其实有于我矣。”[7]由此可知，他赞同朱子“化育流行”的观点。主张净尽人欲，使之与天地万物之理上下共流，从而进入圣贤境界。
其二，禀行朱子的“格物致知”论。按朱熹的解释，所谓“格物”，即“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所谓“致知”，即“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8]。简言之，就是推究天下万物之理，以印证吾心所固有的天理。对此，蒙卿云：“此《大学》之诚意、正心、修身所以必先格物、致知，《中庸》之笃行所以必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也。”并认为：“穷则独善其身，可以继往圣而开来学；达则兼善天下，可以参天地而赞化育，其功用有不可胜穷者。”由此观之，他将学问、求知归结于“格物致知”，显然来源于朱子之学。
其三，承袭了朱子的读书修身之法，即“尚志”、“居敬”、“穷理”、“反身”。他先是强调了“尚志”的重要性，而立志之后，便应“居敬”“以涵养其本原”，从而达到“穷理”的目的。然“既知所以穷理矣，则必以其所穷之理，反之于身，以践其实”。如此无少间断，则“人欲日以消泯，天理日以纯熟，而圣贤之道，忽不自知，其实有于我矣”。史蒙卿将此四者视为学问进修之大端，其弟子程端礼、程端学即禀此要旨治学、修身。
然而，陆学所追求的澄净心灵，对史蒙卿也有一定的影响，加之蒙卿祖上多尚陆学，使得他的学术思想中或多或少地掺杂了陆学的成分。他说：“圣狂之分，特在念与不念之间而已矣。”“盖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固有。”对此，全祖望评价说：“静清虽宗主朱学，而其独探微言，正非墨守《集传》、《章句》、《或问》诸书以为苟同者。正如东发亦宗朱学，而其于先、后天图说攻之甚力，盖必如是而始为硕儒。”[9]袁桷则称他：“于诸经穷探微旨，证坠缉缺，不溺于闻，剖释正大，而折衷一归于前哲。”[10]可见，史蒙卿虽学宗朱溪，但并非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故学有所成，而自成一家之言。
三
在史蒙卿之前，史氏家族皆宗陆学。“先是，吾乡学者，杨、袁之徒极盛，史氏之贤吉吉，如忠宣公、文靖公、独善先生、和旨先生、鸿禧君、饶州君，皆杨、袁门下杰然者也。”[11]由于史氏家族的影响，明州陆学盛极一时。然而从史蒙卿开始，在他的大力传播之下，学术风气陡然转向朱学。探其原因，除了当时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外，黄震已在此地传播朱学，为其传学打下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四明之学，祖陆氏而宗杨、袁，其言朱子之学，自黄东发与先生始”。而经史蒙卿及弟子程氏兄弟的播传，朱学在明州一统的局面最终形成。兹据《宋元学案·静清学案表》列静清学派成员如下：
蒙卿之学传至程端礼兄弟时达到顶峰，二人在学术上皆有所成，在当时颇有影响，“人以比河南两程氏”。程端礼，字敬叔，鄞县人，学者称畏斋先生。他一生致力于授业传学，“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月化”[12]。著有《读书分年日程》三卷、《畏斋集》六卷。其中《读书分年日程》将“朱子读书法六条”更加系统化、具体化，成为明清士子读书之准绳。该书注意基本技能训练，注重经、史、文的结合，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
程端学，字时叔，号积斋，端礼之弟。他淡泊名利，一心治学，“在国学时，慨《春秋》在六籍中独未有一定之论”[13]，于是致力于《春秋》经研究，有《春秋本义》三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春秋或问》十卷传世。后人评价他曰「刚明，动有师法，学者咸惮之。”其学术造诣比端礼更胜一筹。
程端礼弟子众多，其中较为出名者有蒋宗简、乐良、戚秉肃、王楚龟、徐仁等。蒋宗简，字敬之，明州人。幼尝受经于天台翁伯章，后师事程端礼，遂弃科举之学，日与里人郑觉民、王厚孙讲明正学，史称其“凡天人性命之本，古今治乱得失之迹，靡不参究”。乐良，字仲本，定海人。少有大志，究心圣贤之学，虽师事端礼，但端礼以老友视之。元至正年间（1341 — 1368），征为贤良，至京，与黄清、王祎、揭傒斯多有交往。后见朝政腐败，遂归隐居于大浃、小浃之间，筑室其上，以读书自娱。明初，辟为定海学教谕，“循循善诱，课试有方，一时英俊若张信、陈韶辈咸出其门”。戚秉肃，号砺斋，嘉兴人。因其兄仕浙东，遂受业于端礼门下，得其为学程法。
张信，字诚甫，定海人，弱冠补诸生，洪武二十七年（1394），中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三年后，迁侍讲，‘拾遗补阙，“直声振朝宁”[14]。后因耿直而惹怒明太祖，被诬为结党营私，弃市，“人咸惜之”[15]。
元代，随着程朱理学独尊地位的确立，理学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全面渗透到教育领域，从而形成了理学教育一枝独秀的局面。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便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并对当时及以后的教育实践起过较大影响的一部理学教育规程。
一
程端礼（1271 —1345），字敬叔，号畏斋，庆元府鄞县人，元代著名学者、理学教育家。端礼出生于世宦之家，其曾祖父振父在南宋时曾任职平江府百万仓司门，祖父在孙知平江府常熟县事，父立为乡贡进士，元朝赠郊祀署丞。程端礼幼年时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史称其在卜五岁时，即能”记诵《六经》，晓析大义”[16]。及长，与弟端学俱受业于朱熹后学、浙东著名学者史蒙卿，以传其明体达用之学。约在元武宗至大（1308—1311）、仁宗皇庆（1312—1313）间，因人保荐，授为广德军建平县教谕，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此后，他历任池州建德县儒学教谕、信州稼轩书院山长、建康江东书院山长、铅山州儒学教授，终以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其任教职期间，所到之处，复学田、增学舍、修庙学，积极推动地方教育的发展；讲学则色庄气夷，循循善诱，为学子所宗仰，人或比之河南程夫子。史载其在建康江东书院时，因教学有方，学者歙然归之，当时尚在潜邸的文宗闻其名，“遣近侍子弟来学，赐以金币牢醴，礼遇甚至”[17]，足见其影响之大。他的教育思想，则集中体现在《读书分年日程》之中。
《读书分年日程》又名《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进学规程》、《读书工程》，初成于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建德县儒学教谕任内。此后，程端礼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又作反复删修，遂成定本，并于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刊刻于甬东家塾。关于是书之作，程端礼在《自序》中做了明确的交代，他说：“今士之读经，虽知主朱子说，不知读之固自有法也。读之无法，故犹不免于以语言文字求之，而为程式之资也。”所谓“读之无法”，即不知读书为明理之要，读书有本末之序。鉴于此，他“一本辅汉卿所粹《朱子读书法》修之，而先儒之论有裨于此者亦间取一二”，辑成《读书分年日程》。是书撰成后，程端礼本人极为自负，以为：“欲经之无不治，理之无不明，治道之无不通，制度之无不考，古今之无不知，文词之无不达，得诸身心者无不可推而为天下国家之用，窃意守是庶乎本末不遗而工夫有序。”便可成为“玩索精熟而心与理相浃，静存动察而身与道为一，德形于言辞而可法可传于后”[18]的圣贤君子。
由此可见，《读书分年日程》是针对宋末以来学子读书不知其要而作，它是以程朱理学派的“明体达用”思想为出发点，以《朱子读书法》为依归，在广泛吸收前人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教学实践活动而撰成的一部教育著作。
二
《读书分年日程》凡三卷（附卷首）。全书结构为：首为纲领，内辑录朱熹《白鹿洞书院教条》，程端蒙、董铢《程董二先生学则》，真德秀《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等理学教育学规以及朱熹、史蒙卿等人的教育理论与读书法，古人读书法等，以示圣贤教人为学之宏纲大目；次为读书程目和分年，以朱子“读书六条”为纲领，规定读书程限、书目和为学方法，此为全书的核心；又次收入王柏《正始之音序》、贾昌朝《字音清浊辨》、郑樵《假借序》、朱熹《学校贡举私议》和《调息箴》及其本人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作为全书的补充。就其内容来看，集中体现出以下特点：
把道德培养放在教育的优先地位，是儒家教育的一大传统。宋元时期，无论是程朱理学派还是陆九渊心学派，虽然在为学的方法与途径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教育的终极目的上则保持异常自觉的认同意识，即培养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道德之士。如朱熹就指出：“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做人。”[19]认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20]陆九渊也说：“人生天地间，为人自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21]而受教育的阶级性决定，其所谓的“为人”，即是把学生培养成能自觉恪守封建伦理道德、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引为己任的圣贤君子。
作为封建纲常礼教的忠实卫道士，程端礼与其他理学教育家一样，始终如一地坚持把道德养成放在教育首位。在《读书分年日程·自序》中，他明确指出：“孔子之教序，志道据德依仁居游艺之先，《周礼·大司徒》列六艺居六德六艺之后，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并批评当时的学风：“今父兄之爱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岂特子弟与其师之过？为父兄者，自无一定可久之见，曾未读书明理，遵使之学文；为师者，虽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瞿自见，不免于阿意曲徇。失序无本，欲速不达，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书无一种精熟，坐失岁月，悔则已老。且始学既差，先人为主，终身陷于务外，为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他认为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求道明理，进德修身，通过读书，使“理与心相浃，身与道为一”，这才是为学之本；若不本于此，贪多求广，务记览为词章，便是溺于记问的务外之学。正因如此，《读书分年日程》首先把充斥封建日用常仪规范和道德说教的《白鹿洞书院教条》、《程董二先生学则》、《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及“朱子读书六条”等作为学生的行为准则和人道之方的总纲领，并将之具体贯彻于各阶段的教学实践过程之中。
由此可知，德性为本，技艺为末，便是程端礼所谓的“本末之序”；德行为主，技艺兼顾，便是其所谓的“本末不遗、而为学“工夫之序”，实际上便是通过学、问、思、辨等穷理工夫，下学而上达，使理与心浃洽，身与道合一，成为符合封建道德规范、无处不尽其道的志士仁人。如此，在程端礼的教育观中，其重视道德教育、培养圣贤人格的思想倾向使一清二楚了。
“朱子读书法”散见于《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和《四书集注》等著作中。南宋理宗时，朱熹门人辅广辑成《朱子读书法》一书，后度正又令于和之校刊，开始流布于世。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张洪、齐熙又以其“疏略未尽，杂乱无伦者间亦有之”，遂“因其旧文，及取文公之言此而汉卿之未录者，相与搜集附益，更易次第，先定纲目，以载书之所当读之故，与读之所当务之说，复于中撮其枢要，厘为六条”，刻诸邺县学宫[22]。所谓“六条”，其序目依次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和居敬持志。程端礼《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所云“其门人与私淑之徒，会萃朱子平日之训，而节取其要，定为读书法六条”，即指此书。
自《朱子读书法》问世后，特别是入元后随着程朱理学与科举的合流，是书受到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朱熹的读书六条也被奉为圭臬。身为理学教育家的程端礼更是如此，他说：“自孔子有‘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之训，以颜子之善学，其赞孔子‘循循善诱’，亦不过日'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已。是孔子之教，颜子之学，不越乎博文约礼二事，岂非以学者舍是无以为用力之地与？”而朱熹平日教人之旨，“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六条者，总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读精思、切己体察之两条。盖熟读精思即博文之功，而切己体察即约礼之事。”这样，就把朱熹读书六条与圣贤之学牵合在一起了。他进而指出：“学者读书能循是六者，以实用其力，则何道之不可进，何圣贤之不可为！使朱子复生，身登其门，耳闻其诲，未必若是之详且要也，学者可不自知其幸与？”[23]推敬之情，溢于言表。
程端礼自称《读书分年日程》一书依《朱子读书法》而修之，事实确是如此。朱熹认为：“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24]居敬就是读书时要收敛身心，精神专一；持志就是要恒守学为圣贤而后已这样的远大目标，勇往直前，决不动摇。对此，程端礼在《读书分年日程》一书中大量引用朱熹“居敬持志”言论，并指出：“必以身任道，静存动察，敬义夹持，知行并进，始可言学。”强调志学之年，便当“尚志”，即树立“为学以道为志，为人以圣为志”[25]的远大志向，并把“居敬持志”列为朱熹读书六条之首。
所谓“循序渐进”，朱熹说：“以二书言之，则先《论》而后《孟》，通一书而后及一书。以一书言之，则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约其课程而谨守之。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能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蹦之患矣。”[26]就是说，读书要遵循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点滴积累、逐步深化的原则，不可好高督远，求欲速之功。对此，程端礼也反复强调，读书要”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必待一书毕，然后方换一书，并不得兼读他书”[27]。他的分年式阶段教育规程，便是“循序渐进”原则在实际教学中的体现。
此外，程端礼对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等也作了阐发。如他认为读书时要有独立思考意识，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先入为主，自以为是，“既不可先看他人议论，如矮人看场无益。然亦不可先立主意，不虚心也。[28]读之缓而又缓，思而又思，做到“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极其精，合之无不贯，去了本子，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29]，并将这些原则——贯穿于其《读书分年日程》之中。
所谓“分年”，即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确定学程，在不同的年龄段规定不同的教学内容、方法和任务。在《读书分年日程》中，程端礼把整个学程分为三个阶段：八岁前为启蒙教育阶段；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教育阶段；十五岁至二十四五岁左右为成人教育阶段。从而体现出分阶段教育的特点。
启蒙教育阶段：每日读程端蒙编、程逢源增补《性理字训》纲三五段，又于饭后记说朱熹《童子须知》一段。程端蒙把这两部理学启蒙教材代替以往的童蒙教材《蒙求》、《千字文》等，目的是让受教育者的心灵自小就打上理学的烙印。
小学教育阶段：依次读《小学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及《春秋》三传等经传正文凡十五种。读书的方法是：一是“看读”，随日力性资，自一二百字，渐增至六七百字，至近千字乃止。每一大段内须分小段，每一小段需看读百遍。二是“背读”，每小段背读一百遍，然后通大段背读二三十遍，次日晨起，再背读已读册首书至昨日所读书一遍。无论是看读还是背读，“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要达到“无一句生误”为止。三是“思”，在背读时要思，即反复玩索，”字求其训，句求其义，章求其旨。每一节十数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以达到“理与心浃”的境界。这实际上是要求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内容。四是“说，先说他人注解透彻，再说正文每句大义、每段大义，直至精确成文。通过读、背、思、说，融会贯通，最终对所习内容达到“烂熟"、“明透”的程度，即“去了本子，信口分说得出，合说得出，于身心体认得出”。
习字、考字和演文训练，也是这一阶段学习的重要内容。“习字”即练习书法，先用名家字帖影写，集中一二月时间，每日影写二至四千字，掌握书法要领，为以后“运笔如飞，永不走样”打下扎实基础。“考字”则先看《说文》、《字林》、《六书略》、《切韵指掌图》、《正始音》、《韵会》等书，以求音义、偏旁、点画、六书之正，择常用之字先考，每日考三五或十数字。“演文”以《小学书》作口义，每句先逐字训之，然后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结一章之义，以培养学生口头表述能力，并为以后作诗、作对打好根基。
程端礼认为，学子如能依此读书，则约用六七年之功，至十五岁前，便可熟练掌握《小学书》、四书及诸经正文。
成人教育阶段：在该阶段，依次读《大学章句》、《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庙章句》、《或问》，再抄读《论语或问》之合于《集注》者、《孟子或问》之合于《集注》者。《四书集注》的读法依读前书。《四书集注》读毕，治《周易》、《尚书》、《诗》、《礼记》、《春秋》“五经”。治“五经”包括抄与读两方面内容，抄即抄写正文、古注疏及以程、朱为主的理学家经解等，读法则依读前书，即以玩索精熟为度。
程端礼指出，若能坚持正确的为学方向，谨守朱熹读书六条，经三四年时间专治《四书》经、《注》、《或问》和本经、传、注及性理诸书后，则“敬义立，而存养省察之功密，学者终身之大本植矣”[30]。
在此基础上，学者便可进入读史与习文阶段。治史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主，参看朱熹的《资治通鉴》及《史记》、《汉书》、《唐书》、《唐鉴》等，虽不必如读经之遍数，但亦应反复熟看，如一事之始末，一人之姓名、爵里、谥号、世系，皆当仔细考求强记；又须分项详看，如君臣心德之明暗，治道之得失，纪纲之修废，制度之因革，国本之虚实，天命人心之离合，君子小人之进退，刑赏之当滥，民生之休戚，风俗之厚薄等，皆当思玩其得失，耍求“每事以我得于《四书》者照之，思其得失，合如何论断，合如何区处”，一有心得或合记者，随时用簿册抄记；再参诸儒论断、管见、《纲目》、《凡例》等，以“验学识之浅深”。
习文则先读韩愈文，以掌握“作文骨子”。具体方法是：抄读真德秀《文章正宗》内所录韩文“叙事”、“议论”两体兼备者，正以朱熹《考异表》，表以谢枋得《文章轨范》所作批点。既读之后，又须反复细看，每篇先看主意，以识其纲领；次看叙述方法，以识其篇法；再把每篇分为小段，从小段中看章法，于章法中看句法，于句法中看字法。如此，便可了解通篇旨意，掌握为文之法。次读《楚辞》，以求掌握“作古赋骨子”。要求在读《楚辞》时，正以朱熹《楚辞集注》，详其音读训义，并通篇成诵。程端礼主张学习文章工巧、识文法，但坚决反对拘泥于模拟。他认为，文章有法而无法，无法而有法，“有法者，篇篇皆有法也；无法者，篇篇法各不同也”，关键在于要把握为文之根本，即“在我经史熟，析理精，有学有识有才，又能集义以养气，是皆有以为文章之根本矣”。如此为文，则犹如化工赋物，自然而然，”不作则已，作则沛然矣”[31]
成人阶段的最后一项内容是学作文，以应科举。内容包括：看韩愈全集，选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家文体，以掌握展开间架之法；熟读《史记》、《西汉书》，以掌握载史叙事之法，兼可备将来史笔之任；学策文，则以《四书》为本，略看汉、唐策论，陆宣公奏议，朱熹封事书疏，宋名臣奏议等，以学陈利害。至于当代时政得失，亦须深究；学经问，则以《大学》、《中府或问》为法；学经义，则可模仿《或问》文体，依朱熹《贡举私议》作义法为佳。
程端礼认为，《资治通鉴》、韩愈文等既看读之后，约才二十一二岁；可以二三年之功，专力学文，才二十四五岁；若前有失时失序者，不过再花二三年功夫。这样，大抵在三十岁之前，学子便可完成所有学业。
如果说“分年”从总体上规划了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任务的话，那么，“日程”则具体规定了每日每周的读书任务。在“日程”中，程端礼首先把每日划为清晨、白昼和晚上三个单元，以数日为一周期，相应安排学习任务。如小学阶段：以四日为一周，三日读经，一日习字演文。大学阶段：读史以五日为一周，其中三日读史，二日温习《四书》、本经、传、注与性理书；读文以六日为一周，其中三日读文，三日温习《四书》、本经、传、注、性理书与史书；学作文以十日为一周，初学时九日读文，一日写作，待掌握各类文体后，即增加周内写作的天数。
其次，程端礼根据每周内的学习内容制成“日程空眼簿”，即“依序分日，定其节目，写作空眼，刊定印版，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凭用功”。在小学阶段，读经与习字演文，必须分日印簿；到大学阶段，“唯印读经日程，待《四书》、本经、传、注既毕，作次卷工程时，方印分日读看史日程。毕，印分日读看史文日程。毕，印分日作文日程”。他认为，这一先后次序、分日轻重，“决不可紊”，必须严格执行。“节目簿”的作用在于：学生可凭此用功，自我检束；教师可藉此考核学生，督促其学业，并及时调整教学内容，使“师生两尽，皆可自见”[32]，最终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由此可见，《读书分年日程》融教育目的、内容、方法、计划于一体，对理学教育各个阶段的学规、内容和方法做了系统的总结，同时把阶段性教育任务和总体性教育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部最为完整的教育学规。它不仅集中体现了程端礼的教育思想，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私塾教育发展到元代已趋成熟，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三
自《读书分年日程》问世后，江浙一带的私塾、书院或刊或钞，纷纷采用其法。同时，是书也引起了元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国子监以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33]。至明代，诸儒读书仍“大抵奉为准绳”。清初著名理学家陆陇其对《读书分年日程》更是推崇备至，以为其“本末具而体用备，诚由其法而用力焉，内圣外主之学在其中矣”，甚至认为：”是编之法，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也。”力倡学者读书为革守是编之法”[34]。
我们认为，作为一部理学教学规程，一方面，《读书分年日程》以人伦常仪教育为起点，以培养圣贤之才为终极，始终与统治阶级的人才培养目标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同时，书中所标榜的“学天下第一等学，作天下第一等文，为天下第一等人”[35]，极大地迎合了封建士子读书做官的心理，故而为统治者所重视，为广大士子所青睐，其时代局限性是极其明显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读书分年日程》以求“实学”、育“实材”为先务，主张性理、制度、治道三者并重，重视经、史、文结合，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儒家教育思想中“学以致用”的精神，这对纠正宋末以来理学末流的空疏学风和不良士习是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的。此外，书中所提炼出的诸如循序渐进、劳逸结合、学思并举、博约兼顾等读书方法和教学原则，在现代教育中仍不乏其合理的“颗粒”，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程端学为元代著名学者，其为学宗程、朱，是浙东四明地区朱子学的重要传人。他的经著《春秋本义》、《春秋或问》与《三传辨疑》，对后世《春秋》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本部分拟就程氏在《春秋》学上的成就作一初步探析，以期引起学界的重视。
一
程端学（1278—1334），字时叔，号积斋，学者尊称为积斋先生，庆元府鄞县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举进士第二，调仙居县丞，未行，改授国子助教。在国子监期间，因与国子司业张临慎论学不合，“未及考，既注代”。时宰相素闻其名，留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为学士虞集等学者所推崇。后出长筠州幕，卒于任上[36]。
程端学虽与兄端礼同出师门，然两人个性迥异，学术成就也不尽相同。史称端礼“色庄而气夷，善诱学者，使之，日改月化”，而端学则“动有师法，学者以其刚严方正，咸严惮之”[37]，一慈一严，“人以比河南两程氏”[38]。端礼长期从事教学实践活动，所著教学规程《读书分年日程》被元代国子监“颁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39]，被元明学子奉为准绳，影响颇大。端学则专心于经学，尤其是《春秋》经研究。早在青年时代，端学已才华初露，据说考官欧阳玄与同列龚绣阅其科举经文，以为“非三十年学问不能成，使学子得挟书入场屋，寸晷之下，未必能作此等文字”[40]。任职国子监后，他又遍索诸儒之说《春秋》者，折衷异同，作《春秋本义》、《春秋或问》、《三传辨疑》，成为元代《春秋》学著名大家之一。
二
程端学一生致力于经学研究，早年慨《春秋》诸说纷纭，未有归一之说，遂立志于《春秋》经研究，“湛思二十余年”[41]，至迟于元泰定四年（1327）成《春秋本义》三十卷、《春秋或问》十卷、《三传辨疑》二十卷。元至正年间（1341 —1368），其著“官为刊行”[42]，遂流传于世。
《春秋本义》由卷首、正文两部分组成。卷首立“名氏”、“纲领”、“通论”与“问答”四篇，其中“名氏”又作“春秋传名氏”，具列“三传”以下诸儒治《春秋》者凡一百七十六家名氏及书目；“纲领”摘录《论语》、《礼记》等经及孟子、公羊、董仲舒、程颐、张杖、杨时、胡安国、朱熹、黄震、吕朴乡等诸儒论《春秋》者，以寓学《春秋》者必先知纲领然后众目有条而不紊之意；“通论”述《春秋本义》体例、取舍原则及宗旨，集中体现其作《春秋本义》之旨趣；“问答”则围绕《春秋》：（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和”（庄公）九年，齐人取子纠杀之”条，分别阐述其力主《春秋》夏正说及取诸儒以桓公为弟、子纠为兄之说而不取程、朱之由。
正文即《春秋本义》，依《春秋》经释义，博采诸传，并间附己意于其下，凡三十卷。据端学自述，其体例仿朱熹注之法，“先训诂，而后事实，而后议论，而议论即本义也”。他认为，《春秋》经意本浑成明白，后儒所作传释，有使经意更明者，但“因传而晦，且凿者亦不少”，故采辑原则是“合于经者取之，其不合者去之”。而所引诸家之说，“必究其指归而取其长：二家说同，则取其前说；前略后详、前晦后明，则取其后说；其或大段甚当，而一疑》。二句害理者，可删则删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则改之”。至于数说兼取者，则因“一说之意，未足以尽此事之旨，故必兼见而其义始备”。他作《春秋本义》，旨在扫除种种穿凿附会、想象臆度之说，使“经文浑成明白，即始而见终，庶学者可以理义推详，不得以小巧私智窥圣人之意”[43]。对于该书，清四库馆臣题要作者认为其“失于芟除纠结之后又自生纠结”，体例“颇为糅杂”，但同时又指出其“尚颇能纠正胡传，又所采一百七十六家，其书佚者十之九，此书犹略见其梗概”[44]。
《春秋或问》以问答形式列举诸说之异同、得失，并说明去取之由，故与《本义》相辅而行。四库馆臣以为：”其掊击诸说多否少可，于张洽之传攻之尤力，然如论《春秋》不当以一字为褒贬，论《春秋》多第削以后之阙文，论《春秋》不书祥瑞，论《春秋》灾异不当张举其事应，皆具有卓识，其他持论亦多正大。”在馆臣看来，此书所论虽有纰缪，但对宋代诸儒“一切深刻琐碎之谈、附会牵合之论，转能一举而摧陷之“，所作辩说“转胜所作之《本义》”[45]。
《三传辨疑》以攻驳“《春秋》三传”为主，凡程端学认为其说可疑者，皆摘录经文、传文而疏辨于下。馆臣以为是书失在过疑“三传”，“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而百计以求其瑕类，求之不得，则以不可信一语概之“，但也指出其“研求书法，纠正是非，亦千虑不无一得，固未可恶其刚愎，遂概屏其说也“[46]。
由上可知，《春秋本义》与《春秋或问》、《三传辨疑》相辅相成，是程端学一生研治《春秋》的心得之作。四库馆臣虽批评其体例不精、过于疑传，但还是肯定其有独到之处，不乏卓见，故“别白而存之”[47]，将其作为一家之言而收入四库。
综观程端学之治《春秋》，明显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作为朱学传人，程端学对“《春秋》大义”的理解禀承朱熹。朱熹曾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又说：“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侯，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48]程端学的解释大体也是如此。他说：“孔子何为修《春秋》？明礼义，正名分，辨王伯，定中外，防微慎始，断疑诛意，其书皆天下国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复礼而已……若董子谓‘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者，又此经之大旨也。”[49]“《春秋》者，正义明道之书也。”[50]而“《春秋》大义”又体现于属辞比事之间，故《春秋》“不书常事，属辞比事，使人自见其义而已”[51]。因此，学者治《春秋》，当先明圣人立义之旨，于事观理，研穷其归，方可探其蕴奥。
所谓观世变，程端学说：“孔子述《书》至文侯之命而终者，平王之始年也。隐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仇未报也……盖迟之四十九年，而无复一毫振起之意，圣人于是绝望矣。由是而上则为西周，而下则为春秋，此独非世道一变之会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又云：“入春秋而楚始横.然犹时有胜负也。盖至于获麟之前岁，而吴以披发文身之俗，偃然与晋侯为会矣；人春秋而大夫强，然犹未至于窃位也。盖至于获麟之岁，而齐陈恒执其君，齐自是为田氏矣。在鲁，则自李孙逐君之后，鲁国之政尽在三家，而鲁君如赘流矣。在晋，则自赵鞅人戚之后，晋国之政尽在六卿，而赵籍、韩度、魏斯为诸侯之渐已具矣……故自获麟之前，其世变为春秋。自获麟之后，其世变为战国。此又非世道一变之会乎？是《春秋》之所以终也。”因此，“《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变也；《春秋》之终，是世道之一变也。”而合《春秋》一经观之.则“有所谓隐、桓、庄、闵之《春秋》，有所谓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谓襄、昭、定、哀之《春秋》，在他眼里，整个存秋是王道衰微的时期，“大抵愈趋愈下，愈久愈薄。溯之而上，则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尧舜之传；沿之而下，则七雄分裂之极，不至于秦不止。”显然，所谓观世变，即是要厘清整个春秋的衰变史，从宏观上把握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研求事理，以求圣人经世之志、救世之心。
程端学认为，学《春秋》者“既能先明大义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观世变以研事之实，则《春秋》一经亦思过半矣”[52]。
程端学对汉代以来儒者以凡例、褒贬说《春秋》极为不满，指出：“自凡例、褒贬之说兴，而圣人之心不白于世，其书虽存，其用泯矣。”“《春秋》之不明，凡例、褒贬害之也。”[53]他认为，《春秋》有自然之法，因是事而著是理，以为法于天下，未尝设凡例以其事而书之；《春秋》为克己复礼之书，其议人之罪，将以惩其恶，使之反其无恶而已。然而，后儒但知《春秋》议人罪恶，此凡例、褒贬之所由生也。由此，他对汉代以降儒者治《春秋》作了总结，说：
“三传者之作，固不可谓无补于经也，然而攻其细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遗一事之义，以日月爵氏名字为褒贬，以抑扬予夺诛赏为大用，执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则辗转生意，穿凿附会，何（休）、范（宁）、杜（预）氏又从而附益之，圣人经世之志泯矣。后此诸儒，虽多训释，大凡不出三家之绪，积习生常，同然一辞，使圣人明白正大之经，反若晦昧语怪之说，可叹也已。幸而啖叔佐、赵伯循、陆伯冲、孙大山、刘原父、叶石林、陈岳氏者，而有以辨三传之非，至其所自为说，又不免褒贬、凡例之弊。复得吕居仁、郑夹漈、吕朴乡、李秀岩、戴岷隐、赵木讷、黄东发、赵浚南诸俑杰然欲扫陋习，而未暇详也。”[54]
在他看来，自“三传”兴，儒者治《春秋》多囿于所谓凡例、褒贬之说，从而使圣人经世之志晦而不彰；中唐以降，啖助、赵匡、陆淳等攻驳三传，然其为说又不免落入褒贬、凡例之窠臼；南宋吕本中、郑樵、黄震等辩驳褒贬、凡例，欲尽扫其弊，惜语焉不详。因此，程端学对凡例、褒贬之说的批判，无疑是在宋儒基础上的一次全面清算。对此，四库馆臣指出：“盖不信三传之说，创于啖助、赵匡，其后析为三派：孙复《尊王发微》以下，弃传而不驳传者也；刘敞《春秋权衡》以下，驳三传之义例者也；叶梦得《春秋谳》以下，驳三传之典故也。至于端学，乃兼三派而用之。”[55]
值得注意的是，程端学有感于《春秋》“一事为一事者常少，而前后相联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轻而至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可救者，往往皆是“，而先儒”或略之，乃于一字之间而究其义”，从而派生出种种附会、测度之说，于是，他结合治经心得，提出了《春秋》”大属辞比事”、“小属辞比事”之说：
“传称属辞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门传授之格言，而汉儒记之耳。而说《春秋》者，终莫之省，甚可惜也。夫《春秋》有大属辞比事，有小属辞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观之：春秋之始，诸侯无王未若是之甚也，终则天王不若一列国之君；始也，诸侯之大夫未若是之张也，终则专国而无诸侯；始也，吴、楚未若是之横也，终则伯中国火诸侯；始也，诸侯之伐国未甚也，终则至于灭同列之国。其小者合数十年之事而比观之：始也，大夫执一国之权，终则至于弑其君，始也，子弟预一国之政，终则至于篡其位；始也，诸侯专恣而妄动，终则至于灭其身；始也，夫人婚姻之不正，终则至于淫乱而奔亡……凡《春秋》之事，无不皆然。”
对这一大、小属辞比事说，程端学颇为自信，以为：“人知此法，则一字褒贬与先定凡例而作《春秋》之说，久当自废，不必多辨也。”此法同样贯穿于《春秋本义》之中，如《春秋》桓公三年有“有年”条，胡安国、孙复证诸桓、宣二公，端学则认为，“至治之世，人事顺，阴阳和，四时序，风雨节，未有无年者也。《中庸》所谓天地位、万物育，《洪范》所谓五事修而休征应也。春秋之时，人事乱常，阴阳乖戾，四时错令，风雨不时，《洪范》所谓五事不修而咎征应，《诗》所谓天降丧乱，降此蟊贼，稼穑卒庠者也。故五谷伤耗，荒凉鲜薄，观夫大旱大水，螽螟蟓蜮，无冰木冰杀菽李梅，实可见矣。故此书‘有年‘，以见其余未尝有年，五谷间熟而无全熟也。岂特桓、宣而已哉？”[56]又如“（襄公十四年，夏四月）己未，卫侯衎出奔齐”条，端学以为“自成（公）七年书'孙林父出奔晋'，十四年书，孙林父自晋归于卫’，又见于钟离、善道之会，又来聘而遂盟，而终之以卫侯出奔，则权臣逆命，晋厉党恶，皆可为后世鉴，不特卫侯之不君也”。[57]
不难发现，程端学的《春秋》大、小属辞比事之说，与其“观世变”的治经方法互为一体，反映出其因大体、观事势、于事求义的治经特点。正因如此，其《春秋》三著对《春秋》凡例、褒贬的批驳往往能中其款会，入木三分。(www.xing528.com)
对前代儒者的治经成就，程端学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大凡先儒传此一经，必有—得，特以褒贬、凡例之说汩其心思，故不得尽善耳。”因此，在引录诸家之说时，他明确表示，“非敢自执己见，凡非己意者一切去之”，而是“必究其指归而取其所长”。即便是对“三传”，程端学的态度也是如此。他说：“学《春秋》者舍三传无所考，而士之有志者，类欲尽束三传，独抱遗经，岂非以其互相牴悟、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说乎？窃尝思之，左氏熟于事而公、谷近于理，盖左氏曾见国史而公、谷乃经生也。唯其曾见国史，故虽熟于事而理不明；唯其出于经生所传，故虽近于理而事多缪。二者合而观之可也。”其《春秋本义》对“三传”也多有征引。因此，四库馆臣说他“大抵先存一必欲废传之心”，“主于诋传以邀名”[58]，显然失之片面，与事实不符。《春秋本义》录一百七十六家之说，也足以证明其治经重博纳这一特点。
作为理学传人，程端学的《春秋》学思想继承了程、朱。他本人就说，《春秋本义》“大纲大领，一宗程、朱”[59]。但程端学并未因此而拘泥于门户，相反，本着学求其是的精神，他对程、朱的某些观点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如程颐《春秋序》云：“暨乎三王达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60]端学认为，其中“子丑贡建正”之说与经意不合，故《春秋本义》“阙而不录”[61]。又《春秋》卷三载：“（庄公）九年夏，公伐齐，纳纠。齐小白人于齐……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程子断以桓公为兄、子纠为弟，朱熹又复取其说于《论语集注》中。对此，端学认为：“谓桓公为弟、子纠为兄者，公羊、谷梁之论而荀卿、司马迁、杜预、孙太山、胡安定、刘原父、胡邦衡、孙莘老、吕东莱凡三十余家之说也。”他考经证史，指出：“程子以大义推之而疑桓公为兄，非有所考也。”并明确表示，其《春秋本义》虽祖述程、朱，但“一事之有疑，一义之未安，岂可雷同其说而不之辨乎”？充分反映出其不守门户的为学特点。
正是程端学本着求真的精神，敢于疑前人所不敢疑，不囿门户，择善而从，故对《春秋》经义的阐析多有独到之见。
三
自《春秋本义》、《春秋或问》、《三传辨疑》问世后，明清学者对其多有评论。明代学者程敏政认为，程氏三著“多扩前贤所未发”[62]。陆粲在辩驳胡安国《春秋传》中“吴子使札来聘”条释义时，即征引程端学之说[63]。清代学者朱彝尊也认为：“四明时叔程先生，以《春秋》一经诸儒议论不一，未有能尽合圣人作经之初意，于是本程朱之论，殚平生心力，辑诸说之合经旨者为《本义》以发之，订三传之不合于经者为《辨疑》以正之，又推本所以去取诸家之说者作《或问》以明之……若夫此书之发挥圣经，嘉惠后学，则亦不待赘述。”[64]王宗羲、全祖望的评价则更高，以为“论《春秋》之精，未有若先生者”[65]。尽管四库馆臣站在汉学的立场上，对其一些论说多有贬词，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其经著不乏卓识，持论亦多正大。事实说明，程端学《春秋》学对后世的影响确实不容低估。
综上所述，程端学一生心力俱付诸《春秋》，作为朱子后学，其《春秋》学虽禀承程、朱，但并未因此而囿于门户；相反，他本着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据经求义，勇于探索，从而在浙东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注释
[1]全祖望：《全祖望集汇校集注·再上望族表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
[2]戴枚；《鄞县志》卷三十〈人物传五〉，光绪三年刻本。
[3]张传保等：《邳县通志·文献志·甲编上》，1948年刻本。
[4]〈邳县志》卷三十〈人物传五》。
[5]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静清处士史君墓志铭》，丛书集成初编本。
[6]黄宗熹著、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卷八十五《深宁学案》，中华书局1986版。
[7]《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
[8]朱熹：《大学集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版。
[9]《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
[10]《清容居士集》卷二十八《静清处土史君墓志铭》。
[11]《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甬东静清书院记》。
[12]《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
[13]曹秉仁：《宁波府志》卷二十七《文苑》，道光二十六年重刊本。
[14]《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
[15]《宁波府志》卷二十七《文苑》。
[16]宋源等：《元史》卷一百九十《儒学二》，中华书局1995版。
[17]黄溍：《文献集》卷九下《将仕佐郎台州路儒学教授致仕程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18]《读书分年日程》卷首《原序》，国库全书文渊阁本。
[19]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训门人九》，中华书局1997版。
[20]朱熹：《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幸句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版。
[21]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三十六〈年谱》，中华书局1980版。
[22]辅广辑，张洪、齐熙编：《朱子读书法》卷首《原序》，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3]《读书分年日程》卷三。
[24]李光地：《御纂性理精义》卷七《总论为学之方》，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5]《读书分年日程》卷一。
[26]朱熹撰，李光地、熊赐履纂：《御纂朱子全书》卷六《读书法》，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7]《读书分年日程》卷一。
[28]《族书分年日程》卷二。
[29]《读书分年日程》卷一。
[30]《读书分年日程》卷一。
[31]《读书分年日程》卷二。
[32]《读书分年日程》卷二。
[33]《元史》卷一百九十《儒学二》。
[34]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四《跋读书分年日程后》，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35]《读书分年日程》卷二。
[36]〈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
[37]《元史》卷一百九十《韩性传》，中华书局1995版。
[38]《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
[39]《元史》卷一百九十《程端礼传》。
[40]曹安：《诵言长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1]《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
[4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经传阙
[43]《春秋本义·通论》，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4]《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本义》。
[45]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或问》；《春秋或问·提要》，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6]《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三传辨疑》。
[47]《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六《经部·春秋类一》。
[48]《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中华书局1986版。
[49]《春秋本义·原序》。
[50]《春秋本义·问答》。
[51]（春秋本义·原序》。
[52]《春秋本义·纲领）。
[53]〈春秋本义·通论》。
[54]《春秋本义·原序》。
[55]《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三传辩疑》。
[56]《春秋本义》卷四。
[57]《春秋本义》卷二十一。
[58]《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十八〈经部·春秋类三·春秋经传阙疑》。
[59]《春秋本义·问答》。
[60]《河南程氏文集》卷八〈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版。
[61]《春秋本义·通论》。
[62]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63]陆粲：《春秋胡氏传辩疑》卷下，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64]朱彝尊：《经义考》卷一百九十一，浙江书局本。
[65]《宋元学案》卷八十七《静清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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