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精神：浙东区域文化与学术文化解读

潘起造

【摘要】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宁波人之所以能高扬“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精神，加速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因为宁波人在弘扬这些精神时，有深厚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学术文化作底蕴的。古越文化励志图强的精神、沿海文化开拓务实的精神、浙东学术文化经世致用的精神、阳明心学所倡导的主体自觉精神，是宁波地域文化中古往今来代代相传的四大人文传统。当代宁波人的“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精神，就是在传承这四大人文精神基础上发扬光大的。从与湖湘文化、岭南文化、关中文化、温州文化的比较中，可见宁波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精神的特色。

【关键词】宁波精神 浙东学术文化 地域文化 比较研究

近年来，经全市上下的共同探讨，宁波市以“诚信、务实、开放、创新”来作为“宁波精神”的概括。但必须看到，以这八个字来概括“宁波精神”，如果仅仅从宁波目前的发展现状中去说，还不能说它就是宁波人特有的精神风貌的表述，因为以这八个字来概括其他一些城市的精神也同样合适。因此，本课题的研讨，并不是在于论证这八个字正是“宁波精神”，更不是为了说明宁波人的“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精神要比其他地区的更出色，而是试图通过对宁波历史文化和区域文化的考察，从而探讨宁波地域的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再来透视宁波人在弘扬“诚信、务实、开放、创新”这些当代中国人共有的优秀品质时，有哪些优势和局限。

宁波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从地理区位的角度来看宁波人文精神.它既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质，又受中原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既具有商贸文化的丰富内涵，又秉承儒家文化的基本传统；既渗透古代越文化的积淀，又深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奥陶。所以，呈现在宁波人身上“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精神是具有自己区域文化丰富内涵的。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又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尤其是明清以来，浙东学术文化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理论创新的社会背景，在学术思想上引领中国时代发展的潮流，开启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启蒙主义大门；当代宁波人的求真务实、自我奋斗、与时俱进、诚信循礼的精神，是与浙东学术文化的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宁波人在弘扬“诚信、务实、开放、创新”这些精神时，是有其深厚的历史学术文化作根底的。

就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文化素养一样，每个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城市人文面貌，即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渗透于这个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和塑造着这个城市的形象。

从孕育和塑造人格的意义上来说，所谓宁波精神，就是指宁波人在处世立身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有的基本人文精神。它是宁波人经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粘神品格，是宁波人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它体现在宁波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实践行动。它既以观念形态、心理状态等形式存在于宁波市民的精神层面；同时也表现在市民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等日常生活之中。所以，宁波精神从本质上说，它是宁波人的一种文化认同。

自古以来，宁波人杰地灵，精英荟萃，历代各类人才如群星璀璨，在不同领域涌现了时间跨度较大的大批人才精英群体。例如：

以杨简、王阳明、王应麟、黄震、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为代表的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们创立的“四明学派”、“阳明学”、“浙东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乃至日本、东南亚都曾有过重大学术影响。

以朱舜水、张支信、龙室道渊、周文楷等为代表的学者、航海家、商人、医学家等开辟了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等，对传播中华文明、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严子陵、史浩、方孝孺、朱舜水、钱肃乐、黄宗羲、张苍水等为代表的仁人志士、民族英雄们，以行动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灵魂，为世人树立了做人的榜样。

以阚泽、虞翻、虞世南、传古、胡三省、戴表元、袁桷、张可久、林和靖、吴文英、王鳄、吕亿、杨简、丰坊、沉明臣、屠隆、叶宪祖、吕天臣、朱舜水、黄宗羲、沈光文、姜宸英、万斯同、裘琏、邵晋涵、仇兆鳌、全祖望、姚燮等为代表的书画、戏剧、诗词、文史经学等方面文化人极大地丰富了全民族的艺术瑰宝，并占有重要地位。

以虞喜、释奉真、黄济之、宋北川、高武、赵献可、黄宗羲、陈藏器、日华子、陆士逵、黄百家、邵昂霄等为代表的天文历算、医学等方面的科学家们创造了当时国内一流的科教成就，至今仍具指导意义。

以祖阐、契比（布袋和尚）、知礼、普济、许子元、梵琦、敬安等高僧为代表，创立了传及全国乃至日本、朝鲜半岛的临济宗与曹洞宗，为弘扬普及中华佛教及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楼郁、陈谧、史宋之、楼钥、袁忠澈、丰坊、范钦、范大澈、黄宗羲、万斯同、陈自舜、陆宝、全祖望、卢沚等为代表的大藏书家们，他们的千秋伟业，为进一步滋养推动浙东学术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十分宝贵的贡献。

在当代，宁波更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涌现了举世瞩目的以“宁波帮”为代表的商贸实业人才群体；以宁波籍科学院院士为代表的科教精英群体；以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经营管理人才群体；以“顺其自然”为代表的慈善爱心人士群体，等等。^[1]

古往今来，宁波地域之所以能涌现如此众多的利国利民、济世经邦的优秀人才，说明在宁波的地域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哺育人们励志奋进、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正是宁波的这种地域文化精神，或者说是宁波精神，使宁波成为人文渊薮的文献礼仪之邦。那么，能够称得上是宁波精神的理念是什么呢？这就首先需要从区域文化的传统中去寻找答案。

从特定的地理区域特性中透视浙东区域文化的生成背景、发展历程及其理论形态，对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宁波文化的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都是有其传统的，以浙东区域文化为根基的宁波文化，其形成、发展、传承也可以从远传统、近传统、大传统和小传统这几个方面来说。

当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的文化发生论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间是人类精神产生的轴心时代，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后世，思想史上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这个时期。^[2]同时他还认为“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3]。以此观点来思考浙东文化也是合适的。距今3000年前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正处于中华文化形成的“轴心”时期，它和中原的儒家文化一样，同样会对中华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对于浙东区域文化来说，吴越文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吴越文化孕育了浙东文化个性的基因。浙东地域文化，正是在传承吴越文化，更进一步说是在传承古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务实、开拓可以说是浙东文化、包括宁波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从古越文化的不屈不挠、励志拼搏的精神中传承而来的。古越文化中那种自强不息、耻为人后的心理特征，积淀在浙东人士的思想观念中，在后世产生着深刻影响。

从河姆渡文化算起，古越文化至少已有七千年的历史；从《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十四年（公元前1029）“于越来宾”算起，越地文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三千多年。七千多年前的越地，滨江临海，全境多为草泽丘陵。山洪、潮汐与出没于林莽、湖泽间的虫蛇兽类，相继侵袭为害。“越人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4]人口稀少，环境恶劣，使越地开发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夏少康封无余到此，以奉禹祠，其时这里仍是一片蛮荒之地。在当时中原国家的眼里.越地一直被视作未开化的夷狄之邦，直到越王勾践时这种情形亦未根本改变，有所谓“越王勾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5]。越至越王允常、勾践而国势日强，但北方吴的存在严重威胁越的生存，“夫吴之与越，仇雠敌战之国……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6]

险恶的自然环境，强国压境的生存条件，迫使越人将谋求生存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古越文化的特有品格，便在这种严酷的环境局势中磨砺、孕育而出。

首先是励志图强的拼搏精神。古越初，越人具有一种原始的顽强不屈的野性，在漫长的历史衍进中，这种野性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好剑善斗的地域风气。当这种原始的好剑善斗的精神在越王勾践之世被引向战胜强敌、洗雪国耻的时候，便成为一种励志图强的生命力的象征。这种古越之风在代代传承中凝聚为越地人们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即当事关民族大义时临难不苟的精神追求。宋明两朝晚期，异族入主中原、河山破碎之际，与清代末叶，革命起事四方酝酿之时，越中特多殉难死节或发难倡义的人士，便是这种文化精神高扬的结果。

二是具有开放和尚武的精神。越文化形成于吴、越的不断征战之中，越国在越王勾践继位后，重用四方贤良，招揽四方人才，并学习楚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使经济和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越与中原一样出产青铜器，但中原的青铜器多是礼器，而越人却用它制造了锋利精致、享誉天下的剑戈。减然，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争之时，除了武器的优越外，尚武精神也十分重要，而这种尚武精神在越人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三是理性务实的精神。越地荒瘠，国小势危，无论是生存繁衍，或是图强雪耻，皆须寄于步步踏实的辛勤劳作与点滴力量的切实累积之中。越人尊重自然规律，中视天象观察，讲究规矩绳墨，这些都直接源于长期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经验。越国在春秋之世已建起了也许是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台。《越绝书·卷八》记载：“龟山者，勾践起怪游台也……仰望天气，观天怪也。”不事浮华，不好玄思遐想，唯重稳实，唯求解决为现实遇到眼前的具体目标任务，遂成为古越重要的文化品格。^[7]

所以说，“励志自强”是处于“轴心时代”的古越文化遗传给浙东人们的文化基因，这个“文化基因”虽在浙东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但是，我们从和其他地区的区域文化相比较中，从几千年来的浙东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中，可见浙东地域文化是深受这种文化精神影响的。鲁迅先生就不止一次引用前人的话说“会稽非藏污纳垢之地，乃报仇雪耻之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励志自强”就是越地文化（也即浙东文化）根深蒂固的精神。作为浙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宁波文化自然也是在传承这种文化基因中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浙东地域文化除了秉承的吴越文化传统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浙东特殊的地域经济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浙东文化不是单一的大陆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海洋文化，而是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颇有特色的沿海文化。

大陆文化指以大陆为背景产生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化。二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大陆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业生产需要遵守自然节气，依赖天时地利，使人们从探索自然规律中养成遵守规则、顺从命运、服从统治的习性；而日常生活中对于家族的依赖以及水利灌溉的互利作用，又使人们增强了群体观念，但也往往容易造成封闭性和保守性，产生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容易接受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所以大陆文化虽然厚重、精致、典雅，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海洋文化则是一种商业文化，由于它产生的背景是大海，所以包含着大海的许多秉性：大度，有大海般的胸襟与宏大的气魄，给人们以豪情、信心与力量；创新，大海亘古常新，既有周而复始，更有气象万千、沧海桑田的特色；包容，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由于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使浙东的地域文化一方面生发出海洋文化才有的开放特质，另一方面又由于和内陆紧密相连而深受中原文化的奥陶。因此浙东的历史文化也可以说是把海洋文化融入大陆文化之中的沿海文化。如果说吴越文化是浙东文化的根，那么，沿海文化则是浙东文化的魂。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浙东地处沿海环境和亚热带气候，浙东地域与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为邻。出海捕鱼、滩涂养殖是浙东人的主业之一。海洋，不仅是宁波人赖以生存的环境要索，而且是他们的一种基本的生活资源。海洋对于濒海而居和以航海谋生的宁波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孕育了宁波人敢冒风险、敢为人先、吃苦耐劳和善于应变的精神特征。强烈的对外贸易意识是地处浙东沿海的宁波人在生存环境中自然地孕育出来的。

在宁波的发展历史中，因港市而勃兴的特点非常明显，它从建城开始起就是一个港口城市，港口的兴衰变迁对宁波城市能否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宁波是中国开展海外贸易较早的城市之一。它的海外贸易约始于秦汉时期，是比陆上丝绸之路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影响更大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近代以来，在现代化要求和外来文化的交互作用下，这种开放意识逐渐定型。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使宁波人成为中国商人中的佼佼者，随着贸易的不断发展，宁波商帮成为一种地域性的文化现象。在浓浓的商贸文化中，宁波人充分体现了浙东传统文化性格中那种地缘凝聚精神、自强自主精神、开拓精神和求实精神。他们敢为天下先，善于把握机遇，精于企业管理，能适应时代潮流，使浙东文化中的经世务实精神呈现出一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风貌。

同时，宁波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在冬季，各种越冬作物仍然能继续生长，处于稻作文化圈内的耕作环境对宁波的经济社会和生活方式是有深刻影响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经指出：“水稻种植业的发展在东亚人口史上代表着一个新的阶段，它从公元8—10世纪起为世界这部分地区的文化输入了新的生命力”，“与特有的生存方式相联系”。具体说来，这种“特有的生存方式”意思是，人们常年忙碌，没有连续或固定休息的观念。水稻是需要精耕细作、细心照料的，从播种到收获，加上轮作，一年到头都有事干。这种常年的劳作造就了宁波人的实干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这种实干特性，对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也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浙东地处东南沿海地区，一方面面临大海四通八达的生存环境，使浙东人形成一种开放性的精神，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商品经济则培育了浙东人民自主自强的精神；另一方面，农耕生活又是古代浙东社会的基本状态，吃苦耐劳的实干梢神在浙东人民身上代代相传。所以海洋文化的开拓自强精神和农耕文化的务实精细精神，在浙东区域文化中得到了很好的结合，从而形成开拓、务实的人文精神。

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士”产生以后，经世致用一宜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追求。所谓“经世致用”，就是经邦济世，是指关心社会，参与政治，建功立业，以企求达到天下太平的一种精神、情操和理想。

儒家传统在中原地区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支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但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文化中心逐步南移的问题。晋朝时期已出现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五代时期由于北方长期战乱，大量文人南下，再次出现了文化中心的南移。南宋朝廷偏安江南，完成了文化中心的彻底南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术思想的繁荣，浙东学术文化的底蕴由此而来，使浙东文化有“人文渊薮”优势，“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对此，全祖望曾赋诗日：

鲒埼亭下是侬家，雪后沙螺旧所夸。

浙东列城虽褊小，风俗由来拟邹鲁。^[8]

自从南宋建都临安，“直把杭州作汴州”，大批来自中原的贵族显官和士夫文人移居甬上，诞生了为数众多的儒学大家和学者、诗人。故而全祖望颇感自豪地说：“南宋儒林五派，俱萃于此，叹为盛哉！"^[9]'吾乡远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阙略。有宋奎娄告瑞，大儒之教偏天下。”^[10]明末清初，”甬上当是时经史之学蔚然”^[11]，崛起了一个以黄宗羲和万氏兄弟为代表的新的浙东学派。黄宗羲“自言生平师友皆在甬上”，并说：“甬上多光明俊伟之士，足为吾薪火之寄。”^[12]

如上所说，浙东山川灵秀，既是传承历代先贤的学统和文统的学术之乡，又是“忠义之邦”。这使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粕神在浙东文化中（包括在宁波文化中）得以薪火相传。历代的浙东学术的思想家，都主张经世致用、注重实功，要求文化、学术之事必须服务于国计民生。宋代，陈亮、叶适曾和朱熹进行过“义利之辩”的激烈交锋，强调义理须见之于事功，反对虚文空言。至明代，朱舜水力主“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13]；“圣贤之学，俱在践履”^[14]，这一思想发展到清代，成为我国文化学术界的主导思想，成为浙东学者经典的治学原则。黄宗羲在著述中，反复论述了“经世致用”的为学原则，明确地把“经世致用”概括为“学贵践履”^[15]。在他看来“儒者之学”，“经天纬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16]。黄宗羲之后的几代传人如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都忠实地继承、发扬了这个学术原则。

总之，经世致用、注重实功是浙东文化学术思想的精髓。浙东学术的精神当首推经世致用，对此，各个时期学者都有肯定。黄宗羲就是以“学必原本于经术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辐后足以应务”^[17]为治学宗旨的；梁启超认为“史学经世”是浙东学术的精神，他说：“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18]陈训慈先生在《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中把浙东史学的精神概括为：博约之精神，躬行之精神，经世实用之精神，民族思想之精神，不立门户与大公之精神。同样把经世务实作为浙东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19]

浙东区域文化的一个显著精神传统，是不靠天不靠地、自作主宰的主体性精神。从理论形态上说，这种自主精神在阳明心学那里得到了精致表达。阳明倡言“心学”，曰“心即理””，理也者，心之条理也^[20]“吾心”“良知”乃是宇宙的“天渊”，万物的“主宰”，“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21]阳明此说应用于学术创造，就是认为：纵有花花世界之万千事物，府库收藏之无数资料，古今中外之学术巨擘，皆须经“吾心”之理性良知做出裁断、抉择，孰是孰非孰醉孰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得创造。“吾心”乃学术之最高权威、最高标准。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22]在王阳明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学术的珍贵在于“得之于心”的独特创造，这种创造高于一切既定的权威。王阳明这个说法为明清浙东学人的学术方向和学术创造奠定了基础。

浙东文化强调学术的主体性，强调创新，主张学问贵在“自得”（王阳明语）.成一家之言。继王阳明之后，浙东几代学人均从不同的角度阐发对人的身心解放的认识。黄宗羲一方面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开启人们对于主体身心解放的领悟。他大胆宣称：“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另一方面黄宗羲也从哲学思想的高度，论证了人主体自觉的合理性。他指出“盈天地皆心也”。在他看来，人的主体精神“心”是最根本的，世上运行的“气”与“理”都与之相通，“穷心”便可“穷万物”。全祖望积极倡导“不任命”的人生意识，努力摆脱所谓天生命运对主体身心解放的精神压迫。他还提出“学道在爱人”的重要观点，强调了人对于世界的中心地位。章学诚明确反对抑制身心解放的愚昧的天命观，根本不相信所谓长生不老之说，以为那是迷信的无稽之谈，真正能长留于世的是大觉大悟的主体精神。这也从一个方面强调了对人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主体所起能动作用的肯定。章学诚认为，人需要不断地提升主体的自觉意从而保存可贵的“真我”，如此人生的价值才会得到最充分的体现。还认为“圣人”与“凡人”的人生价值各有千秋，“凡庶”若有了自觉的意识，又肯下苦功学习，同样可以实现辉煌的自我价值。

浙东学人讲究学问的“自得”，不仅要超越他人，而且要超越时代，讲究自得的实质就是创新，是面对社会的实践，“通经致用”，从而求真求实，发现“实理之所在“。求真求实是浙东学术的优秀传统。

从以上对于浙东区域文化的所谓远、近、大、小这四方面传统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以浙东文化为根基的宁波文化是有丰厚的底蕴的：从文化传统的源头上说，古越文化的务实进取精神可以说是浙东文化，也即宁波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而儒学文化所秉承的道德精神以及阳明心学所激发的主体自觉的精神，深深扎根于浙东区域经济社会生活，则培育出了浙东地区世代相传的经世务实、义利并重、励志自强、自主创新的人文精神。宁波人的“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精神就是在这种地域人文精神中孕育、发展起来的。

虽说宁波人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都具有“诚信、务实、开放、创新”的精神，但从区域文化的层次来考察，可以看到这些精神在与区域文化传统相结合中，是显示着自己特有的文化色彩的。因此，通过这种考察，可以使我们看到宁波人在精神风貌上的长处和短处，以利我们更好地弘扬宁波精神。

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和浙东文化的共同的文化精神。但是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使它们在弘扬经世务实精神中又有各自的鲜明特点。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起源于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战国时期屈原的忧国忧民、锐意革新的爱国思想一直为湖湘人所敬仰，而且这种精神在西汉时贾谊和司马迁的弘扬和倡导下更是深入人心。近代湖湘文化是在古代湖湘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湖湘文化形成了诸多的优秀传统：一是爱国主义。古往今来，爱国主义是湖湘学派共同的政治倾向，是湖湘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湖湘文化的内核。二是经世致用。南宋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的理想抱负紧密结合在一起。明末清初王夫之以务实、主动、重行、思变的思想，将经世致用推向新的理论高度。三是兼容并包。湖湘文化历来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南宋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开创了湖南自由讲学之先河，也奠定了湖湘文化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基础。

千百年来，湖湘人在这种文化的浸润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文气质，即卓厉敢死，敢为天下先。特别是近代以来，湖湘文化培育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五大人才群体，这就是：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经世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点：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杨昌济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这些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耍角色。近代，湖南于中国举足轻重，五大人才群体相继出现是其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湖湘文化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时期。

湖南近代人才辈出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与湖南处于内陆省份，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的地理位置有直接联系。湖南东部是罗霄山脉，西部是武陵山脉与雪峰山脉，南面是南岭山脉，只有北面是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境内多为高山、丘陵地区，交通不发达，有“七分山水二分田”的说法，交通极为不便，加上一直以来未曾得到开发，这种地理环境就使湖南人不能摆脱以农为本的思想观念的束缚，造成了工商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没有沿海城市那样广阔的舞台，所以湖南人的政治意识特别强烈。从人生价值取向来看，是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追求“治国平天下”；从学术风气来说，都注重实际，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从个人行为来看，都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有强烈的参政意识。造就政治家和军事家远比造就经济实业巨子要容易得多。

相比而言，浙东文化中讲经世致用，除了关注政治，更多的却是注重经济、注重民生。可以说，工商业一直在浙东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相比于中原文化所具有的厚重的政治一伦理文化色彩，浙东文化表现出了鲜明的经济文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同样渗透于浙东学术文化之中，这在黄宗羲的极具政治意义的《明夷待访录》中就可见一斑：他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不合理，首先是从维护个人的经济财产权益说起的，他主张“工商皆本”的立论依据，就是是否“切于民用”，在他的这篇光辉著作中，讲财计、讲田制、讲货币、讲税收的内容就占了相当的篇幅。

王夫之和黄宗羲都对封建专制作了尖锐批判，但两者批判的立论观念很不相同。湖湘文化的思想大家王夫之，他虽然有着“道莫盛于趋变”的思变思想，但这种“变”始终坚守在“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为而为之”上，肯定传统君主专制政治的天然合理性^[23]；他没有如黄宗羲那样，对中国传统的君主个人独裁政治制度作全面的否定；也不可能像黄宗羲那样，提出建立全新的君、臣（官）、民关系，建立一个敢于执法、善于执法的高效率的国家行政机构的设想。王夫之和黄宗羲这两个思想大家都是极端关心政治的人物，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却如此不同，这显然是不同地域文化环境熏陶的结果。

湖湘文化与浙东文化的这种差异，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以至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文化的精神，激励着湖湘弟子，塑造着经天纬地之才。社会变革宛如春雨，湖南人就如雨后春笋，他们有着满腔的热情，总是在历史的大变革中勃发出来，在民族的危难之重显身手，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在浙东文化的熏陶下，浙东人重商轻农，商业文化气息深厚。他们乐于经商，善于经商，而且目光远大。他们办实业、重教育，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浙东地区成为近代、现代、当代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岭南文化在先秦时期形成了雏形。“先民居于五岭之南，在秦朝统一中国之后接受了中原文化，融合成型后始称‘岭南文化，。”^[24]形成时期的岭南文化由于它远离儒家中心文化，带有一点边缘文化的色彩。作为一种地域文化，一方面，岭南文化吸收和保持了中华大地上深深扎根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和内涵。另一个方面，由于岭南地区自古就是我国东南部手工业、小工业城镇的聚集地，这就使得岭南文化具有较强的平民倾向，充满商业色彩。特别是自唐宋以后，岭南佛教开始兴盛，寺院广建，高僧辈出，中外佛教交流活动活跃。因此，岭南文化又吸收了宗教的一些有益的因索，在虔诚的教化之下，使岭南文化原有的商品性得到了深化，岭南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形成了等价交换、诚信经营企业的理念和农商并重、义利兼顾的特点。

近代岭南文化精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叶形成的岭南“江门学派”。“江门学派”的创始人陈献章（1428—1500），又名陈白沙，生于广东新会（即近代名人梁启超的故乡），后迁居江门白沙村。他的理论缘于“心学”，提倡独立思考，“凡事理求之吾心”。这是对正统程朱理学的修正和偏离，是一种思想上的大胆变革和创新。同时，“江门学派”也倡导一种比较自由开放的学风，与当时北方内地禁锢教条的学风和思维方式迥然不同，对近代岭南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影响极深。可以说，陈献章的“江门学派”开启了近代岭南自由开放学风和创新求变精神之先河。

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近代中国的历史重心、政治焦点、文化热点开始南移到珠江流域。

近代岭南文化也成为引导新潮、干预政治的主流文化。岭南文化的革命叛逆精神、民主精神、自由开放精神、追新求变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成为时代精神的主旋律。这一时期岭南人才辈出，先后涌现出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容闵、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朱执信、叶挺、叶剑英、彭湃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时代精英人物。他们策划导演的太平天国起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护湘国民革命北伐等一系列政治行动，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和政局变迁，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很显然，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末这80多年间，岭南地区、岭南文化和广东人，始终占据着中国历史舞台的显赫地位。

为什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会转移到南方珠江地区，岭南文化能领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风骚？这与这个地区的地域文化较少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束缚有极大的关系。相比之下，浙东学术文化虽然在明清之际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了重大的变革，但是从思想范畴的基本倾向来说，还是属于儒家文化体系。这一点我们从“江门心学”和“阳明心学”的比较中就可见到。陈白沙和王阳明都推崇思想的“自得”，但他们俩所谓的“自得”的理想境界其实是很不相同的。

陈白沙为明代心学的先驱，他所开启的明代心学特别表现出一种对于超道德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种精神境界的主要特点是“乐”或“洒落”或“自然，所谓“自然”是指心灵的自由，不受牵制，也就是“无滞”。在陈白沙看来，正如春去秋来、运转无滞一样，如果时令永远滞于某一季节，万物的自然生长过程就要被破坏。人心也是如此，人心不能滞在某一事物之上，所谓心在无物处，就是心不要滞在一个念头、一个事物上，这样的方法就叫“自然”，这样的境界也叫“自然”。这种自然的精神境界的基本特征是充溢着和乐。这种“自然”的境界也叫做“自得”。显然，他的这个“自得”没有某种道德的约定。

出生于浙东的王阳明也讲“自得”，但他的这个“自得”，与陈白沙的没有道德约定的“自得”有根本的区别。王阳明的“自得”，归根结底是要人们依靠自己的觉悟在心灵深处明白善善恶恶，也就是所谓“致良知”，就是遵循孔孟之道的道德良心。再来看黄宗羲的思想，他同样是以遵循孔孟之道的道德良心作为自己学说的终极关怀的。比如他对于封建君主制度的批判看来是很透彻的，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确实也起到了启蒙主义的作用。但是，无论是对于历代君王罪恶的揭露，还是对于理想政治制度的设想，黄宗羲立论的依据都是儒家文化的“崇公抑私”。黄宗羲所谓的圣贤，是“受命于天”，负责替天“教养”“斯民”的天子，他所向往的是把天子作为天下之公的起点，在政治思想上仍然具有“一切依靠天子，一切通过天子”的元索。所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虽然具有开启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思潮的历史功绩，但就他的基本政治思想来说，还不足以构建彻底否定封建政治的理论体系。不仅黄宗羲的学术思想是如此，整个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术文化也是如此。所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急需寻找救亡图强的思想武器时，浙东学术文化自然不可能有更多的作为。中国孕育社会革命的思想中心，不能不转移到受儒家文化束缚比较少的珠江地区，在近百年中，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岭南文化比浙东文化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从与岭南文化的比较中，可见宁波人的自主创新的经世精神，由于受儒家文化观念的影响，在社会革命领域是有局限性和保守性的，这种保守性到了近代就更凸现出来了。这恐怕也是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在蒋介石作为领袖后，会从革命走向反面的一个文化原因。

关中是指陕西省的中部，这个地区是历史上最早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张良建议刘邦定都关中时说：“夫关中左崎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25]就文化区域看，关中地区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又受楚文化的交叉影响，有着很深的文化沉淀.是中华民族代表性文化区，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关中号称“理学之邦”^[26]，“哲士挺生，代不乏人”^[27]，以深刻的思想见解，给中国历史进程以极大的影响，这种思想被称为“关学”。

关学的产生是从北宋中期张载的活动开始的。张载先受儒学熏陶，后因儒学"知人不知天”而学佛学，但又发现宗教实际上是贬抑现实人事活动，使人敬畏“天道”的威力，从而在思想上放弃抵御本能的工具，因此，张载决心从事物的本源出发，寻找儒学发展的根本动力。他从《易》的朴索唯物论原理出发，构想充满和谐的世界。其君臣思想、对圣人与贤者的看法等均与儒学有相当关联，是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士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关学使得三秦大地一直保持着对知识和气节的崇尚，对学术与经世济用相结合的追求。

受程朱理学思想的影响，关学思想既有理学的思想根基，也形成了自身的思想特色，这些思想特色一直以来影响了关中人的心理与行为习惯。一是关中人表现出较强的“重本轻末”思想。关中地区长久以来，统治集团的政策和民众思想均有很深的重本轻末的思想沉淀，这与浙东沿海地区的重商传统思想有较大不同。重农、官办工商等是关中人经济生活的一个特点。二是关中人表现出较强的“士人”心态。《辞海》释“士”为能任事的男子，到春秋末年以后，它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实际上关学思想中无不透露出这种士人心态，他们对政治关心，对学问重视，看重气节问题，胸怀一定抱负，表现出关注百姓，又带有一定豪侠的气概。^[28]

作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儒家学术文化，关学和阳明心学，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倡导儒家的“仁政”，要统治者以此出发教化民众，关心百姓疾苦，致力于封建道德秩序的稳定及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那么什么是“纪纲政事”、“礼乐教化”的美好社会呢？关学的创始人张载和阳明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都有自己的设想，他们的设想虽都以儒家“大同”的思想为依据，但是对于这个理想社会的具体构想却有所不同。

张载在其重要著作《西铭》中，以“天下如家”来设想理想社会的人际关系：

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坪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29]

张我在这里把天地比作父母，人生于天地之间，自应把万民看作同胞兄弟，把万物视为同伴和朋友。在这样的和谐社会里，人人都尊长慈幼，同情、爱护病苦、残疾、鳏寡、孤独者；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没有矛盾和争讼。反映了他的民本、博爱的思想。但是，这样的社会是需要君主和大臣如管理家庭那样来层层管理的。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也同样提出了一个“亲如一家”的理想社会构想。他是这样描述的：

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皡皡，皆相视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夔、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务，或营其衣食，或通其有无，或备其器用，集谋并力……^[30](www.xing528.com)

在王阳明这个理想社会的设计中，他提出，每个人”下至闾井、田野，农、工、商、贾之贱”，都要安于职分，“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因为人们的各有分职，只是由于“能力”的不同。不仅对贤明君主的出现，以及忠于职守的官吏寄予希望，更重要的是对居于市井，以及从事农、工、商、贾的百姓提出了“各安其所”的要求。

张载和王阳明都以“亲如一家”作为理想社会“和谐”的价值诉求，但是从两者的比较中，可见对理想社会的“和谐”人际关系有理念上的差异：第一，在对何谓“和谐”的理解上，张载以上下（天地）之别讲秩序，王阳明以能力不同讲职分；第二，在如何“和谐”的途径上，张载讲“圣其合德”重管理，王阳明讲“各勤其业”重协调；第三，在为什么要“和谐”的问题上，张载重在“扶贫济弱”上，王阳明重在“集谋并力”上。这三方面的差异，说明关中文化和浙东文化在如何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上是各有侧重的，同时，这种差异成为地域文化中的“集体无意识”，得到世代相传，并深刻地影响着两地的社会发展和管理观念，从而形成了各自特色。

受浙东学术文化中的这种“安于职分”、“各勤其业”、“集谋并力”的社会和谐观念的影响.宁波人具有开明与保守兼具的文化性格：一方面能安分守己，因此比较冷静，不易激动和狂热；另一方面又能自强不息，因此能抓住机遇与时俱进。这种文化品格使宁波人在面对重大的社会变革时，往往能既不急躁冒进，也不安于现状。在当今改革开放的年代，这种文化精神同样影响着宁波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形成。

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发展的模式上出现了“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并引起了种种争论。宁波地处温州和苏南之间，在经济发展的成分上也处于两者之间.既有较为发达的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也有迅速发展的个私经济。但是务实的宁波人并不在意什么模式，而是不搞争论埋头干，多种经济齐步走。结果是创造出了既不同于集体经济占主导的“苏南模式”，也有别于私营经济唱主角的“温州模式”的具有较强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生共荣、多种经济形式的双嬴互补式的竞争成为宁波活力的源头之一。

除了宏观的发展模式的选择，宁波开明保守兼具的文化性格在具体的制度创新方面也有充分的体现。从全国范围来看，宁波是一个制度创新比较活跃的地区，例如近几年来宁波实行的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医疗保障制度改革、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的设立、城市管理中的社区建设服务、农村“固本强基”工作等.都较早地走在全国前列，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宁波在制度创新方面的这种适度超前、随机应变，又不麻木落后、盲目冒进的安排，反映出宁波开明的一面——善于学习和接受新的东西为自己所用，也反映出宁波保守的一面——不敢也不善于标新立异，这使得宁波在发展中处于相对领先的地位，避免了制度创新有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和过高的改革成本，使宁波的发展不会出现大的曲折，走出了一条又稳健又快速的发展道路。^[31]

温州位于瓯江下游与楠溪江和温瑞塘河水系的交汇冲积平原。温州古称“瓯”，索有“东瓯名镇”之誉。春秋战国时是瓯越人之地，秦统一后划属闽中郡。西汉惠帝三年（前192）为东瓯王摇封地，建都城于温州市西山一带。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置永宁县，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升为永嘉郡，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废郡存县。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改立温州。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杨蟠任温州知州，写诗赞温州日：“一州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32]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既是传统农业生产大为发展的地区，又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自唐宋以来即是对外贸易港口，港湾优良，海上交通称便，和宁波、福州、广州一样，曾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港口之一。北宋时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繁荣、海上交通便捷、贸易发达的城市，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北宋末年，温州造船的岁额达六百艘，与明州同居全国首位。这种情况为温州人漂洋过海去国外经商提供了方便，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就有温州人移居海外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温州人纷纷漂洋过海到日本、东南亚、欧洲诸国经商谋生，到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华侨3.8万人。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温州这种区域性的商业特征，跟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但温州古城基本上是个传统化、乡村化的城市。自宋代始，江南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温州人口急剧增加，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传统农业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所形成的惯例、习俗对温州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海洋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孕育了温州人独特的文化个性：一方面有敢闯天下、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开放精神；另一方面又保留着农业社会那种强烈的家庭和家族意识，具有相对的封闭性。小商品闯大市场、小家庭闯大世界成为温州社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温州人的生存能力极强，走到哪里都能生根开花结果，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对人说：“青田人了不起。30年代我在德国就碰见不少。他们往往是背一包石头，带一点粮食，沿路刻石叫卖，得到足够的钱再往前走，横穿中国，过中亚直到欧洲……真是有非凡的生命力。”著名社会学者费孝通先生对温州人也有类似的赞许，1937年他在德国遇到了一位类似搞“直销”的温州人。他们背着青田石漂洋过海，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做石刻手艺，待石头用完了就转而做小买卖。这些人靠着挨家挨户地送货上门和彬彬有礼的优良服务态度，经商赚钱。

既有从海洋文化和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开拓开放精神，同时又保持着农耕文化中养成的务实守成品格，这是在人文精神上温州人与宁波人的相通之处，也即浙东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但同样的开拓开放精神，宁波人与温州人相比，又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在对外开拓中同样地闯荡天下，宁波人较少受家庭和家族观念的束缚，因而宁波人在他乡更能成大气候和大局面；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主张“义利并重”，宁波人不仅“以利和义”，更讲究“以义为利”，因而宁波人在商场上更易被他人认同。相比而言，温州文化中的不易融汇性对温州人的对外开拓发展有消极影响。对此，张苗荧先生有如下述评：这“突出表现在外出谋生的温州人，通常很难与当地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他们多以集团形式出现，并在当地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圈’。如北京的‘温州村’和法国巴黎的‘温州街’。开放性和融汇性，是现代文化必须具备的两个显著标志。只有开放，才能引进和吸收其他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只有融汇，才能使自身的地域的文化能够在保持特色的情况下，得以不断的更新和发展。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和不易融汇性，使温州人虽然可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却难以走出‘温州文化圈'”。^[33]

与温州人相比，在开拓和开放精神方面宁波人也有自己的不足。如果说，温州人在对外开拓发展中受家族情结制约的话，那么，宁波人则受恋乡情结的制约。流传于宁波的“走过三关六码头，吃过奉化芋芳头”，“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这些老话，充分反映了宁波人这种既能对外开拓，又比较留恋家乡的文化性格。诚如陈利权先生所言，“走遍天下”，表明了宁波人开明、开拓、开放的一面，宁波与温州敢吃螃蟹、敢作敢为有相当差距。就全国范围而言，宁波在有全国性影响的创新方面也不及深圳、大连、青岛等沿海城市。宁波人比较擅长的是对别人的创新举措加以学习和完善。^[34]

在明清之际由于阳明心学的创立，再经刘宗周、黄宗羲的传承和发展而创立的浙东学派，从本质上说也是儒学文化，是具有对于儒家传统的经世之学具有反叛和革新意义的儒家学术文化，对儒家的传统经世哲学有了重大突破，这些革新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如何“经世”问题上的革新。突破了传统儒学“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思想束缚，在经世要求上从按孔孟名教做准则转变为以“切于民用”做准则。作为阳明心学奠基人的王阳明，虽然不是启蒙思想家，但是明末清初阳明学派学者的许多反传统的思想观点，却都可以从他那里找到源头。对此，黄宗羲评论指出：“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其师说，益启瞿昙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35]可见阳明心学对于后世重大的意义是造就了人人都可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的局面，因而为启蒙精神的兴起提供了思想资料。黄宗羲也是以“切于民用”，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封建统治来做出“工商皆本”的结论的。

其次，在为何“经世”问题上的革新。突破了传统儒学重宗法人伦、轻个人私利的价值取向，在经世取向上从“天下是帝王家的天下”转变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儒家传统的经世观念“家国同构”，将个人的身心、性命修养与家、国、天下之政治事务统一起来，维护的是宗法等级人伦，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个体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视为不道德的根源，服从群体和国家本身就成了人生的目的。然而到了明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人们在公私观念上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他在探讨大臣的职责及其与君主之间的关系时，反对用父子关系来比拟君臣关系，提出不在其朝，臣与君就如路人关系，从而把国家之事看成是公共事务，在公共事务之外是私人活动空间，表现出一种从“自我”出发，反对政治事务的家庭化、私人化倾向，已经有了明确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意识和人身自由权的意识。这是对儒家纲常伦理超越性的否定，是一种带有近代意义的公私观，重视的是人的个体独立价值，肯定了人的个体利益和权利，是切合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伦理观念。

再次，在以何“经世”问题上的革新。突破了传统儒学重政治伦理而轻自然科学的学术观念的局限，在经世观念上从只谈心性道德转变为亦同时关注自然科学。儒学传统的经世观念中的所谓“致用”，是把人生的觉悟归结为认识圣人传留下来的伦理知识，或者是从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中体会出做人的道理和“应当”，它所崇尚的是人的道德悟性和顺天安命、遵礼守序的人格，对于理性思维和自然科学关注甚少。明清之际有识之士在反省宋明理学空谈性理误国误世的教训时，在西学东渐中看到了自然科学对于经世兴邦的重要性，认识到兵、农、天时、地理和物理等皆属“经世致用”之务，科学技术有利于国计民生。所以黄宗羲倡议：“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36]受黄宗需的影响，清代浙东学派内不仅出现了像黄百家、陈讦、陈佶和陈世仁这样研治科学有名的学问家，而且，以经史闻名的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等人，也有非凡的科学素养。

经世务实是浙东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当代宁波精神的基本特征。从浙东学派对于儒学传统经世观念的革新中，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观点，对于我们当代宁波人树立务实创新的思想观念极有借鉴意义：

第一，在社会政治观念上，既不墨守儒学教条，也不离经叛道，具有推进社会发展的改革精神。工商业的发展会对小农经济的稳定造成严重冲击，破坏封建专制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儒家传统的经济观念是重农抑商，把工商业作为末业加以扼杀。浙东学术在如何看待工商业的问题上，一方面，不受经典教条的束缚，以“切于民用”（黄宗羲语）为基本准则，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宋代叶适提出了土、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37]的政治思想，这是和儒家正统的“本末”观完全不同的经济观念；王阳明又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四民异业而同道”，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并设想建设“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贾往来，渐将贸易”的富庶之乡^[38]；黄宗羲则进一步提出“工商皆本”。另一方面，他们又从“道”“本”的高度来论证工商业的合理性，把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儒学的基本学理贯通起来，使其成为儒家经世务实的思想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

第二，在思想理论观念上，既讲究“本于经术”，也强调“足以应务”，具有解放思想的创新精神。中国先秦的思想家就提出“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强调用理论去统一“人心”的重要性。儒家传统的经世哲学在理论观念上是遵循“述而不作”。为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明清浙东学派在理论观念上也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但提倡“学贵适用”，一方面许多思想观点在理论上突破了儒家经典中的教条束缚，“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但是另一方面又十分注意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儒学经典的基本学理相衔接。这就是黄宗羲说的：“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39]所以他既反对宋代理学家和明代心学家束书不观，空谈性理，也反对迂儒俗学无所用心，墨守成说；既反对为学不独立思考而盲目因袭，又反对凭空臆断，师心自用。他还认为：“道无定体，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和事功判为两途。”^[40]强调把学道和事功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思想理论要为现实服务，并在为现实服务中创新理论观点。

第三，在道德观念上，既肯定人性自私，也推崇抑私为公，具有为建立适应商品经济要求的人伦关系的务实精神。儒学传统的人性论，认为善的道德理性是人性固有的，因而祟公灭私，把自私自利归为恶的道德。浙东学派的思想家们则认为自私自利才是人的本性，并不把它看做是恶的道德，他们认为为公就是一个人能放弃自己的私利而为众人的私利服务。这种观点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有清楚的论证。首先，在君民关系上，黄宗羲认为，愿为天下兴利除害而不计较个人利益的人，才能被人拥戴为君主；其次，在君臣关系上，他认为官吏不应当对君主一姓尽忠而应当对天下民众负责，只有“万民之忧乐”才是衡量官吏的尺度；其三，在财产关系上，他反对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认为让“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社会才是合理的社会；其四，在法律关系上，他反对君王的“一家之法”，认为这种法律的实质是让君主“藏天下于箧箧”，应当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真正实现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平等。

第四，在学术观念上，既要求学有所宗，也主张兼容并蓄，具有“会通中西”的开放精神。浙东学派的学术观是“一本而万殊”，“一本”就是指圣人之道，“万殊”就是人们对圣人之道的各自的理解。黄宗羲认为：学术不可无宗主，但又不可唯我独尊，“盖道，非一家之私”^[41]，对于圣人之道经，每个人都可以去探索、体认。“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穷也”^[42]。他反对在学术上搞门户之见，“夫门户之病，最足痼人”^[43]。主张博采众长，对于外来文化也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晚明又是西方自然科学开始传入中国的时代，黄宗羲以开放的精神对待耶稣会传教士传入的历算之学，并与他们交往，研究他们的著作。亲撰《西历假如》等多种历算之书，“实开浙人研治西洋天算之风气”；同时又提出“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

用以上体现在浙东学派中的这四种精神来审视宁波人的“务实、开放、创新”，我们可以解读出当代宁波人为什么能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迅速而顺利崛起的人文原因：

——正因为能既不墨守成规，又不离经叛道，所以宁波人就能用足用好中央的政策迅速发展自己，能在各种体制改革和利益调整中既激流勇进，又保持着社会主义方向；

——正因为能既“本于经术”，又“足以应务”，所以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既没有受“本本主义”之赘，又能始终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来指导和解决前进中的新问题和难问题；

——正因为能既尊重个人权益，又能弘扬奉献社会的精神，所以在经济结构快速调整、社会处于重大转型的阵痛时期，宁波地区能及时构筑起种种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好“和谐宁波”；

——正因为有“会通中西”的文化传统，所以宁波人在对外开放中历来走在全国前列

（作者单位：中共宁波市委党校）

注释

[1]引自http：//www.cnnb.com.cn（中国宁波网）。

[2]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版。

[3]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版。

[4]班固“汉书·地理志》篇（卷八下），中华书局1959版。

[5]《越绝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版。

[6]＜国语·越语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版。

[7]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版。

[8]全祖望：《鲒埼亭诗集》，《四部丛刊初编》本，卷十、卷三。

[9]全祖望：《勾馀土音》卷三《芍庭招游城东印赋东皋》。

[10]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四《淳熙四先生柯堂碑文）。

[11]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六《永乐宁波府志题词》。

[12]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集》卷三十《黄宗羲小传》。

[13]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答小宅生顺问》，中华书局1981版。

[14]朱谦之整理：《朱舜水集·答小宅生顺问》，中华书局1981版。

[15]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二册）·今水经·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版。

[16]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明夷待访录·题解》，浙江古特出版社1985版。

[17]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九《甬上证人书院记》。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诤校订，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版。

[19]《史学杂志》1931年一卷五、六期。

[20]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八《书诸阳卷》，上海古箝出版社1992版。

[21]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七《紫阳书院集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

[22]王守仁：〈王阳明仝集》卷二〈答罗整庵少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

[23]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

[24]杨匡汉，孟繁华：《1997：“大中国文学”——香港、内陆文化的现状与差异》，载《文艺理论》，1996年。

[25]班固：《前汉书》卷四十。

[26]码从吾：《冯少墟集》卷二十一。

[27]《关中两朝文钞》卷二十《关中人文传》，四部丛刊本。

[28]缪仁炳：《温州与关中地区文化的开放性与封闭性研究》，栽《“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29]张载：《正蒙·乾称篇》。

[30]王守仁：《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31]陈利权：《宁波发展道路形成的文化动因》，载（“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32]光绪《永嘉县志》。

[33]张苗荧：《论温州文化的消极因素及其对温州经济进化影响》，载《华东经济管理》2003年第5期。

[34]陈利权：《宁波发展道路形成的文化动因》，载《“区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35]黄宗《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

[36]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土下》。

[37]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十九。

[38]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别录之奏三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

[39]全旗望：《鲒埼亭集·外编》卷十六《甬上证人书院记》。

[40]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卷三·定安先生小传〉。

[41]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二（钱启宗墓志铭》。

[42]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

[43]黄宗羲：《宋元学案》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