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结论：法律与道德冲突的时期

把这些观察延伸到我们自己的各个社会是可能的。

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与我们的生活本身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一直处于这个包容礼物、义务和自由的氛围之中。幸好，这一切尚未只按照买与卖来分类。这些东西在其售价之外，还有一种感情价值，当然，如果真的存在这一类价值的话。其实，我们并非只有一种商人的道德。至今仍然有一些人和阶级，还保有过去的道德，至少在某些时代里或某些情况下，我们几乎都服从它。

不回馈的礼物还使得接受它的人处于卑下的地位，尤其是当他接受它、却不想回馈的时候。一旦我们提及埃默森（Emerson）的奇特论文《论礼物与赠品》，我们就知道以上这一切还处在日耳曼人的道德范围内。^[1]馈赠对于接受它的人来说还是伤人的，^[2]而且，我们所有的道德努力就是要取消富有的“神甫”无意识的和侮辱性的赞助。

对别人的邀请必须给予回报，这完全像“礼节”一样。这里，我们从事实里看到古老的传统根基的踪迹，看到古老的贵族夸富宴的踪迹，我们还看到这些人类活动的基本主题显露了出来：同一性别的个体之间的竞争，^[3]这种人们“固有的帝国主义”；一方面是社会的根基，另一方面是动物的和心理的根基，这就是表现出来的现象。在这个与众不同的生活中，也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我们自己也不能“欠人情”，现在，大家还这么说。回馈必须比接受的要多。“回请”（tournée）总是更昂贵和更大。在洛林，我们孩提时代的农村家庭精打细算，过着当时最节俭的生活，在主保瞻礼、婚礼、领圣体或葬礼上，为客人们不惜耗尽一切钱财。在这些场合下，人们必须“摆阔”。我们甚至可以说，我们的一部分人民在款待自己的客人、节庆和“新年送礼”时，是经常这样，不计花费的。

邀请必须被发出，也必须被接受。我们还有这种习俗，甚至在我们的自由行会中，亦是如此。近五十年前，也许还是最近的事，在德国和法国某些地方，整个村子都参加婚宴；如果有人不参加，就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是嫉妒和“命运”的预兆与证据。在法国许多地方，大家都参加典礼。在普罗旺斯地区，当一个孩子出生时，每个人都会送上鸡蛋与其他具有象征性的礼物。

被卖掉的物品有着一个灵魂，它们还被它们过去的所有者跟随着，而且它们也跟随着他。在孚日山谷中的科尔尼蒙，这种跟随的习俗不久之前还是流行的，也许在某些家庭里还存在着：为了让买来的动物忘记它们过去的主人，不再想回到“他们的身边”，人们在牛栏门口的过梁上划上一个十字，把卖主用来套住这些动物的笼头保存起来，而且给它们喂盐。在拉翁，人们给它们喂一种黄油面包片，而且是用右手喂的。确实，这只与大家畜有关，它们是家庭的一部分，牛栏属于房屋的一部分。但是，许多其他法国习俗表明必须让卖出的物品摆脱卖主，比如：拍打卖出的物品，鞭打人们卖掉的绵羊，等等。^[4]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大部分的法律、工厂主与商人的法律是与道德相冲突的。人民的经济偏见，生产者的经济偏见，都源于他们跟随他们所生产的物品的坚定意志，源于他们对自己的劳动被再次出卖时却丝毫没有得到好处的强烈感受。

今天，这些陈旧的原则是与我们法典的严格性、抽象性与非人道性相抵触的。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最近有关妊娠期的大部分法律与某些习俗是开倒车的。而且，对我们体制中罗马式和撒克逊式的冷漠，这种反动是极其健康的和强有力的。几个新的法律原则与习俗原则可以这样来解释。

要在出售手稿、第一台机器或原初的艺术作品之外承认艺术、文学和科学的所有权，这需要很长时间。其实，各个社会没有很大兴趣去承认某位作家或某位发明家（这位施恩于人类的人）的继承者享有对知识产权所有者所创造物品的某些权利。人们喜欢说它们是集体精神的产物，也是个人精神的产物；所有的人都渴望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落入公共领域之中或者进入财富的一般循环之中。然而，关于绘画、雕塑与艺术品在艺术家及其直接继承者生前所获得的剩余价值的丑闻，促成了1923年9月出台的一条法国法律，准艺术家及其知识产权所有者对于他的作品的连续出售所获得的这些后续的剩余价值享有一种连续的权利。^[5]

我们整个的社会保险法，这种已经实现的国家社会主义，受到如下原则的启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与劳动一方面给予集体，另一方面又给予他的老板，而且如果他必须分担他的社会保险，那么从他的服务中受益的人们并没有通过付给他工资而与他两讫了。而且国家作为共同体的代表，与他的老板和他自己赞助的部分一起理应在失业、疾病、衰老与死亡方面给他一种生活保险。

甚至是最近一些有创意的做法，比如我们法国工厂主们为了帮助养家活口的工人们，不拘形式地强力推广家庭救济基金会，也自发地回应了维系与个体的关系、考虑到他们的负担以及这些负担代表的不同程度的物质和道德利益这一需要。^[6]各种类似的协会在德国和比利时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在英国，正值影响到几百万工人的可怕的长期失业，出现了一个由行会组织的具有强制性的支持失业保险的运动。市府与国家都厌倦了由此造成的这些巨大花费，其根源只在于工业自身与市场的一般条件。著名的经济学家与工业巨头们（派伯斯［Pybus］先生、林登·麦卡西［Lynden Macassey］爵士）也要求企业自己通过行会组织这些失业基金会，自己做出这些牺牲。总之，他们希望工人的保险和防止失业的费用成为每个工厂的一般性成本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这种道德与法律对应的不是一种法律混乱，而是一种向法律的回归。^[7]一方面，我们看到职业道德与行会法产生了，并且成为事实。各个工业集团为赞助行会的慈善工作而设立的这些补偿基金会和互助团体，从一种纯粹的道德来看，除了它们纯粹是由企业主来管理外，并没有沾染上任何邪恶。而且，起作用的都是各种团体：国家、市镇、公共救济机构、退休金基金会、储蓄基金会、互助团体、雇主阶级、薪水阶级；比如在德国与阿尔萨斯-洛林的社会法律中，它们全都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日后在法国的社会保险中，它们也会同样如此。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一种团体道德中。另一方面，国家及其次级团体想要关心的对象正是个体。社会想要找出社会的基本单位。它在一种奇怪的精神状态中探寻、照顾个人，而且这种精神状态含有它的法律情感与其他一些更加纯洁的情感：如慈善情感、“社会服务”情感、团结情感。有关礼物、送礼中自由与义务的各种论题，有关慷慨大方的论题与有关人们必须付出的利息论题，像一个长期遭到遗忘的主导论题重现一样，又回到了我们中间。(www.xing528.com)

但是，仅仅注意到这一事实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中推理出一种实践，一种道德戒律。而且，仅仅说法律正在摆脱一些空想，即区分了物法与人法，还是不够的；说它正在把其他一些法律添加到有关服务买卖的野蛮法律上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说这种革命是好的。

首先，我们要重新回到，而且必须重新回到各种有关“高尚花费”的道德上。就像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就像在许多其他当代野蛮的与高度文明的社会里，富人们应当重新——不拘形式地和必然地——把自己视为他们同胞们的各种司库。各种古代文明——我们的文明来源于它们——之中有些存在大赦年，另一些则有向富人赋税（让富人出钱赞助合唱、装备战船）、共同用餐、市政官与商务官员所必需的花费。我们必须追溯到这类法则上。其次，我们必须更加关心个人、他的生命、健康与教育（况且这还是赢利的事情）、他的家庭及其未来。我们必须在租用服务、不动产与出售必要食品的契约中更加真诚、更富同情心、更加慷慨大方。而且，我们必须找到限制投机与高利贷的后果的手段。

然而，个人必须工作。他必须被迫依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另一方面，他必须以个人与集体的方式捍卫他的利益。过度的慷慨大方与共产主义对他来说也是有害的，而且像我们当代人的利己主义与我们法律的个人主义一样是对社会有害的。在《摩诃婆罗多》中，一位邪恶的树精对一个不明智地施舍太多的婆罗门解释道：“这就是你消瘦与苍白的原因。”僧侣的生活与夏洛克^[8]的生活同样要避免。这种新的道德当然在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一种好的与适度的中和。

因此，我们能够且必须回到古代社会及其各个要素中。我们将会发现一些社会和许多阶级迄今还晓得的生活与行为的各种根据：当众馈赠的快乐、在艺术上出手大方的快感、好客的快感与私人节庆和公共节庆的快感。社会保险、互助与合作的关心、职业团体的关心以及英国法律美其名曰“互济会”的所有这些道德化身，比贵族保证给他的佃农的简单的个人保险更有价值，比靠老板发给的每日工资所过的吝啬生活更有价值，而且甚至比资本主义的节俭更有价值，后者只以一种变动不定的信用为基础。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一个以类似原则为主导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在我们这些伟大国家的自由职业中，这类道德与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这里，荣誉、大公无私、行会团结不是一个空洞的词，也不是违反劳动的必要性。同样，我们要使其他一些职业团体更加人性化，而且我们还要使这些团体更加完善。这将是涂尔干所经常提倡的一个伟大进步。

由此，我们认为，我们将重新回到法律的恒定基础之上，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的原则上。我们不必期望公民太善良或太个人主义，太冷漠或太现实主义。他必须对自己、其他人和社会现实（在道德问题上，是否存在着另一种现实？）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他做什么事时必须考虑到自己、各种次级团体和社会。这种道德是永恒的；它对于最先进的社会、即将到来的社会和我们可以设想的最不发达的社会来说是共同的。我们触及了根本。我们不再用法律术语来谈论，我们谈的是人和人的团体，因为正是它们、社会和有血有肉、有精神的人的情感每时每刻都在发挥作用，而且曾经到处起作用。

让我们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建议称为从氏族到氏族的完整供应体系——其中个人与团体相互交换一切——构成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和想象的最古老的经济与法律体系。它构成了产生礼物交换道德的基础。然而，比较起来，它确实是与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社会所要达到的经济与法律体系具有相同的类型。要让人理解这些远古时期的法律，这里有两个从一些极其不同的社会中借用的例子。

在派恩山区（位于昆士兰中东部）的一次“公共的戏剧舞蹈”中，^[9]每个人依次进入献祭地，一只手上拿着长矛发射器，另一只手放在背后；他把他的武器发射到游戏圈子的另一头，同时大声说出他是从哪儿来的，比如：“我来自昆阳”；^[10]他停下一会儿，这个时候，他的朋友们“把一件礼物送到”他的另一只手上，这是一支长矛，一个飞镖，或者是另一件武器。“一个好的战士因此可以收下比他的手所能拿下的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如果他有几个将要出嫁的女儿的话。”^[11]

在温内巴戈部落（苏人部落）里，氏族的酋长们对他们的同行^[12]即来自其他氏族的酋长们发表非常有特色的讲话，是这种在北美印第安人的所有文明中广为传播的礼节的典范。^[13]在氏族节庆时，每个氏族都会烧出各种食物，为其他氏族的代表们准备烟草。比如，以下是蛇氏族酋长的讲话摘要：^[14]“我向您致意；这很好；我怎么可以不这么说呢？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穷人，而且您还记得我。这很好……您已经想到了各种精灵，而且您又来和我坐在一起……您的盘子很快被盛满，因此我再次向您致意，向您这个占据了精灵位置的人致意。”而且，当每个酋长吃饭时，当人们把烟草祭品放入火中时，最后的陈述揭示了节庆及其所有供应的道德后果：“我感谢您来占据这个位子，我感激您。您鼓励了我……您的祖父们的祝福（已经有了各种启示，并且在您身上得到了体现）是与精灵的祝福相等的。您参加了我的节庆，这很好。像我们的祖先所说的，这一点必须是：‘您的生命是虚弱的，而且您只能够通过正直的人的忠告才变得强有力’。您已经建议过我……对于我来说，这就是生命。”

因此，从人类演化的这一端到另一端，并不存在两种智慧。因此，但愿我们把曾经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一种原则的东西作为我们生命的原则：走出自身，不拘形式地和强制性地付出；我们不会有自欺的危险。一句美好的毛利人格言这样说：“你拿了多少，就给出多少，那么一切将会非常好。”（Ko Maru kai atu，Ko Maru kai mai，ka ngohe ngohe.）^[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