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算在此研究爱斯基摩人社会的社会形态学。社会形态学这个词指的是一门学科，[2]它不仅描述，而且解释各种社会的物质基础，即各种社会在人口的基础、总量和密度之上建立起来时所具有的形式、它们分布的方式以及处于集体生活中心的全部事物。
但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讨论的是一种确定的地理人口，所以我们应该避免弄成一种纯粹的民族志研究。我们的意图不是用一种描述的形态学来收集爱斯基摩人的形态学可能表现的各种不同的特点。相反，我们是想建立有关爱斯基摩人的各种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关系。而且，若是我们以这些引人注目的人群（population）[3]作为我们研究的特殊对象，那么我们呼吁大家关注的这些关系就会扩大并增加，就会表现出比较突出的特征，便于我们很好地理解它们的本性与意义。因此，人们准备好在它们不太明显的各个社会中发现它们，因为对于观察者来说，其他各种社会事实特别形成了遮蔽它们的帏幛。爱斯基摩人之所以在这种关系下成为一种特别值得研究的领域，正是因为他们的形态学在一年中各个不同时期里是不一样的；人们的组织方式、他们房舍的面积与形状、他们定居的性质因季节的不同而完全不同。这些变化方式（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它们之间相差极大）使我们可以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研究人类各种组织的物质形式也即它们的基本性质与配置是怎样影响了各种集体活动的。
我们也许会发现，只有一个人群为一个旨在确定一些不只适用于某个特殊情况的命题的研究构成了一个严格的基础。但是，我们首先不要忽视了，爱斯基摩人如果不是居住在内陆，那么就是住在广阔的海滨地带[4]，不是存在一个，而是多个爱斯基摩人的社会[5]。它们的文明是非常同质的，以至于可以有效地对它们进行比较。而且它们之间差别很大，所以这些比较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如果认为一个科学命题的信用严格取决于人们能够证实它的案例数目，那么这就错了。一旦在一种（甚至是唯一的）情况下确定了一种关系，而且它还得到了仔细而有条理的研究，那么它实际上比人们根据从各个社会、种族与彼此不同的文明中胡乱借来的大量不相称的事实与各种奇怪的例证来说明它时要确定得多。斯图尔特·穆勒（Stuart Mill）在某个地方说过，一个不错的经验就足以揭示一条规律：它尤其比许多糟糕的经验更能说明问题。然而，这种方法规则就像适用于其他各种自然科学一样，适用于社会学。而且，我们将在结论中指出某些事实，它们证明了我们在爱斯基摩人那里观察到的这些关系不是没有普遍性的。
在对付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将详细说明我们关于被称为人类地理学的这门特殊学科所使用的各种方法的观点，[6]它所讨论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将要讨论的事实属于同一类型。它还打算研究人们在陆地上的分布方式与各个社会的物质形式，而且大家也无法不偏不倚地否认它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结果。因此，没有什么比贬低各种实证发现或这批杰出的研究者们所提出的丰富建议更远离我们的思想了。我们只把社会理解成位于全球各处的有组织的人类群体，而且我们不想错误地认为它们好像是不依赖于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的；显然，地理的共构形态及其丰富的矿产、动物区系与植物区系都影响了它们的组织。但是，因为这一学派的学者们都是地理学的专家，所以他们自然会从一个十分特别的角度看待所研究的对象。根据他们的专门研究，他们赋予土地因素以一种几乎是绝对的优势。[7]他们不研究社会物质基础的所有要素及其各个方面，而是首先集中关注土地；它被列入他们首要研究的计划中，而且，他们与一般地理学家们的所有差别就在于，他们认为土地与社会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他们赋予这个因素的有效性不知有多完善，好像它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产生出各种固有的影响；[8]可以说，它不必与要么是全部地、要么是部分地强化或压制它的其他因素相竞争。因此，我们需要打开最著名的人类地理学家们的著作，从而看到这一概念体现在各章的标题上：依次谈到土地与居住的关系、土地与家庭的关系、土地与国家的关系等。[9]然而，事实上，土地只是在把它的作用与和它不可分的其他成千上万的因素的作用相结合时才起作用。要想以这种丰富的矿产决定人们在这个地点上组成群体，那么仅有矿产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可以让人采矿的工业技术。为了让人们聚集起来，而不再过分散的生活，地理或气候不足以吸引他们，还必须有可以让他们过上群居生活的道德、法律与宗教的组织[10]。这不是说地理环境是绝对值得关注的关键事实，而是指，它只是人类群体的物质形式所依赖的条件之一；而且，它通常只是通过它一开始所影响的许多社会环境的中介而有所作为的，唯有这些社会环境才说明了最终的合成结果。一言以蔽之，土地因素必须被纳入与完整复杂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之中。它不能与社会环境分隔开。而且，同样，当我们研究这些影响时，我们必须根据各种集体生活的范畴来追寻土地因素的各种影响。[11]因此，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地理学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而且，我们正是根据一种社会学精神来研究这些问题，它们是本研究的对象。若是我们喜欢用社会形态学一词而不是用人类地理学一词来表示这一研究所属的学科，那么这不是出于偏爱新词的无聊趣味，而是意味着这一名称的不同说明了方向的不同。
此外，虽然爱斯基摩人的人类地理学问题经常吸引着地理学家们，他们总是对极地地区提出的各种问题感兴趣，但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论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只是做了附带的和片断的论述。最近的两本著作是斯蒂斯比（Steensby）先生的作品《论爱斯基摩人的文化起源》[12]与里德尔（Riedel）先生的作品《极地人：一个带有自然环境特征的人群》。[13]前者最好，可以说是一本民族志的研究。它的主要目的是指出爱斯基摩人文明的统一性，探究这一文明的起源，作者认为它起源于别处，而不在爱斯基摩人那里，不过，这个论点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另一本书绝对是地理学的著作；它包括直到现在我们所得到的有关爱斯基摩人部落及其住宅的详尽描述。但是，我们在此发现了有关土地因素的排他作用的理论，它有一种夸张的形式，这在一篇学生的论文中是用不着奇怪的。至于其他已经出版的著作，几乎都是讨论迁徙问题的。这就是哈塞尔特（Hassert）先生[14]、博厄斯先生[15]、瓦赫特尔（Wachter）[16]、伊萨克森（Issachsen）[17]、福斯蒂尼（Faustini）[18]的著作。梅森先生的研究第三部分[19]讨论的是运输手段，专门涉及爱斯基摩人，但是这是一种技术学的研究，主要讨论的是运输与旅行的手段。
总而言之，斯蒂斯比先生几乎是唯一关注有关爱斯基摩人的形态学的季节性变化这一特殊问题的人；因此，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必诉诸各位观察家直接提供的材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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