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探讨这些社会的形态学在一年的不同时期里表现出了哪些不同的形式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哪些是它们的不变特点。尽管它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是存在着某些一直不变的基本特征，而且我们随后讨论的那些特殊的变化形式都取决于这些特征。爱斯基摩人社会的定居方式、基本组织的数目、本性与大小都成了不变的因素，而且，正是在这个永恒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我们以后要描述与解释的各种周期性的变化。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去认识的，就是这个基础。换言之，在分析它们的季节性形态学之前，我们必须根据它的本质勾勒出它们一般的形态学。
爱斯基摩人目前[21]居住于北纬78°8′（伊塔定居点，在格陵兰岛西北岸的史密斯海峡）[22]与向南53°4′之间，位于哈得孙海湾（西边），这是他们经常到达的极限地，但是，他们并不居住[23]在拉布拉多半岛这边，他们大约前进到了54°线，而在太平洋一侧，则到了北纬56°44′。[24]他们因此占据了在纬度22°与靠近经度60°之间的一个巨大空间，它一直延伸到亚洲，他们在那里有一个定居点（即东海角的定居点）。[25]
但是，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美洲，他们只是占据了这一广大区域的沿海地区。爱斯基摩人主要是一个海滨民族。唯有一些阿拉斯加的部落居住在内地[26]。他们定居在育空三角洲与卡斯科奎姆三角洲上；而且，我们还可以认为他们居住在河流入海口的海滨地区。
但是，我们可以更多地说明，爱斯基摩人不仅仅是海滨民族，还是悬崖民族，如果我们用“悬崖”这个词来指所有相对险峻的海岸尽头的话。这是因为——这正说明了爱斯基摩人与其他极北民族的深刻差异[27]——他们占据的海岸，除了纪尧姆国王的疆域中一直不为人知的三角洲与海滨之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个多少有点狭隘的陆地边界，沿着多少有点突然陷入大海之中的高原的边缘。在格陵兰岛，大山伸向大海，而且，被称为内陆冰川的巨大冰川甚至只留下了一个群山地带，其最大的部分（由峡湾而不是由群山造成的）几乎绵延140海里。此外，这个地带被内地冰川靠海的排水口所截断。峡湾与峡湾诸岛是唯一在抗大风方面受到保护的地方，并享受一种可以忍受的气温。唯有它们给猎物们提供了易于进入的食物场与鱼类丰富的地方，海洋动物们就是来此抓鱼并被捕获的。[28]像格陵兰岛一样，梅尔维尔半岛、巴芬岛、哈得孙湾的北方海岸也呈现出各种非常峻峭与犬牙交错的海岸。内地高原如果没有被冰川覆盖，那么它就会被风扫过，总是被雪覆盖；除了沙滩与直达冰川湖泊的大山谷的边缘外，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居住的地方。[29]拉布拉多半岛有着相同的特点，有着一种比较大陆化的内地气候。[30]加拿大北部与布蒂亚·费利克斯的罗壬特地区缓缓地在一定范围内延伸，特别是延伸至巴瑟斯特湾。但是像其他地区一样，内地高原把在地图上看应该可以居住的范围限制在一些相对狭小的空间里。[31]马更些河的东部海岸从岩石群山的尾部到白令海峡的冰角展现的是相同的方面。由此出发，直到卡蒂亚克岛，这个爱斯基摩人地区的南部边界依次是由三角洲的冻原、群山或高原的末端构成的。[32]
但是，如果爱斯基摩人是海岸民族，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海岸不是寻常意义上的海岸。拉策尔[33]把海岸大致界定为“大海与陆地或者陆地与其他较远的陆地的交汇点”。这一定义并不适用于爱斯基摩人居住的海岸。[34]在它们与内地之间，一般交汇点很少。内地各民族没有来海岸一带长期居住[35]，而爱斯基摩人也没有深入内地[36]。这里，海岸绝对是一个居住区，它不是一个旅店。
在这样描述过爱斯基摩人的居住区之后，我们必须研究一下这些民族在他们占领地是怎样分布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组织方式如何，数量、规模与机制又是如何。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爱斯基摩人是以什么政治组织方式聚集在一起的。爱斯基摩人是由不同的部落组成的集合体，还是一个民族-国家（部落联盟）呢？不幸的是，这种常用的术语不仅不够准确，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还难以运用。爱斯基摩人社会的构成自身有点含糊和不定，而且难以与它所形成的一些限定的群体区分开来。
人们从中认识到一种集体的个性（部落或民族-国家）的最确定的符号之一，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言。但是，爱斯基摩人看来有一种覆盖很广的、值得注意的语言统一体。当我们深知不同方言的界限（我们只是个例外）时，[37]要想确定一种方言的范围与一种既定组织的范围之间的明确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在阿拉斯加北部，有两到三种方言在十到十二个组织内被使用，有些观察者认为能够区分它们，并用部落的名字来称呼它们。[38]
另一个是部落的特殊准则，这就是它的所有成员带有的集体名称。
但是，其用语在这方面显然是极其含糊的。在格陵兰岛，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既定的名字适用于一个部落，也即一个当地定居点或氏族居民点。[39]关于拉布拉多半岛，不仅摩拉维亚的传教士没有为我们保留一个专名，而且我们所有有关昂加瓦（哈得孙海峡）地区的那些专名，其意义也极其含糊，并不是真正的专名（称为远方的人、岛上的人等）。[40]在其他地方，我们确实找到了各种比较固定的用语。[41]在巴芬岛与哈得孙湾西边，各种名字还是常用的，所有作者对此的说法都是一致的，但是除此之外，观察者们在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最重要的分歧。[42]
即使是在边界方面，情况也不明确。不过，一个有着自我意识的政治团体的统一性却变得非常清晰。然而，它的问题只在于那些最不为人知的爱斯基摩人部分。[43]对于一个部落来说，部落战争是另一种证明自身存在与自身情感的方式；然而，除了在阿拉斯加与中部的那些有着一定历史的部落那里，我们没有经历过这类情况。[44]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没有把握推论出部落组织对爱斯基摩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45]相反，我们刚才碰到的一些社会联合体具有某些通常被认为是属于部落的特征。但是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些联合体在大部分时间内其形式非常不稳定、不连贯。我们不知道它们从哪里开始，又在哪里终结；它们似乎很容易相互融合，形成千变万化的联合体；我们很少看到它们共同商议，以便一致行动。如果部落因此而存在的话，那么它一定不是以爱斯基摩人的组织为基础的稳定与牢固的社会统一体。确切地说，它并不构成一个地区统一体。它的特点就是各个联合体之间有着某些恒定的关系，而且相互交流也很方便，而不是一个团体控制并认同一个地区，与其他相邻的团体有着明确的边界。把爱斯基摩人部落相互隔开的是荒无人烟的、一无所有的、人类难以居住的地区，是任何时候都无法通行的海角，因而就很少有什么旅行了。[46]值得注意的是，唯一看来像是部落的团体就是史密斯海峡的爱斯基摩人团体；地理环境把它与其他团体完全隔绝了，而且尽管占有大片土地，但是它的成员们只形成了一个家庭。[47]
真正的地区统一体更确切地说是“定居点”。[48]对此，我们指的是一个由特殊联系统一起来的并有一个居民点的家庭联合体，在一年的不同时期，各个家庭在这个居民点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但是这个居民点就是它们的土地。它包括房屋的地基，属于某些个人的扎帐篷的地方、捕鱼与狩猎的地方，同时，它还有这些人所使用的并在此经常相遇的道路、航道与港口的系统。[49]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有着自身统一性的整体，并具有代表一个特定社会团体的所有特点。
1，定居点有一个恒定的名字。[50]虽然作者们以不同方式报道的其他一些部落的或种族的名字是变动的，但是它们被定点与给予的方式却是一致的。我们只要对照一下我们在下文中列出的阿拉斯加定居点图表与彼特罗夫（Petroff）制作的图表，就会相信这一点。这些图表没有提供各种感性的变化（除了北极地区外），而且波特（Porter）的部落目录与彼特罗夫的十分不同。[51]
2，这个名字是一个专名，定居点的所有成员都叫这个名字，而且只有他们叫这个名字。这通常也是一个以缪特（来自……）为后缀的描述地点的名字。[52]
3，定居点地区有着各种极其明确的边界。每个定居点都有自己的狩猎场与捕鱼海域。[53]各种故事本身也提到了它的存在。[54]在格陵兰岛，在巴芬岛，在拉布拉多半岛北部，定点局促的各居民点包括一个峡湾及其亚高山区牧场；此外，它们有时包括一个岛屿及其面对的海岸，有时包括一个海角及其腹地，[55]有时包括一个三角洲上的河流拐弯处及其岸边等。各地都是如此，除了在各种摧毁定居点的大灾难之后，我们在同一块地方找到的都是相同的人或者他们的子孙；16世纪弗罗比舍的牺牲者的子孙们在19世纪还保留着对这一探险的回忆。[56]
4，定居点不只是有一个名字与一块土地，而且还有一个统一的语言与一个统一的宗教和道德。如果我们对比一下这两组乍一看不同的事实，那么我们要求关注的语言统一性取决于各种宗教原因、各种有关死人及其复活的状态。因为在爱斯基摩人那里，存在着一个有关死人姓名的禁忌系统，而且这个禁忌是被定居点遵守的；由此，在个人的姓名中包含的所有公共的名字都受到了根本的压抑。[57]其次，存在着一个给定居点里的新生儿取刚死去的人的名字的常见习俗；这个孩子被认为是那位死人的复生，而且，每个村庄都有一定量的专名，它们因此构成了村庄面貌的一个要素。[58](www.xing528.com)
总之，只要各种定居点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相互渗透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每个定居点构成了一个确定而永恒的社会统一体。但是不必夸大我们所提条件的重要性；因为如果在一个定居点与另一个定居点之间存在着各种人员交流，那么这种可渗透性、[59]这种相对流动性总是由各种十分紧迫的必要性促成的。因此，一切变化都是易于解释的，而且规则似乎没有被破坏。
在说明了定居点中作为爱斯基摩人形态学之基础的统一性之后，如果我们想对这一形态学有一点具体的印象，那么我们必须探究这些定居点是怎样分布在某一地区，它们的规模如何，从性别、年龄与户籍等方面来看它们的各个组成成分的比例有多大。
在我们所知的格陵兰岛各部落中，定居点并不多。1821年，格拉亚（Graah）从法韦尔海角到格拉亚岛只遇上了17个居民点；然而，他的探究是在非常好的条件下完成的，所以没有理由认为他遗漏过一个居民点。[60]不过，定居点的数量还在减少。当霍尔姆（Holm）于1884年来访问时，几乎所有的定居点都消失了。今天，几乎完全是荒无人烟的地方了。[61]定居点的这种逐渐递减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首先，从1825年起，南方的欧洲人定居点及其所提供的资源与较大的安全性，吸引了东边的爱斯基摩人来到腓特烈斯代尔。[62]其次，北方的各定居点向昂马沙利克汇聚。[63]我们有理由认为爱斯基摩人从斯科斯比海峡后撤——在斯科斯比（Scoresby）到来之前（1804年）——应该是以相同的方式进行的，但是这一次却是被逼的，而且不仅仅是利益使然。
与此同时，居民点之间很少是相距很远的，而且它们也很少是很小的。在昂马沙利克峡湾，在一大片海岸开阔地上，1883年只有14个定居点，共413人。居民最多的伊卡特克人，只有58人；居民最少的（即努纳基蒂特人）只有14人。[64]而且，看看下表列出的人口流动，是很有趣的。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群体是多么不确定和不稳定。在从1884年到1892年的八年里，它因为死亡或人员迁出而失去了三分之二的人数。反过来，在1896年，这是唯一顺利的一年，由于欧洲人来此定居，一眨眼的功夫，情况就大为改观；居民人数从247人上升到372人，增长了50%。
关于东海岸定居点的人数，我们有着各种详细的与非常具体的资料。[65]但是，因为它们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后才有的，所以如果不是要澄清人们在昂马沙利克同样发现的以下两个特殊性，那么我们是不会看重它们的。[66]首先是男性过高的死亡数，其次是女性在整个人口中的太大比例。在格陵兰岛，在1861—1891年间，8.3％的人死于海豹皮划艇事故，他们绝对是在这些危险的小舟上落水而亡的男人；2.3％的人死于其他不幸的事故。人们提供了大量死于非命的人数。在格陵兰岛北部，统计数字是4.3％的人因海豹皮划艇事故而死亡，5.3％的人因其他事故死于非命。在昂马沙利克，霍尔姆与赖德（Ryder）的资料表明，在全部死亡人数中大约有25%或30%是死于非命的男人。[67]
我们想要大家关注的第二个事实，就是限制每个居民点人数的迁徙活动。赖伯格（Ryberg）先生给我们的图表起自1805年，下到1890年，指出了南格陵兰岛北方地区的这一事实：戈特霍布与豪尔斯腾伯格地区在不利于南方地区的情况下人口稳步增长。在这一方面，人们甚至可以看到欧洲文明缓慢而微小的影响（我们指的是物质文明）。其实，从1861年到1891年，出生与死亡之间比例的平均数是39/40，即从1860年的33/48变成了1891年的44/35。[68]
在爱斯基摩人地区的另一端，在阿拉斯加，我们会有相同的发现。我们使用的有关南部各部落最早的资料——来自最早的俄国殖民者——的确既不太可靠，又不太具体，而且除了一些有点含糊的评价之外，没什么可用的，但是，在格拉索诺夫的旅途日记中，我们找到了一些比较详细的材料；它们都是有关卡斯科奎姆三角洲的爱斯基摩人的。定居点的最大居民数是250人。[69]彼特罗夫在波特调查（我们将在下文里讨论）之后所作的普查[70]要更好，[71]据此，托基亚克河一带的定居点在该地区的密度是最大的。另一方面，库斯科维格缪特部落[72]是所有知名的爱斯基摩人部落中最强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它生活的区域，那么它不是密度最大的。有趣的是，它像托吉亚格缪特人一样在鱼特别多的河边定居下来，并且避免某些危险。我们不要夸大这些相对特殊的定居点的重要性。从波特的图表中可以看出其中没有一个图表列出了彼特罗夫标出的那么大的数字。彼特罗夫指出的有605人的卡西亚缪特人定居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定居点，而是一个村庄联合体，[73]而且，还包括了许多克里奥尔人与欧洲人的成分。[74]——在另一个地区，各个定居点同样都比较大，而且彼此挨得比较近，它们都处在白令海峡与阿拉斯加南部之间的岛屿上；[75]不过，根据整个居住区的面积来计算，其密度还是相当小的（每平方公里13个人）。[76]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对于爱斯基摩人各群体的生活范围来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局限，它们无法超越它，而且它是非常狭窄的。死亡或迁出，或者这两种原因一道阻碍了它们超出这个限度。活动范围很小正是爱斯基摩人定居点的特性。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在统一形态方面的规模有限性像面部特征或那儿所说的共同方言的特征一样，是爱斯基摩人的特征。因此，在人口普查的表格中，我们第一眼认识到的是受到欧洲影响的或者自身不是爱斯基摩人的各定居点；它们的规模显然大大超过了平均值。[77]我们随后要讨论的所谓卡西亚缪特人的定居点就是这种情况；现在用来停泊欧洲捕鲸船的克拉伦斯港口也是这种情况。[78]
定居点的组成并不比它的规模更缺乏特点。它只有很少的老人与孩子；由于各种原因，爱斯基摩女人一般只有少量的孩子。[79]年龄的金字塔就是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它从65岁开始变得非常细小。另一方面，女性人口是大量的，其中，寡妇是个特殊的部分[80]（参见附录表2）。因为独身者几乎不为人知，而且爱斯基摩人优先娶的是寡妇，而不是姑娘，所以这个过高的寡妇数字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它几乎完全是由于海上发生的事故造成的。重要的是确立这些特殊性，我们会在下文中再进行讨论。
至于原因，我们必须从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体制中去探寻。这不是说它是不恰当的，相反，这是生物物理规律以及各类动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必然关系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应用。欧洲探险家们反复强调一个事实，即即使是有了欧洲的设备，在这些地区里也没有比爱斯基摩人使用得更好的饮食法与经济手段了。[81]它们是由周围环境决定的。像其他北极人一样，爱斯基摩人没有饲养驯鹿，[82]而是靠狩猎或捕鱼为生。猎物包括野鹿（到处都有）、麝牛、北极熊、北极狐、野兔、某些有毛皮的食肉动物（在别处是少见的）、各种各样的鸟（雷鸟、乌鸦、野天鹅、海雀、小猫头鹰）。但是，所有猎物可以说都是偶然碰上的，而且由于缺乏适当的技术，在冬季是无法猎获到的。除了过路的鸟与驯鹿以及一些好运气，爱斯基摩人主要是靠海里的猎物为生：鲸类是他们维持生活的主要食物。不同种类的海豹是最有用的动物；据说，哪里有海豹，哪里就一定有爱斯基摩人。[83]不过，爱斯基摩人着力捕杀的是海豚科（逆戟鲸、白鲸或纯鲸）与海象群。他们主要是在春天里捕海象；到了秋天，则捕鲸类。[84]而海鱼、淡水鱼与棘皮动物则略作补充。人们驾着海豹皮划艇，或耐心地在冰地上等待，一旦海洋动物出现，就可以向它们投射特制的鱼叉，据说他们有的时候生吃，有的时候烧熟了吃。
因此，对于爱斯基摩人群体来说，有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在冬季或春季，为了捕获海豹，需要活水，或者是冰地；在夏季，需要一个狩猎与在淡水里捕鱼的地方。[85]这三个条件只有在不同的间隔，数量有限的几个确定的点才能联结在一起。只有在那种情况下，他们才能安顿下来。在内海是从来找不到他们的：[86]他们当然是从某些以前开放、而后又封闭的海岸向后退。[87]因此，这种三重条件必然会迫使爱斯基摩人的定居点局限于狭窄的地区；对某些特殊情况的研究将会说明个中缘由。
以昂马沙利克的定居点为例。[88]昂马沙利克人位于纬度较低的格陵兰岛东边的沿海地区。这个海岸被一直延伸到北纬70°的冰川所封锁。这个冰带被从施皮茨山下来的北极冰流挡住，后者流经丹麦海峡，直到法韦尔海角和戴维斯海峡。海岸的东边是无法登陆的；但是，纬度太低，夏季的光照非常好，让大海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一直保持畅流，这样，人们就可以从中狩猎。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条件是不稳定与不确定的。大海可能不解冻；猎物很快就抓光了，而且在冬季，动物躲在冰川下，难以捕获。另一方面，由于海底盆地狭窄，而且不断从冰川上脱下来的冰块造成的危险，让各个群体难以在峡湾附近之外随便移动。他们只好在非常靠近具有他们必需的生活条件的地方谋生；如果刚好发生了某个事故，如果他们的日常资源刚好缺乏了，那么他们就难以在较近的地方找到替代的东西。他们必须立即转移到远方一个有着相同特殊条件的地方，而且这些远距离的迁徙不可能没有危险，不可能没有人员受损失。因此，在这些条件下，对于各人类群体来说，居住大一点的范围也是不可能的。任何逾越，任何对不可改变的物理法则的不慎重的改动，任何对气候不适当的臆测，都会造成居民人数下降这一致命的后果。若是沿岸冰川迟迟不解冻，那么春天的鲸类狩猎就不可能进行。若是由于刮起大热风而使得冰川快速溶化，那么就无法乘海豹皮划艇离开，也不能在冰地上狩猎了。因为一旦冰川开始溶化，那么海豹与海象就不会来此休息了。若是在没有取胜的充分条件下试图前往北方或南方，那么载有许多家庭的“船”就会悲惨地沉没。[89]若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人们把狗都吃了，那么他们就更惨了；因为，没有了狗，在雪地里和冰川上用雪橇来移动就不可能了。[90]
现在，让我们前往美洲海岸最北的地方，即巴罗海角。[91]我们在那里看到了相同的事实。若是那里的大海很少被冻住，那么它也很少是通畅的。所有经过此地的欧洲人都认为，海里的与陆地上的猎物正是人们所必需的。然而，狩猎表现了人们只能够通过宗教手段推测出来的常见运气。而且，它还带来了连使用火器都无法消除的接二连三的危险。因此，人数就受到了事物本性的限定。正是因为与各种食物来源相关，所以各种食物来源不论多少，都不能减少，否则就会导致居民人数[92]的急剧下降。从1851年到1881年，人口减少了一半；然而，这种大量下降是因为自从欧洲捕鲸人来此定居之后，捕鲸活动变得少有成效了。[93]
总之，从以上我们看到，爱斯基摩人的定居点的局限就在于环境对整个群体（而不是对个人）的影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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