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人类学：结论与道德观

但愿大家还允许我们对我们遵循的方法做一点评论。

我们并不想把这一研究作为一种典范提出来，它只是给出了各种说明。它尚不全面，还可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41]归根结底，这是我们向历史学家、民族志学者提出的各种问题，这是我们提出的各种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解决一个问题和给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现在，只要我们相信人们将会在这个方向上发现许多事实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中，存在着一种我们想要得出的启发性的原则。我们研究过的事实就是一切事实，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即“完整的”社会事实，或者，也可以说是总的社会事实（但是，我们不喜欢这个词）：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动摇整个社会及其各种制度（夸富宴、相互冲突的氏族、相互来往的部落，等等），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仅仅动摇大量的制度，特别是当这些交换与契约只涉及个体的情况下。

所有这些现象同时既是司法的、经济的、宗教的，甚至还是审美的、形态学的，等等。它是法律现象，是私法现象与公法现象，是有组织的与四处传播的道德现象（严格来说是有强制性的，或者只是受到赞扬与谴责），同时是政治现象与家庭现象，令社会各阶级与氏族、家庭都感兴趣。它们是宗教的：是有关严格的宗教、巫术、万物有灵论与四处传播的宗教思维的。它们是经济的：因为价值、功用、利益、奢侈、财富、收购品、积累的观念，还有关于消费的观念，甚至是纯粹花费和奢侈的观念，到处都有，尽管它们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这些制度有着一个我们在这一研究中小心避而不谈的重要的审美方面。人们依次地手舞足蹈、唱歌和摆出各种各样的炫耀架势，还有人们从一个营地到另一个营地、由一个伙伴到另一个伙伴进行的各种戏剧表演；人们喜欢制造、使用、装饰、润色、收集与转送的各种物品，人们愉快地接受与成功地馈赠的所有物品，大家都参加的各种盛宴；所有这一切，包括食物、物品与服务，甚至“尊敬”，就像特林基特人所说的，所有东西都会引发审美情感，而不仅仅是引发道德情感或利益情绪。^[42]这不仅对美拉尼西亚是如此，而且对于美洲西北部的这一夸富宴体系尤其是这样；对于印欧世界的节庆市场更是如此。^[43]最后，这些显然是各种形态学的现象。所有这些都发生在集会、市集与市场中，或者至少是发生在代替它们的节庆中。所有这些活动要求各种团体，它们定居的时间可以超过一个社会集结的季节，像夸扣特尔人的夸富宴那样，或者持续数星期之久，像美拉尼西亚人的大远航那样。另一方面，必须要有道路（至少是小道）、大海或湖泊，人们通过它们可以安全地把自己运送出去。必须要有各种部落的、部落间的或国际的联合，要有通商（commercium）与通婚（connubium）。^[44]

因此，这些超出了各种论题、各种制度要素、各种复杂制度甚至各种不同的制度体系（比如在宗教、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范围。这些就是“各种全部”，我们试图描述其功能的各种完整的社会体系。我们已经看到各种处于动态的或生理状态的社会。我们不是把它们当作僵硬的东西来研究的，好像它们处于一种静态的或僵死的状态之中，而且，我们也没有根据法律、神话、价值与价格的诸规则来分解与解剖它们。我们只有通过思考整体才能发现本质、整体的运动、生动的方面和社会与个人对自己及其面对他人的处境有一种情感意识的瞬间。在这种对社会生活的具体观察中，存在着发现我们才刚刚窥见的各种新事实的手段。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比这种对社会事实的研究更加迫切和更加有益的了。

它具有一种双重优势。首先是一种概括性的优势，因为这些具有一般功能的事实有着各种比不同制度或有关这些制度的不同论题更普遍的机会，而且总是多少意外地带有地方色彩。但是，它特别具有一种现实性的优势。我们因此终于看到了各种具体而真实的社会事实。我们在社会中所理解到的超出了各种观念或规则；我们理解各种人、群体及其行为。我们看到它们在行动，就像我们在机器中所看到的质量与系统，或者像我们在大海中看到的海葵与章鱼。我们发现许多人、运动力量，而且它们在自己的周围与情感中漂浮。

历史学家正确地感受到并批评社会学家太过忽视社会的不同要素，过于把它们相互区分开来。其实，必须像他们那样做：观察所与的东西。然而，所与就是罗马，就是雅典，就是普通的法国人，就是这个或那个岛上的美拉尼西亚人，而不是祈祷或法律本身。在强行区分与抽象化之后，社会学家们必须努力重新组织出整体来。于是，他们就发现了丰富的所与。——他们还找到了令心理学家们满意的手段。心理学家们深感他们的特权，而且特别是精神病理学家们，他们坚信对具体的研究。所有人都研究或应该观察作为在能力上完整的和混然未分的行为。我们必须模仿他们。对具体的研究就是对整体的研究，它在社会学中是可能的，也是比较有吸引力和解释力的。我们则看到了一定数量的人各种完整而复杂的反应，看到各种完整而复杂的存在者。我们还描述什么构成了他们的机体与心灵，与此同时，我们描述这群人的行为及其相应的变态心理：群众或各个有组织的社会及其次级群体的情感、观念、意志。我们也看到各种团体以及这些团体的反应，它们的观念与情感通常都是各种解释，而且，我们很少会知道它们的动机。社会学的原则与目的就是发现整个群体及其整个行为。

我们没有时间——这将不恰当地扩大了一个有限的主题——努力从现在起去发现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所有事实的形态学的奥秘。不过，至少以我们想要遵循的方法为例，指出我们是根据什么方法来从事这一研究的，也许是有益的。

除了我们欧洲社会之外，我们以上所描述的所有社会都是分裂的社会。甚至各种印欧社会、“十二铜表法”之前的罗马社会、很久之后的、直到《埃达》编撰时代的各个日耳曼社会、爱尔兰社会（直到它的主要文学创作时期）仍然是以氏族为基础的，至少是以内部尚未分裂、外部又相互孤立的一些大家族为基础的。所有这些社会远没有或者曾经远没有我们这样的统一性和一个发展不充分的历史给予它们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在这些群体的内部，个体们，即使是那些特别突出的人物，都比我们更少忧愁，更不严肃、吝啬和自私；至少在其外部，他们也比我们更加慷慨大方、更爱馈赠。在各种部落节庆中，在各个氏族相互竞赛、各个家族相互联合或相互传授奥义的典礼上，各个群体相互访问；甚至在比较先进的社会（当“好客”的法则出现时）中，有关友谊和各种与诸神的契约的法则开始确保各种“市场”与城市的“和平”。在大量的时间里，而且在许多社会中，个人们都处于一种奇怪的精神状态中，既有担心、夸张的好客心，又有同样夸张的慷慨大方，但是，这些只在我们看来是疯狂的。在所有直接先于我们并且还包围我们的社会中，甚至在我们日常道德的许多习俗中，并没有中间道路：完全的信任或完全的敌视；放下自己的武器、放弃自己的巫术，或者交出一切：从一时的好客一直到自己的女儿和财物。正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人们不再矜持了，而且能够着手送礼与还礼。

其实，他们没有选择。相遇的两个群体只能够：要么相互回避（而且如果它们表现出一种猜疑或发出挑战，那么它们就会开战），要么好好款待对方。直到各种非常接近我们的法律，直到各种与我们相差不大的经济体，人们“款待”的总是外国人，即使相互之间是联盟。特罗布里恩岛上的基里维纳族的人们告诉马林诺夫斯基：^[45]“多布人不像我们这么好；他们凶残，吃人肉；当我们来到多布时，我们害怕他们。他们可能杀死我们。但是不久我吐出了生姜根，他们的态度就改变了。他们放下长矛，好好地接待了我们。”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地说明了节庆与战争之间的这种不稳定性。

图恩瓦尔德先生是最好的民族志学者之一，他用一种谱系统计学的方法向我们描述了在另一个美拉尼西亚的部落里发生的一次事件，^[46]它同样说明了这些有组织的人们是怎样一下子从节庆转入战争之中的。布洛（Buleau）是一位酋长，他邀请另一位酋长博巴尔（Bobal）和他的人参加盛宴，也许这是一长串盛宴的开始，人们整夜里反复跳舞。到了早上，大家都被整夜不睡的唱歌跳舞搞得激动不已。仅仅因为布洛的一句简单的批评，博巴尔手下的一个人就杀了他。于是，这一伙人就开始屠杀与掠夺，抢走了村里的女人。有人对图恩瓦尔德先生说：“布洛与博巴尔还算是朋友，而且只是竞争者。”我们都观察到这些事实，它们甚至还在我们周围存在着。

各个民族正是通过把理性与情感对立起来，用和平的意志来对抗这类意外的疯狂，从而成功地用联合、礼物与贸易代替了战争、隔离与萧条。

这就是我们这些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各个社会因为自己、次级团体和个人懂得建立送礼、收礼和还礼的相互关系而不断进步。一开始，人们首先必须能够做到放下武器。于是，人们就成功地相互交换财物与人员，不仅仅是氏族与氏族，也是部落与部落、国家与国家，特别是个人与个人。然后，人们能够产生和相互满足各种利益，并且不需要诉诸武器来捍卫它们。因此，氏族、部落和各民族知道了——而且将来在我们的文明世界里，各阶级、国家和个人都理应知道——如何相互反对而又不相互屠杀，如何互惠而又不牺牲对方。这就是它们的智慧与团结一致的永久秘密之一。

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他道德，也不存在其他经济和社会实践。布列塔尼人和《亚瑟王的传说》曾叙述^[47]亚瑟王怎样在康沃尔郡一位木匠的帮助下发明了他的御前会议中的这个奇迹：神奇的“圆桌”，围着它的骑士们不再你打我杀了。以前，“因为肮脏的嫉妒心使然”，在各种愚蠢的冲突中，决斗与谋杀血染了最美好的盛宴。这位木匠对亚瑟王说：“我为你做一个非常漂亮的桌子，可以坐下1600多人，而且轮流转，没有人会被排斥在外……没有骑士再会挑起战斗，因为在这里地位最高的人与地位最低的人是平等的。”这里不再有“首座”，所以也就不再有争执了，亚瑟王不论到哪里，都带着这个桌子，他高贵的部队士气高昂，不可战胜。今天各国也是这样变得强大和富裕、幸福与美好的。各民族、阶级、家庭和个人可以让自己富裕起来，但是它们只有能够像那些骑士们那样围着共同的财富坐下来，才是幸福的。而深入探究什么是善与幸福是无益的。这在既定的和平中、在共同的或个人的有节奏的劳动中、在累积的而后又重新分配的财富中、在教育所教导的相互尊重与慷慨大方中，都可以找到。

由此，我们明白了人们是如何能够在某些情况下研究所有人的行为和全部社会生活；而且，我们也明白了这一具体研究不仅可以导向一门道德科学，一门局部的社会科学，甚至还得出了一些道德的结论，或者借用古语来说，得出了一些有关“礼貌”和“公民责任心”（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样）的结论。其实，这类研究使得我们可以发现、衡量、比较各种审美的、道德的、宗教的、经济的动机以及各种物质的和人口统计的因素，所有这些因素奠定了社会的基础，构成了共同的生活，而且其意向就是最高的艺术，即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政治”。

[1]《论集》，第2集，Ⅴ。

[2]参见《古兰经》，第二章，265。参见科勒：《犹太人百科全书》，Ⅰ，第465页。

[3]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Ⅱ，第409页。

[4]克鲁伊特：“西里伯斯中部的买卖”，载《皇家科学院文学部学术报告》，56，B系列，引用了西里伯斯的这类事实，摘要第12页。参见“论托拉查人的……”，载《荷兰皇家医学期刊》，LⅩⅢ，2；第299页，把小牛引入牛栏中的仪式；第296页，人们以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方式依次购买狗身上某部分的仪式，而且用的是人们吐出来的食物；第281页，出售猫是不用借口的，但是，它只能被借贷出去，等等。

[5]这个法律不是从后续所有者获利的非法性原则那里获得启发的。它很少被实施过。
要是从这个观点来研究，那么苏联［指前苏联。——译者］有关文学所有权及其他变化的立法是很奇怪的：首先，人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国有化了；随后，人们认识到这只是损害了在世的艺术家，而且没有为在出版方面的国家垄断创造出足够的资源。因此，人们重新确立了作者的版权，甚至是最老的经典著作的版权，以及公共领域里的版权与在庸俗的法律之前在俄国保护作者的版权。现在有人说苏联采用了一种现代法律。实际上，像我们的道德一样，苏联在这些问题上是犹豫不决的，不知道要选择什么法律，选择什么人法或物法。

[6]皮胡先生已经就此做出了各种评论。

[7]更不用说我们在这里并没有鼓吹要破坏法律。这些支配市场、买卖并作为资本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的法律原则必须、也能够与新老原则共存。
但是，道德家与立法者不必受到所谓自然法原则的妨碍。比如，我们必须把物法与人法之间的区别视为一种抽象，一种对我们某些权利的理论概要。必须让它继续存在，但是要让它适得其所。

[8]夏洛克（Shylock）：莎士比亚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放高利贷者。——译者

[9]罗思：“游戏”，载《昆士兰民族学简报》，第28号，第23页。

[10]说出所来自的氏族的名称，在整个澳大利亚东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习惯，而且是与名称的荣誉和力量体系相关的。

[11]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让我们认为婚姻承诺是通过交换礼物的途径来订立的。

[12]雷丁：“温内巴戈部落”，载《美国民族志部第37次年报》，第320页起。

[13]参见条目“礼节”，载霍奇：《美洲印第安人手册》。

[14]雷丁：同前引，第326页，特别是，被邀请的酋长中有两位是蛇氏族的成员。我们可以比较有关葬礼的各种完全重叠的讲话（烟草）。特林基特人，斯旺顿：“特林基特人的神话与文本”（《美国民族学简报》，第39号），第372页。

[15]再次参见泰勒：《过去的新西兰》，第130页，第42条格言，可以非常简单地被翻译为“既收礼又送礼，那么一切都好”，但是字面上的翻译可能是这样的：马鲁（Maru）愈是付出，那么他愈是有收获，而且这很好，很好。（马鲁是战争与正义之神。）

[16]M·布赫：《国民经济的兴起》，第3版，第73页，他已经看出了这些现象，但是却低估了它们的重要性，把它们归结为好客性。

[17]《西太平洋的航海人》，第167页起；“原始经济”，载《经济杂志》，1921年3月。参见弗雷泽写的序言。(www.xing528.com)

[18]我们可以引用的极端情况之一就是有关楚克奇人用狗作祭品的事情（参见本书）。有时候，最好的狗巢的所有者会杀掉所有拉雪橇的猎犬，然后不得不重新去买狗。

[19]参见上文。

[20]参见上文。

[21]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人》，第95页。参见弗雷泽写的序言。

[22]《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598页，注释2。

[23]《学说汇纂》，ⅩⅤⅢ，Ⅰ；“论购买合同”，1。保罗向我们解释了那些谨慎的罗马人为了知道交换是不是一种出售而相互之间发生的重要争论。所有的段落都令人感兴趣，甚至法学家在他对荷马的解释中所犯的错误也是如此。参见Ⅱ，Ⅶ，472—475：“οιυιοτο”意思是指买，但是，希腊钱币是青铜、铁、皮革、母牛与奴隶，它们都有着确定的价值。

[24]《政治学》，第1卷，1257a，10及次节；注意“μετεδοσιç”这个词，同前引，25。

[25]我们还可以选择阿拉伯语的“sadaqa”；馈赠、未婚妻的价格、公正、税。参见上文。

[26]《西太平洋的航海人》，第177页。

[2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出售，因为不存在钱币（法依古阿）交换。特罗布里恩人自己所达到的最高的经济形式并没有因此最终在交换中使用钱币。

[28]纯粹的礼物。

[29]同前注。

[30]这个词被用来表示有关未婚女子的合法卖淫的报酬；参见《西太平洋的航海人》，第183页。

[31]参见上文。“sagali”一词（参见“hakari”）指的是分配。

[32]参见上文；特别是给姐（妹）夫的礼物“urigubu”：用来换取劳动的收获物品。

[33]参见上文（瓦锡）。

[34]有关毛利人，参见上文。分工（及其准备钦西安人氏族之间的节庆的作用方式）在一个有关夸富宴的神话中受到了令人赞叹的描述，博厄斯：“钦西安人的神话学”，载《美国民族学部第31次年报》，第274、275页；参见第378页。这类例子可以无限地增加。这些经济制度其实在极其不发达的社会里还存在着。比如在澳大利亚，拥有赭石矿床的一个地方团体具有引人注目的地位。（埃斯顿/豪恩：《澳大利亚中部野蛮人的生活》，伦敦，1924年，第81、130页。）

[35]参见上文。为了确定普通钱币，日耳曼语中“token”与“zeichen”（记号）的等值性保留了这些制度的痕迹：钱币作为符号、钱币带有的符号与钱币作为抵押，都是一种相同的东西——就像一个人的签名也就是承担它的责任一样。

[36]参见戴维：《发誓坚守的信仰》，第344页起；戴维先生（《从氏族到帝国》；《社会学概论》，Ⅰ）只是夸大了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夸富宴对于确立等级制是有益的，而且通常确立了它，但是，它绝对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非洲的各个社会，无论是黑人的还是班图人的社会，要么就没有夸富宴，要么就是有夸富宴，它也不太发达，要么已经失去了这一传统——而且这些社会具有政治组织的一切可能的形式。

[37]《西太平洋的航海人》，第199—201页；参见第203页。

[38]同前引，第199页。“大山”一词在这首诗中指的是昂特尔卡斯托群岛。小船在从库拉上带回来的商品的重压下将要沉没。参见另一个用语，第200页，带有各种评论的文献，第441页；参见第442页，有关“泛起泡沫”的值得注意的语词游戏。参见用语，第205页；参见本书。

[39]即“个人利益”。——译者

[40]中译文从伊斯梅尔·马金鹏：《古兰经（译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者

[41]我们的研究本应该结出更多硕果的领域以及我们刚才研究过的领域，就是密克罗尼西亚。那儿存在着一种极为重要的钱币与契约体系，特别是在雅普与帕牢斯。在印度支那，特别是在孟人-高棉人、阿萨姆邦与藏缅人那里，还存在着这类制度。最后，柏柏尔人发展了著名的“萨乌萨”（礼物交换）习俗（参见韦斯特马克：《摩洛哥的婚礼》，附录词条“礼物”）。杜泰先生与莫尼埃先生比我们更有才华，只研究这个事实。旧的闪米特法律像贝督因人的习俗一样，也会提供珍贵的文献。

[42]参见特罗布里恩人的库拉中的“美的仪式”：马林诺夫斯基，第334页起；第336页，“我们的伙伴看到了我们，发现我们长得漂亮，他就把他的法依古阿扔给了我们”。参见图恩瓦尔德有关钱币作为装饰品的习俗的论述，《所罗门群岛研究》，Ⅲ，第39页；有关熟语“华丽的桅杆”，参见第Ⅲ卷，第144页；第6行、第13行；第156页，第12行，用来指一位用钱币来打扮自己的男人或女人。在别的地方，酋长是用“树”来代表的，Ⅰ，第298页，第3行。还有一些地方，打扮过的男人身上散发出一种香味，Ⅰ，第192页，第7行；第13行，第14行。

[43]各种未婚妻市场；节庆概念，“feria”，市集。

[44]参见图恩瓦尔德：同前引，Ⅲ，第36页。

[45]《西太平洋的航海人》，第246页。

[46]《所罗门群岛》，第Ⅲ卷，图表85，注释2。

[47]《莱亚蒙的酒》，第22736节起；第9994节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