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精神：历史内涵与人文特征的研究成果

屠文淑

【摘要】宁波精神是具有深厚历史内涵、鲜明人文特征的区域民族精神。宁波依山临海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商业贸易，锻造、磨砺了宁波人民特有的性格品质，经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气氛和民情风俗又为宁波精神输入了源源不断的智慧营养。宁波精神恢宏、博深、大气，融摄了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精华，吸纳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时代要求，又凝结着鲜活的区域特色，闪射出熠熠光辉。宁波精神的开掘、创导和弘扬不仅对宁波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且作为精神动力，必将产生强大的辐射效应，激发民族精神能源的更大释放量。

【关键词】宁波精神 历史内涵 人文特征

宁波精神作为一种区域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经过仔细、反复思考，感觉到将宁波精神仅仅定格为一种商业精神，是极端狭隘的，乃至是错误的。宁波精神包含的内容非常宏大、深广，必须追根溯源方能了解其精神渊源，体悟其精神实质，领略其提供的能源与展现的魅力。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索宁波精神形成的因索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呈现的人文特征，使研究的视野更开阔，研究的触角更深入，研究的结论更客观、科学和深刻。研究宁波精神旨在为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的目标服务，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精神揭示、提炼、传播和发扬光大，对今天宁波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一种丰厚的精神资源，又是一种巨大的精神推动力。宁波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精华部分，又能对民族精神质的提升，对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巨大的、能动的影响。

研究宁波精神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后，愈益感到宁波精神丰饶的人文底蕴、无尽的魅力及强烈的震撼力。任何一种文化精神的形成都有其历史渊源，宁波精神也不例外。宁波特有的地理环境和人文意识，孕育、催生了不同的生存方式和行为观念，集聚、沉积、演化为区域精神。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影响着各区域、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类型和文化的区域性特征；地理环境还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性格面貌和社会心理，这种影响是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实现的。宁波精神的形成与特殊的地理环境分不开。宁波雄踞我国东南地缘，濒临万顷东海，自古有渔盐之利，舟楫之便，商业及对外贸易发达。浩瀚的海洋为宁波经济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纵横驰骋、扬帆异域的优势，催化了生存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向外探求、积极开拓的意识，开阔了他们的多维视野和想象空间，造就了海洋区域文化民众诚信的品质、务实的风格、开放的心态、创新的胆略。海洋的潮汐变幻和飓风狂浪也锻造了海滨地区民性的刚硬与心理承受的坚韧。从宁波人的主体来看，其社会心理的承受、应变、接纳能力和适应性都比较强，环境特点已衍化成宁波人不畏艰险困苦、开拓探求、拼搏进取精神的内在元素。

历史资料证明宁波精神深深植根于爰国爱乡的民族情感中，宁波人民有很强的反压迫性，不畏强权、不甘屈服。这在历史中可寻到持续不绝的记载。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复国灭吴。到明清之际，以黄宗羲、朱之瑜为代表的爱国思想家都从事过反清抗清斗争，他们不入仕途，致力于学术研究，其人格与著作都表现出一种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薪火相传，凝聚成为地域精神的不竭源泉。

宁波具有反抗外来侵略的优秀传统。宁波因富庶及滨海地理位置，在历史上屡遭外敌人侵，宁波人民奋起反抗，保卫故土家园，不屈不挠，英勇顽强。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明朗政府调派戚继光赴浙，指挥抗倭。宁波人民热情支持“戚家军”，竭尽财力民力，还发明出携带便当、果政好吃的“咸光饼”以作军粮。戚家军在人民的援助下经多年奋战，解除了东南倭患。清道光年间，浙江又成为西方殖民者侵华的主要攻占地，宁波首当其冲。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占领定海后，又攻占了镇海、宁波，侵略气焰嚣张。侵略军所到之处都遇到当地人民顽强的反抗打击，宁波人民采用坚壁清野，井、缸下毒的方法断绝侵略军的食物和水源，人民群众还自发组织起来自卫反击，“黑水党”就是当时一支影响很大的群众抗英武装力量。他们“自筹兵食，不用国帑”，出没在宁波的各条水域，发明多种方式打击侵略者，使英侵略者伤亡累累，胆战心惊，防不胜防。而且人人”在岸既恐诛擒，在船又防烧船，畏首畏尾，昼夜不安”，被迫从宁波撤退。

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腐败懦弱，先后与西方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宁波成为五口通商的商埠之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汹涌而入。此后的一百多年，宁波人民在保乡卫国的民族信念激励下，前仆后继，反抗侵略。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宁波镇海口战役中，扼守镇海的军民重创进犯的法军，击伤法海军舰队司令孤拔，法军溃逃。不久，孤拔死在澎湖。中法镇海海战是中国近代海岸保卫战中唯一取得全胜的战役。中国抗战史上著名的“浙东台儿庄战役”即为又一个突出的反侵略斗争战例。1940年7月17日，数千侵华日军从海、陆、空进犯镇海，中国军队在人民群众支援下，英勇抗击，在小港戚家山与日军激战5天，阵地7易其手，双方十余次短兵相接，白刃肉搏，最终击退日军。是役共毙、伤日军1000多人，日西平乡月漱剖腹自杀。这是中国全面抗战后，在海防战役中第一次战胜日军，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抗日的信心与斗志。

宁波人民在帝国主义疯狂入侵、国内封建统治实施反动专制的特殊社会形态中，能化腐朽为神奇，寻找发展的契机，显示出宁波精神中大勇无畏、智慧坚韧的质地。众所周知.商业行为是以利益为取向的经济行为，中外皆然。宁波商人却将商业行为提升到爱国的斗争行为，我国民族西药业的先驱黄楚九即为一例。20世纪初，日本人丹公司大量向中国市场倾销人丹，黄楚九意欲制造国产的同类药品”创立中国自己的民族品牌，抵制日本人丹的倾销。人丹是一种季节性很强、市场利润很低的药品，加之日本人丹在国内已经众人皆知，生产中国自己的品牌无疑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很有可能会血本无归。面对一些人的好心劝告，黄楚九的回答是：“如果只考虑嬴利，我不会选择这类药，但我就是想和日本人斗一斗，老百姓需要这种日用小药品，如果我们没有，他们还得去买日本人的，抵制日货岂不成了一句空话！”黄楚九后来研制出龙虎人丹，推上市场，成为海内外认可的品牌，经历的波折磨难确实难以想象，但是一个民族实业家的爱国形象却印刻在民族的史册上，衍化为精神的内涵。区域文化传统锻冶的深厚民族情感，浸渗到群体的心理、意识，凝结成一种特定的思维，构筑起精神的基座。

宁波精神是带有明显人文特征的区域精神。宁波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早有“文化之邦”的称誉。宁波精神不单纯体现出商业文化的原则道义，它更包含了民族气节和斗争意念，传承了几千年的人文传统，又以博采众长，吸纳外来优秀思想文化的开放心态，融合进多元文化的精华。明清之际的学术宗师黄宗羲就从耶稣会宗教人士处吸取过先进的历算知识。其后，宁波籍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大多数人都有负笈异国求学的经历，注重了解和学习国外不同的思想流派、文化风格、管理理念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宁波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许多实业家出身贫苦，文化不高，但他们都很重视自身文化索养的提高，重视对外来经营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学习，像早期宁波商界名人虞洽卿、朱葆三、宋汉章、黄楚九等都有过读夜校学英语的经历，并在日后同外商的贸易交往中能够将所学自如运用。对外来文化的善于学习和吸纳，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具有了新的、更为开阔灵敏的思维和不同的角度方式，也为宁波精神输入了永不干涸的生命之泉。

近现代宁波一批具有救国济世志向的文化青年，如吴亮平、朱镜我、沙孟汉等，他们继承了优秀的传统精神，又找到了理论真理，将自己的一生交付给祖国和人民的解放、建设事业，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都无怨无悔，忠贞不二。他们的人格精神强化和丰富了宁波精神。

研究宁波精神，可发现宁波精神中透射出的睿智、机敏、从容气度与宁波盛行重教尚学之风，对传统文化的固守，对外来文化的善于吸纳有必然联系。宁波私家藏书业发达，有闻名全国的天一阁藏书楼。天一阁藏主范钦，出任朝廷命官，享用国家俸禄，不聚敛财产购买金银珠宝，却抛掷重金搜集各类典章秘籍，造楼珍藏，可见其眼光见识不同一般。在宁波，私家藏书绝不止范姓一家，只是藏书的数量、规模、档次等都不能望其项背，故鲜为人知。吴哈在《两浙藏书家史略》中粗略统计，自晋至清末，浙江藏书家有399人之多，藏书楼达186处。宁波藏书家数目位居于前，由此可见宁波的好学之盛况。宁波的教育亦受到地方风气的浸染，普通百姓人家都看重子弟读书求学受教育，家境再困难，也要供子弟读书。自汉武帝始，宁波各县设置官学、村办蒙学、冬学，大批涌现的书院更具特色，几近成为教育的主流。南宋时设立的宁波雨东书院享誉全国。至清代，书院遍地开花，学者到书院讲学，崇尚学问蔚然成风。宁波商人所从事的社会公益事业中很多人都有捐资办学一项，如上世纪初，叶澄衷捐资兴建澄衷中学，朱葆三投资创办同济医工学校、定海公学、宁波益智学校等，秦润卿创办慈溪县立中学（今慈城中学）等；捐资家乡建小学的更是不计其数。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的宁波籍人士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状况，香港的宁波籍商人情系故乡，捐资兴建大学、中学、小学，对推动宁波的教育发展贡献卓著，功不可没。

宁波人崇尚华夏正统文化，笔者走访宁波市下辖的一些县、镇、乡、村，考证其地名，发现遍布城乡的大小道路，一座座横跨水面，连接两岸交通的石板桥、木桥，都藏有不尽相同的历史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见证。传统文化在地方建筑的造型、格式、雕刻、用材、工艺手法上都有充分表现，宁波市区旧城改造中被拆掉的，发现后及时保存的，在宁波周边的慈城、慈溪，以及宁海、象山等地尚存留的大量民居、祠堂、牌楼等，都散发出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文化意味。这些建筑的造型雕刻索材或取材于中国的神话传说，或采撷于历史典故，有不少建筑内镌刻着家族中中进士、中翰林的历史荣耀。更有在中国科举的最高层次的殿试中荣登状元、榜眼、探花“三鼎元”，所建造的状元第、榜眼第、探花第，历数百年岁月而尚存，成为宁波建筑文化中的特殊景观。

宁波的地方语言，也与传统文化有着血脉渊源，其中集聚的大量的歌后语、切近生活的生动形象的形容语句、抑扬的声韵发音，都源自我国文化精粹。有一种普遍看法，宁波人说普通话难，学普通话难。宁波的一位记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前总理朱镕基提问，因普通话不标准受到朱镕基的批评，并拒绝回答。其实宁波人讲不好普通话，并非是宁波人不具有学习普通话的语言素质，而是宁波话本身的语言乐感使宁波人产生了心理依恋和固守，相对普通话的字正腔圆，规范严整，更乐于从宁波话中体验、品味音乐般的节奏和自如。尽管有“宁可和苏州人吵架，不愿与宁波人说话”的说法，然而，在上海话中，对宁波话的吸收成分却远远大于苏州话及其他地方话语，这就在于宁波话传统文化要素含量高。

宁波精神中的文化要素也反映出对中国传统精神的吸收内化，表现出勤劳节俭、慷慨助人的人文风貌。明朝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对浙江地域和人的关系进行比较时，将宁波人归为“海滨之民”，“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已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宁波人以勤劳为荣，以勤治家，以勤求富，以勤致富。无论财产多寡都保持节俭的传统，肆意挥霍、一掷千金的奢侈之风，在宁波实业家中是极少有的。老一辈宁波人更是节俭的楷模，像把几千万的钱捐助到公益事业的赵安中，穿的毛衣两个袖肘处都打有补丁；“影视大王”邵逸夫在国内的很多大学都有不菲捐资，他陪同客人吃蛋糕时，将碟内的蛋糕屑也吃干净，没有一点点浪费。他们都保持了传统中节俭的美德，对自己克勤克俭，对国家、对家乡、对他人却能悚慨解囊，无私资助、捐助、相助。在全国的慈善事业中，宁波的“顺其自然”是首个捐款超百万，却不知性别，不知年龄，不知职业，无从知晓姓名的慈善模范。宁波并不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宁波人也不是中国最富有的群体。但是，宁波人却对贫困山区、边远地区投入极大的关注，通过一次次争先与贵州贫困学生结对、一次次抢接助学名额的行动，唱响了一阕人间最优美的爱心之歌，荡漾、回旋在辽阔广袤的华夏大地。当中央电视台把拍摄下的一些感人场面向全国播放时，数以千万计的人面对屏幕遏制不住涌出热泪。笔者就接到不少来自边陲的电话，他们都说：“宁波是一座爱心城市。”然而，许许多多人并不知哓，在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的人群中，有一月只有数百元退休金的耄耋老人，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有将元角积蓄，连同压岁钱一同捧出的稚嫩的学童；更有将儿女孝敬的节日、生日礼金全数奉呈出来的为人之父母。宁波精神浸濡着宁波人，宁波人又以自身的理念及言行充实、烘托着宁波精神。

宁波精神是由多种人文品质的元素组合而成，最焕发人文光彩的精髓是植根于心底的诚信，它引导一切商业行为的实施，是宁波商界数百年来遵循的铁定准则。诚实守信的精神特征与宁波商业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商业经济较之农耕经济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商业经济以其利益取向作为一切行为活动的根本规则。但是中国传统的商业伦理思想不同于西方商业伦理的神学气质和利益交易特点，它始终以中国丰厚的传统伦理为基石，在义、利、理、欲、群、己、志、功等问题上能够多方兼顾，以义带利，顾群利己。宁波籍商人普遍秉承这种伦理信念，在所从事的商业领域中注重社会公益、商业道德和信用名誉。大凡在宁波历史上经营得当、负有盛名的商家名号无不紧紧把握“诚信”二字，不敢有稍许懈怠。他们根据经商的亲身经历和长期体验，将“诚”作为存身立命之本，视“信”为根本发展之途。这可从近现代宁波籍商人在上海建业发展所拥有的社会地位和成就中略窥一斑。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宁波人大批移入，许多人起始是小商小贩，更有一无所有、白手起家的，如秦润卿、叶澄衷等，他们能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崛起发展，在纺织、医药、颜料、橡胶、玻璃、钢铁、金融、轮船等多种行业中占据重要地位，除去出色的经营才能外，就是在商业运作上推行以城为本，信誉至上。宁波慈溪“阿德哥”虞洽卿从洋人手里“借来酒壶赊来酒”的借款奇事被载人上海商界巨擘传记。1938年，三北轮船公司沿海航运受日海军干扰几乎停顿，虞洽卿欠英国汇丰银行48000英镑的巨款到期无力偿还，他亲往香港面见汇丰大班史蒂芬并提出解决办法。结果欠款延期，且又借到5万英镑贷款开辟新业务。后来，两次借款本利一并还清。虞洽卿能在史蒂芬处旧款不还再贷到新款，固然与他提出的新的经营思路切实可行，尤具经济实效性是分不开的，但关键还是信用，是由他留给史带芬的诚信度高低决定的，没有这个毋席置疑的前提，其后一切只能免谈。

宁波商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分布地域十分广泛，由于在上海的宁波籍商人人数比较多，并且对上海商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许多学者常以在上海的宁波籍商人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宁波籍商人在全国、在世界各地都有不凡的业绩。宁波精神中的诚信是宁波商人的本质特色。据记载，宁波籍知名实业家经营的领域比较广，都享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资金的周转、产品的营销、扩大再生产方面因为诚信度高，受到的阻力相对要少，使所经营的企业能处于比较好的发展状态。

宁波精神蕴含的减信并不受地域限制、时空阻隔，如壮实的种子撒播到哪里就会在哪里抽芽、成长、结果。香港有学者曾撰文论及北京的同仁堂药店“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多少店铺已被历史的长河所鲸吞，但是尚有一家药铺三百余年，金匾高悬不倒，日日经营依旧。它比美国的历史还长，它比给乾隆皇帝贺八十大寿的四大徽班还古……虽几经战乱兵荒，改朝换代，今天金字招牌仍然光华四射，说它是世界之最实不为过，说它是炎黄子孙的明珠瑰宝，名实相符。这家老药店便是驰名中外的中华老字号同仁堂”。北京学人在评论北京的商业信誉时也首推同仁堂。殊不知，位居京城大栅栏的同仁堂是宁波乐氏家族创办。乐氏先祖于明永乐帝迁都时迁居北京，原是手摇铃铛、走街串巷的铃医，因针、药独特，治病有奇效而扬名。四世孙乐显扬一度入宫管理太医院，后辞官回家开办同仁堂药店。同仁堂创力、300多年，在京城上百家药店中招牌高悬，光华不减，与乐氏后代恪守祖训“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炙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在“德、诚、信”上下工夫是分不开的。同仁堂生产的中成药，药质上乘，工艺精湛，工序严格，药效显著，在国内外盛载美誉。而且同仁堂又以城恳、热情的服务风格独树一帜，享誉京城，驰名海内外。

诚信是宁波精神的本质特征。诚是待人之道讲究诚实、诚恳；信是与人交往注重信誉，恪守信用。宁波有许多不见经典出处，无法从政令法规考证，源于地域民风，约定俗成的信条，诸如为人诚实有信，治学踏实谨严，做事忌虚崇实。宁波籍诸多文人学者毕生遵循、自觉奉行这些信条，明清学者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现代金石考古学家马衡、科学家童第周、贝时璋等无不在做人治学上达到了“诚”、“信”的境地。宁波精神的诚信也渗透入地方传统风俗礼仪中。宁波普通百姓家，过去，子弟以学生意为多，年少时出门，长辈千叮咛，万嘱咐，做人要诚实，做事要勤快，“信用”二字不可丢。再以婚嫁旧礼俗而言，男娶女嫁时，女方母亲舍不得女儿离家，在女儿上轿时都要连哭带说，说的词称之《发轿歌》或《送嫁歌》，词句不尽相同，但内容都是告诫女儿要敬老爱小.诚恳待人。诸如民间流传较广的“囡呀囡，过门最要敬公婆，姑娘小叔要照顾，左邻右舍多和睦，夫妻恩爱乐呵呵！”追求人际和谐，诚心诚意，真减交往，是整个社会崇尚的风气。诚信的特征在人际交往中也多有表现，宁波在旧城拆迁以前民宅多平房，一个墙门里常常住四五家乃至十多家，邻里走动往来，病痛困难则能扶持相帮，对鳏寡老人左邻右舍每每有人主动照顾。为此，城市改造扩建，旧民房拆迁，许多人对旧居留恋不舍，看重的就是平常日子丝丝缕缕的些微小事满溢着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关照。宁波市能在2005年成为全国首批文明城市之一，应该说与宁波粘神中的诚信是分不开的。

反哺社会、造福故乡，是对诚信的另一种诠释。乡绅、商人乃至一般市民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办学、赈捐、救灾等等是比较多的。再以北京同仁堂为例，在历史上，同仁堂冬办粥厂，夏施暑药，遇到流行瘟疫.广散避瘟药品。还办义学，帮助贫苦儿童受教育；施舍义材，给无丧葬能力的贫苦死者备置棺材。民国以前，北京每年要在城市主要干道上挖沟清淤，同仁堂都会主动设立“沟灯”，上书“同仁堂”三个字，这种大红灯笼一直挂到了天安门附近的前门楼上，以方便夜间行人。这些作为深得民心，也提高了同仁堂的声誉。宁波籍商人对于家乡更有一种深沉的感情，一旦事业有成，对家乡的建设、文化教育、慈善事业多有资助。从20世纪80年代起，香港的宁波籍商人就是以“反哺故里，造福桑梓”的浓厚乡情帮助宁波，建设宁波的。赵安中、邵逸夫、包玉刚等建设家乡，慷慨解囊，他们都把自己与当代宁波的发展紧紧联结在了一起。

当今，宁波的许多企业家对社会的关心，表现出一种创意，“留本冠名基金”启动，即基金的本金仍留在企业运作和管理，企业与慈善总会订立合作协议，承诺在若干年内确保基金每年增值10%，并将增值部分全部捐赠给慈善总会。慈善总会根据捐赠企业的意愿，实施专项救助，并将每年的救助情况向企业通报，安排捐赠者与受助者直接见面。这一新的模式在宁波发展迅速，仅宁波市的鄞州区一个区就已有80多家企业建立起了这类基金，累计金额达到5725万元。仅2005年就有16家企业建立了企业“留本冠名基金”，计595万元。据统计，2005年全区1700家规模企业中，有逾1100家企业参与了捐赠，共捐款1551万元，占社会总捐助额的64.7%。中华慈善总会会长范宝俊提出宁波模式值得全国借鉴。

由此可见，宁波精神诚信之风早已超越时间跨度，逾越地域界限，渗入全民族的文化精神之中。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宁波精神中的诚信愈益凸现出不可取代性，成为社会运转、人际交往的坚实信念。虽然社会转型引发信仰观念多元，道德行为悖逆冲突，有的人为利驱动，做出鸡鸣狗盗、掺杂使假、坑蒙拐骗之事，但这是历代社会都存在的少数害群之马，撼动不了民族地域的主体精神。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波的民营企业大批崛起，经济发展速度迅速提升，在服装、纺织、机电、化工、文具等企业中，产品以质量取胜，纷纷打造出各自的品牌，享誉全国。企业效益与声望大增，有的已跻身于全国500强企业。这一切固然与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先进的工艺技术等分不开，但最重要的是企业坚守了诚信的精神，以诚胜出、以诚取信、以诚发展，使企业始终能够处于良性的运转发展之中。如今，从政府到普通市民都极力倡导诚信，实施诚信，打造诚信的氛围：市民从银行取款退还多给的钱款，出租车驾驶员特意返程送还乘客遗落的钱物，保安为粗心大意的车主守护随意放置的几百万元巨款，拒绝酬谢除了诸如此类见诸报端的人与事外，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无人知哓的感人事件，无名的热心人、有心人都在以自身的言行实践着诚信。

宁波精神蕴含着海洋文化的开放品格，宁波精神的形成和播扬，都同文化品格有关。

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就吹响了向海洋进军的号角，河姆渡的稻作文化、制陶文化、建筑文化（干栏式）都越海影响到东南亚、日本乃至南太平洋、澳洲等地。宁波人最早接触到异域文化和人文习俗，眼界顿开，在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行为交流学习中，区域精神注入了多元、开放、兼容的文化品格。

开放是一种豁达包容的心态，更是一种善于接纳、兼收并蓄的人文品质。宁波人追逐时代潮流的开放胸怀与姿态是世代的传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行为反映。自春秋以降，宁波人就利用海洋优势开辟了海上交通，进行海外贸易、海外交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佛教之路”与周边的日本、朝鲜等国，与东南亚、阿拉伯诸国，以至横跨太平洋，与中美洲、南美洲各国进行交往，发展经济、艺术、科技、学术、文化。唐、宋之时，宁波已是贸易大港，“浙东第一商埠”。明代以后，宁波与欧洲也有了科技文化交往，国际性的贸易交流已经体现出宁波经济文化发展的开放性特征。历史推进到近代阶段，中国社会形态起了质的变化，宁波精神中的开放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建立在爱国爱乡浓厚民族情感上的开放，是在反抗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中，对对手的冷静分析，充分认识，为我所用。20世纪初，宁波籍的一批实业家，无一不有与帝国主义在华竞争、拼斗的经历，他们根据社会环境条件，分析实际状况，敢于维护民族的利益，不畏强势，与对手较量；因地制宜、因势利导，以一种开放的态度，向排挤、遏制自己的对手学习先进技术，管理制度，管理经验，以利我为取舍，就像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说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在经过选择、吸纳、消化后，变成完全适合自己的东西，以求在“商战”中取胜。如著名爱国实业家项松茂经营五洲企业时，就特别注重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在企业中开办职工培训班，聘请外籍教师为职工补习外语；订购大批国外科技书刊资料，供职工阅读。他还亲自和其弟同渡日本考察药业，又派遣技术人员到日本、欧美考察实习。正因如此，五洲的产销业务很快得到拓展，成为当时国内同行中首屈一指的企业集团。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五洲药厂在日军进攻的炮火之中，坚持生产军用药品，供给军需，有力支援了中国军队的对日作战。

宁波人善于接受、善于学习、善于吸纳，从大的方面讲，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理念和经验，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创新理念；却也不忽视小的方面的学习与吸取，比如对英语的学习，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英语通俗教材就是以宁波方言注解的英语词汇。上世纪初，宁波商人虞洽卿在家乡慈溪造房子，既有中式建筑风格的木结构楼，又有西式风格的水泥钢筋结构楼，模仿西方，房间南北开窗，采用大玻璃窗，室内有壁炉，室外阳台全部用花砖铺地。这表现出一种心态，对外来文化中好的东西，事无巨细都会积极接纳。宁波籍的实业家事业发展得快，生意做得大，机遇抓得牢，处处逢源，就是基于开放包容的品格。

宁波开放包容的文化品格不仅仅表现在对外来思想文化的接纳、学习上，同样表现在对内的包容和学习上。宁波是一个开放的城市，它的开放，是一种大气度、大胸襟的开放。宁波人不排外，热情地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从各地来宁波的人员有三四百万，从政府机关、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到餐饮服务、街头摊贩，都可听到“五湖四海”的口音。宁波人称他们是新宁波人，宁波为新宁波人创造创业、就业、生活的舒适环境，从养老保险、子女教育到社区服务，都从制度上保证他们的公平待遇。宁波对每一位遭遇生存之坎的外来人，都会伸出援助之手。2005年春天，青海乐都县小学女教师罗南英身患绝症.从千里之外赴宁波就医，因60万元的巨额医疗费用无法筹到，欲放弃治疗，返回青海。宁波2300位市民仅用一星期时间就为她捐款60多万元，使这位西北来的女教师获得及时救治。许多市民还自发去探望她，送去慰问、关怀与温情。面对这个陌生的城市，一张张陌生、热情的面孔，罗南英欷歔不已。宁波人对罗南英能援手救助，对在宁波打工的200多万外来人员同样认同和友好，不问籍贯、性别，只耍为宁波的发展进步、为宁波的文明建设尽心尽力，都会赢得荣誉和尊重，被视为新宁波人，融入这个城市。为救助来自大西北的教师，市民自觉捐款；为解台州的老妪、幼童的生活之虞，上学之虑，多少人送钱、送医，直至为其租屋。这样的事情数也数不清。宁波精神的开放包含着接纳的大气，爱的广博，不拘地位身份，突破地域的界限。宁波的开放包容里有一种对人才的渴求，对每一种成功经验的分析吸取、失败教训的总结借鉴，虚怀若谷地向值得学习的任何地方和任何人学习。

宁波精神的开放又蕴含着善于借鉴学习，重在运用创新。可以说开放是创新的心理储备，创新是对开放的延伸和收获。开放创新是宁波精神的核心，一种高级的思维定式，同样具有历史渊源，可从史料记载上观其端倪。清钱泳《履园丛话》卷二四《杂技下》讲述宁波人孙春阳在苏州高桥西开了家南货铺，天下闻名。这家南货铺“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日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取货，而总管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年……其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也”。这样的南货店不仅经营方式趋向现代，而且孙春阳将州县衙门的“六房”制度巧妙地变为南货店的独特经营模式，不能不说是以发明创新的作为来发展“贾道”。

其实，宁波精神的创新意念不仅表现在最具区域特色的商业经营中，同样贯穿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是全方位、多维度的，无论是科学研究、学术教育、艺术创造等都萌发出创新的动感。南宋学者、宁波鄞县的王应麟堪称儿童道德教育的创新大师。他学识渊博，对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等都有研究，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在诗、文、史、地理诸多方面都有著述。尤为难得的是，他能颇具创见地运用知识，他撰写的《三字经》就是最早的儿童道德教育方面的启蒙读物。他将学习态度、待人礼仪、道德规范、历史典故、名人事迹全都融汇编撰成三字一句，朗朗上口的口语式，儿童易读易记，从内容到形式都不乏创新之意。

再如在中国近现代服装改革中的领军群体“红帮”裁缝，就是富有创新思维、善于技艺创新的一个群体。从红帮早期的创业者王容谟缝制出笫一套西服，到红帮裁缝根据孙中山、黄兴等人意见先后设计、修改、定制的中山装，以及红帮裁缝顾天云在上海编写、印行了我国第一部西服专著《西服剪裁指南》，他们都以各自的创举开启了具中国服装史上划时代意义、奠定了日后宁波服装业以创新求拓展的理念。当今服装业作为宁波市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知名品牌以“杉杉”、“雅戈尔”起步，相继涌出了“罗蒙”、"洛兹"、"太平鸟”、“培罗城”、“爱伊美”、“唐狮”等一大批品牌，每一个品牌的出现，无不是开创，无不是对科技创新的深度参解与继续发展。

宁波人以经商著称，也赋予城市商业的标志，但宁波人在科学研究、科学技术方面同样体现出极为丰富的创意。著名生物学家、克隆技术先驱童第周，于20世纪30年代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期间，就修正了科学家Roux-Brachet关于动物对称的理论，在海鞘、文昌鱼卵子性质的实验研究中也纠正了由于方法的缺陷而导致的结论上的误差。60年代以后，童第周完成了金鱼和鳑皱鱼不同亚科之间的远缘“克隆”研究，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在用克隆技术培育新的鱼类品种和遗传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还有中国IC卡电话技术拓荒者李志坚；研制电脑核心部件——CPU技术，成功制造“中国芯”的中科院院士王阳光；在国际上被誉为“柳氏速成编码法”的开创者柳维长等，都以不同的创造行为和业绩论证了宁波精神的核心是创新。宁波还以自身的力量承办国际服装节、食博会、消博会、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作家笔会，建成中国女排训练基地……创意涵盖了方方面面。宁波精神中的创新特征有深厚的人文积淀，是区域文化内含的辐射型的思维意识。(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进入21世纪后，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科技创新、学术创新已是宁波实践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创新成为一种时代理念，已成为个人素质品质的测评标准。勇于创新、善于创新、不断创新、持久创新的前提就是要有创新心理、创新思维，从而产生创新行为。没有创新就没有宁波的今天，没有创新更没有宁波明天的发展，这已是宁波人的共识。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隐含着不容忽视的“软肋”，宁波企业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致使宁波制造业总体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价值链低端，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宁波经济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显露，土地、能源以及用水全面告急，缺电、缺煤、缺地状况严重；在国际市场的影响作用下，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产品价格因为竞争过激涨势微弱，甚至不涨反跌，不少产业赢利能力越来越低。与此同时，高增长带来高消耗、高消耗带来高排放产生的巨大环保问题又成为经济更大发展的瓶颈。宁波的企业在上世纪末就把产品推向了国际市场，但由于缺乏国际品牌，只能以低廉的价格实施竞争，贸易纠纷又接踵而至。如何解决“成长的烦恼”？宁波人开始重新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启动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增长新方式。宁波人以科学发展观为根本指导思想，发挥宁波精神中的创新品格，要凤凰涅槃，脱胎换骨，走一条前所未有的创新发展之路。宁波市政府为了鼓励自主创新，提升科技水平，进一步发挥宁波高校的科技力量为社会生产服务的作用，支持、鼓励高校为地方服务，与地方签订双向协议，并拨用专项资金资助高校重点学科建设；宁波社科院、科协都加大了对科研项目立项数目和投资的力度。在政府出台政策的推动下，宁波人已经把力量聚集在自主创新和发展高科技上，为再创经济优势增添强大的发展后劲。宁波精神作为精神动力资源，为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做了意识观念上的启动，输入了人文营养，愈益显示出其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务实是宁波精神的表现特征。务实不仅包含着摒弃虚文浮礼，注重选择的实际、目标进程中的实效等，也折射出脚踏实地的人格定位。务实是人们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文化心理审视、行为自持，是商品经济的价值估算浸润、渗透到了社会的思维方式和行事准则中。宁波人比较早地冲出封闭、滞后的封建经济形态下狭隘、保守的观念意识，形成了适应时代环境多变的承受能力、广为接纳的胸襟态度。务实精神与宁波人特殊的生存环境条件相关联。宁波在明清时已是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生存环境逼仄，人多地少，谋生维艰。宁波人不死守故土，不恋家重迁，利用滨海交通便利的优势向外域求得发展，并以自身的聪明才干，诚实守信、吃苦耐劳的信念行为，在各个领域尽领风骚。特别是在宁波籍人比较集中的上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宁波籍人的历史贡献，就没有上海经济的百年繁荣。有人论及上海的多元文化品性时，数出了上海第一个买办穆炳元是浙江宁波人，第一个炮舰舰长张斯桂是浙江宁波人，第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道路是朱葆三路，而朱葆三是浙江宁波人，等等；更有宁波籍实业家打拼出来的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银行、中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学品制造厂、中国第一家制造灯泡的专业工厂等。

注重实际、追求实效也是宁波精神中蕴含的性情风骨。近代宁波特色鲜明的商贸文化是对此最好的注解。宁波人“走遍天下”，都能打出一片新天下，特别是声名远播的宁波商人，被认为是“思想开拓、手腕灵活、顺应潮流、敏于趋势，又能敦重乡谊、同舟共济，因而事业有成，影响深远”。宁波人的民情性格中不具有北方人表现的粗犷豪放，讲兄弟义气，不顾效绩，可虚掷千金，小利不为；也不存在上海人张扬的冠世精明，寸利不让，锱铢必较，咄咄逼人；而是以一种气定神闲的实在进行思虑谋划，求得逐步发展，实现目标价值。宁波人的务实是总结失败中的经验积累，分析成功中的元素因子。务实既要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制定总体策略到每一个具体方案、细小步骤，又要当机立断，抓住一切稍纵即逝的机遇，不失时机地付诸实施。务实就是不分环境区域，不讲时间条件，不脱离实地实情；不妄自尊大，不好高鹫远，不乱开空头支票，而是观实情，干实事，重实效。务实不仅仅是宁波人的商业意识和行为，也是宁波人求生存图发展的一种联动思维，一种明智选择。

宁波精神的务实特征在学术研究、教育思想等诸多方面都有充分体现。宁波历史上各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都倡导求实的学风。在治学方面，他们主张“实学实理”，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踏实、扎实，反对空谈、清谈，特别强调“学问之道，贵在实行”。明代学者朱舜水等均力主“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圣贤之学，俱在践履”，着重突出经世致用的重要性。他们将研究学问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手段，治经读史是为了鉴古喻今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在教育方面，他们提倡因材施教，要求将学习与思辨结合起来，要求将学习知识和做一个有品行的人结合起来。近代教育家经亨颐的“人格教育”到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都是从被教育者的实际出发，将教育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相结合。宁波籍思想家、教育家在治学态度和教育理念上都表现出反对虚浮矫饰，重在学以致用、重在实践的务实特质。

宁波精神的务实同样具体、生动地体现在个体的言语行为中。宁波女孩孙连芳放弃滨海城市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远赴货州贫困的镇远县支教。几年来，她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小镇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做一名中学英语教师。她没有惊人伟绩，也没有豪言壮语，只是竭力为外语师资匮乏的镇远教育培训了一批英语教师，将她授课班级的学生成绩显著地提了上去，并以一己微薄之力去帮助一些贫困学生。如果不是贵州省把她评为“贵州十大杰出青年”，家乡人或许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位女孩，青春的生命在西南的教育中绽放出鲜艳的花朵。孙连芳面对媒体的采访，只是平淡地表示：镇远需要她，她离不开镇远的孩子们。为了某个贫困地区的需要，为了某些群体的需要，就可以做出牺牲自我利益、义无反顾的选择，听起来平常普通，分析思考后觉得实属不易，尤其是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当今时代。只能将这一切归之于孙连芳的实在，一种奉献自我的实在，一种大爱的实在。这种实在还表现在许许多多在各种艰苦环境中任劳任怨工作的宁波籍无名贡献者们身上。

如今，宁波精神的务实特征随时代的发展又得到了新的演绎。宁波各级政府能够根据区域人文传统特色，注重发扬宁波人善于抓住机遇、敢于直面挑战的心理特质，以独到的眼光、务实的作风，推行实施“机制优势”，促进了市场经济在宁波率先发育并迅速枝繁叶茂。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宁波土地上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成为宁波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宁波的生产总值中，民营企业的比重超过了80%，而且在宁波产销占据全国同行同类前10位的244个工业产品中，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生产的产品。更为耀人眼目的是产品产销居全国“单打”冠军，又是全国同行业最大的生产基地的企业，几乎全是民营企业，如国产手机销售量第一的“波导”手机；电表全球产量第一的奥克斯集团；国内最大的笔类出口生产基地贝发集团；拥有衬衫西服领导品牌的雅戈尔；国内最大的光学产品生产企业之一舜宇集团；电梯自动门装置全国产量第一的申菱电梯配件有限公司；全球最大的塑壳打火机生产基地慈禧星海公司等。宁波民企并不因为抢得“先发优势”就满足守业，而是放眼八方，一旦发现最佳投资领域，便会不惜一切，放手一搏。宁波众多民企纷纷把触觉伸向海岸线，伸向海洋，投资码头，投资造船。如位于大榭开发区E港区的兴发公司，原来是经营钢材的，却藏有投资水运业的蓝色梦想，为了建造万吨级码头，先后投资1.1亿多元，2005年8月，码头正式投产经营。像兴发这样的公司在开发区并非一家。由此可见，宁波民营企业家的经营思路不守成规，是一种实打实干的发散思维、多元化投资，涉足各个领域，反射了区域人文精神中的务实风格。

研究宁波精神，从历史文化的传承上归纳、总结宁波精神，把宁波精神的人文底蕴、内核、特质等进行科学的揭示，理性的呈现，完整的提炼，并赋予新的时代要求和特征，是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是宁波人民在成长发展中，面临各种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时，所要凭借的文化支撑、精神力量。

研究宁波精神，就是要让精神本质沦肌浃髓植根于社会心理之中，使之“深入我们的血液，深入我们骨髓的基业。经过长期的累积后，它并非像沉静的山川那样凝重却缺乏动力，而是真正渗入我们生命发生化学作用的一种势能、动力”。区域民族精神会炼冶出相应的道德情操，会引领人的生活意念，开阔人观察的视野，提高人生存的境界，产生连锁辐射效应。区域民族精神不受地域空间限制，不会被岁月时光磨损，它会由无数优秀的个体和群体以行为来阐释、传播、充实完善，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总和。

研究宁波精神，在于为社会建树一座精神的丰碑，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能够瞻仰、祭奠，从而达到个体内在的平衡、和谐，以此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类千百年来的追求、向往，不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成为我们努力就可以实现的切实目标。

回顾过去的历史岁月，宁波精神以其丰厚的精神、心理资源，激发宁波人民取得骄人的成绩；在新的世纪，宁波精神也必将继续注入新的营养元索，激励宁波人民创造更大的辉煌。

［1］浙江风物志［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2］徐和壅等著.浙江近代史［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3］吴麻南.中国近代史纲［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M］.第2、3、5册.神州国光社，1954

［5］浙江百年大事记［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6］徐映璞.两浙史事丛稿［M］.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

［7］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M］.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8］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9］徐晶新.上海总商会史［M J.上海科学出版社，1991

［10］王永杰总编.商海巨子——活跃在沪埠的宁波商人［M］.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

［11］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中国文化［M］.（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2］鲁迅杂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

［13］宁波帮与中国近现代服装业［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14］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5］中国近代企业开拓者（下）［M］.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16］新华文摘［J］.1999（9）

［17］广角镜月刊［J］.1999（12）

［18］宁波晚报［N］.2005.11.7

［19］中外文化比较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0］钱之尚.三字经.百家姓［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