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的故事其实是唐代陶瓷的研究历史。现代考古学研究以田野科学发掘为基本资料，不同于以收藏品或传世品为研究对象的考据学、美术研究和古董鉴定。而考古学传入我国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此之前不可能进行科学的考古研究。所以只能是先有美术研究后有科学发掘和科学研究。清光绪二十一年（1905）的陇海铁路在洛阳北邙开工后，大量的唐墓随葬品暴露于天下，与传统对待古墓中遗物态度不同，以往珍宝和贵重金属是被劫掠的对象，而这一次，外国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觊觎中国文物，中国一些学者也已经具备了新的学术眼光，这样大量的唐代陶俑、陶器、三彩、瓷器，伴随着石造像、金银器等涌向了北京等一些大城市，也涌向了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博物馆、私人的客厅。这些遗物没有记录、没有出土地点、没有出土状况、没有器物组合、没有相关的一切资料，只是一些“孤魂野鬼”，但是这些从未见过的艺术品，一定是历史上一个盛世先进文化的结晶，这就震动了一些有见识的学人，于是唐代陶瓷的研究就开始了。
笔者把唐代陶瓷的研究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二十世纪初期到1950年；第二阶段：1950年到1990年；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这里仅讲前两个阶段的故事，即二十世纪初期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唐代陶瓷研究史。
一、唐三彩研究的第一阶段。最先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是欧洲人，其实斯坦因、伯西和、叶兹等人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都已经注意到了唐代陶瓷。从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看，1909年罗福就有《汉陶》一书出版，该书主要就磨、农具、仓廪、井、灶、炉、釜、勺、碗碟、便壶、祭器、罐瓶等做了分类及考证，并就纹饰做了分析。该书共收器物111件，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唐代陶瓷，只是在当时情况下尚难以区分汉唐。[1]1911年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华北分会在上海举办了达3000件文物之多的一个大型中国艺术品展览，随后巴尔挑选出120件文物，撰述了该展览的图录《中国古瓷美术谱》，该书所列入的八件唐代以前的陶瓷，竟然没有一件断代正确，唐代的骆驼标为汉代，汉代陶仓标为唐代，而其他标为隋代或唐代的陶瓷均应为宋代或元代。[2]这一问题陈万里在1943年就注意到了。[3]1913年出版的《中国瓷器》一书，由法国的恩斯特·芝莫曼撰写，已经涉及了唐代瓷器，其中有两件黑釉的梅瓶和盏，可惜这两件遗物其实为宋代和金代。这也反映了早期欧洲人的认识。[4]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1916年出版的《中国早期陶瓷和雕塑展览图录》中所列26件唐代陶瓷中，只有11件看来是唐代，而其余时代或早或晚或假，作者伯斯彻·瑞兹是当时该馆远东艺术部的主任。[5]1922年出版的《中国古代陶器》一书则专列一章讨论唐代陶器，是已经注意到了唐代陶器的特征。[6]大英博物馆在1924年出版的《远东陶瓷指南》中涉及唐代的陶瓷中，唐宋不分，真假混淆。[7]1928年《中国明器》一书就中国的历代明器制度及其渊源做了当时最为详尽的讨论，将中国的古代明器包括唐代明器做了分类：司火之鸟、土俑、动物像、巫觋、护士及神、坟墓看守者，并对其各种风格做了分析，是早期专门对中国明器研究的专著。[8]1928年《中国土著瓷器》一书中唐代瓷器也只是按照题材分类，即龙纹、植物、马、狗、人物、器物等，而且是按其认为的时代先后叙述，其中时代错误、假古董充斥，但这本书较多地谈到了中国元代以前的陶瓷，特别是注意到了官窑、哥窑、磁州、建窑、龙泉等窑口产地，是欧洲人对早期中国陶瓷研究的一本不多见的著作。[9]就连著名的霍伯森先生在《中国艺术》一书所标明的8件唐代陶瓷中，有4件年代错误或真假未分。[10]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陶瓷部分的收藏者维廉姆·包也·哈内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陶瓷艺术》中所列唐代陶瓷46件，其中有6件时代或早或晚，3件不明确，[11]但总体来说认识已经有了进步，错误大为减少。欧洲人在这一时期的重要论著还有很多。[12]总体来讲，欧洲人对中国唐代陶瓷从现代学术方法的研究着手，具有开山之功。
日本由于近代明治维新的原因，接受了西方考古和艺术思维，所以也紧随欧洲人之后来到了中国进行考古和探险，与欧洲人不同的是日本的文化与中国更为接近，尤其是日本的文化受到了唐代文化的深刻影响，日本人到中国考古和研究，就有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从目前看到的资料，日本的学者从一开始就进入了学术性的研究，1910年《支那发掘土偶及其埴轮的关系》，从工艺角度进行了介绍。[13]1911年《支那古代的明器》，介绍了中国早期包括唐代陶瓷的明器及其制度。[14]1917年大西林五郎在《支那陶瓷全书》中对唐代陶瓷专列一章，从文献角度进行了探讨。[15]1918年原田淑人就发表了专题文章“唐代女子骑马土偶に就いて”，专门就女骑马俑这种不符合中国礼制的新鲜题材进行介绍和研究。[16]1923年奥田诚一发表了“唐三彩龙耳瓶”一文，第一次使用了“唐三彩”这一概念[17]，紧接着先后有1928年的《唐三彩图谱》[18]、1929年的《“陶瓷杂谈”唐三彩觉书》[19]、1930年的《唐三彩的马》[20]等文章和书出版，唐三彩的名字应该在此期间逐渐深入人心，约定俗成。而且这一时期滨田耕作《古明器泥像图说》大作问世，上册为文字，下册为图版，收入172件文物。[21]该书对中国古代明器包括唐代陶瓷做了较为系统的探索，从中国陶瓷史的角度着手，作者认为唐代为中国陶瓷雕塑的发达期，并且就其特征、种类、动物等做了研究，是当时日本人对唐代陶器的集大成之作。此时期日本人也开始了把唐代列为一个专题做通史式研究，日本西本愿寺的大谷觉瑞早早注意到了唐代陶瓷[22]，1939年渡边素舟《支那瓷器史》中也专列一章讨论唐代陶瓷，[23]1942年久志卓真《支那陶瓷》问世，也是专章讨论唐代陶瓷，[24]1947年小林市太郎发表《汉唐古俗与明器土偶》，该文把文献与当时已经大量发现的陶、三彩俑相对应，对汉到唐代的明器制度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25]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出土了大量的唐三彩，1954年任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首先在其主编的《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一书中明确采用了唐三彩这一概念，[34]之后出现了大量介绍唐三彩的考古报告和新发现，基本都使用了唐三彩一词，标志这一概念在中国已经约定俗成。而且中国人对唐三彩的专门研究业已开始。1959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就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一组唐三彩从造型、釉色、艺术成就等方面做了全面论述，[35]开始了唐三彩的研究序幕。虽然此时冯先铭已经调查并发表了巩县窑的调查报告，已经提到了唐三彩，但没有引起重视。[36]1964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陕西唐三彩俑》[37]，1976年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并编印了图录，专门介绍了陕西、河南出土的唐代三彩，[38]同时洛阳博物馆又编集出版了《洛阳唐三彩》的明信片、1980年出版了图录，[39]1985年一年内又出版了两个版本的唐三彩，[40]这在当时资信有限印刷严格控制的时期，是一件大事，加上国内遗址、墓葬唐三彩的大量发现，便把唐三彩的关注推上了一个高峰。而且恰在此时也就是1976年到1981年间，河南巩县黄冶发现唐三彩烧造窑址的报告陆续发表，[41]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光明日报》《文汇报》同一天向世界发布了新闻“河南发现‘唐三彩’窑址”[42]，1985年陕西铜川也发现了唐三彩窑址，当年2月9日，新华社、《光明日报》又同时发布了这一消息。这样隆重地发布考古新发现的消息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很少有的，唐三彩成了那个时代或者至今最为普及的像长城、故宫、兵马俑一样少有的众所周知的文物概念。
可是相对而言，对唐三彩的研究却是滞后的，大量文章是报告、介绍或者赞美之类。较多的研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关于唐三彩的体系研究，夏鼐之后，中国人研究唐三彩的文章比较早期是在台湾，1971年到1977年，谭旦炯从日本人大野万里赠予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唐三彩文官俑和出土陶瓷说起，综合研究了海内外的出土和收藏资料，认为盛唐是唐三彩的高峰，文官俑的渊源近因为西汉的石人、翁仲，远因是商时代的人殉，文官俑和众多俑类的形态和服饰可资唐代文献的不足，[43]在1975年黄永川从历史的角度和艺术本身出发，对唐三彩的艺术成就做了研究，[44]1978年谢明良也专门研究了唐三彩，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45]大陆上，1979年梅健鹰等专门研究介绍了唐三彩。[46]1982年李知宴、朱捷元对唐三彩的制作工艺、艺术成就、研究及其分期做了概括性的论述，[47]李知宴对唐三彩分为三期。“第一期，在唐高宗的中期或至武则天时期，即公元七世纪中叶至八世纪初叶。第二期，盛唐时期，唐中宗到玄宗，即公元八世纪初至八世纪中叶。第三期中唐至唐末。比较起来，第一期三彩器物的制作不是很发达，数量既少，品种也比较单调，彩色不够丰富，也不够绚丽。人物形象的塑造比较俊秀，其身稠叠，衣衫紧窄，有‘曹衣出水’的特点。第二期是唐三彩最兴盛的时期，三彩器物在贵族官吏中普遍使用，墓葬出土的数量很多。从生活器皿到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形象，动物飞禽样样俱全，质量最好，彩色最绚丽，人物形象的塑造高大丰腴。特点是其势圆转，衣纹飘举，有‘吴带当风’的气魄。出土三彩的地区除隋唐两京地区以外，全国其他地区也很多。第三期很明显是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国力衰落，三彩明显减少了，就品种来说显著减少，尤其西安地区最显著，其他地区还时有发现，但已经是唐三彩的尾声了。”同年王仁波对唐三彩做了当时最为综合的研究，他对唐三彩的初始年代、分类和组合、演变、外传都做了论述，[48]这是当时中国人对唐三彩所做的比较系统的探讨。之后1983年有周辉、1988年有苏凌，都对唐三彩的研究抒发了自己的意见，[49]1985年谢明良再度发表了《唐三彩诸问题》。[50]
关于唐三彩的工艺专题研究，1981年杨正兴、1993年苏健、1994年贾麦明对唐三彩造型艺术做了论述；[51]1982年李知宴、1991年王维坤发表了对唐三彩的制作工艺的看法，[52]1983年李知宴、罗雨林，1984年刘良佑、刘建洲，1986年魏俊、1991年刘兰华等对唐三彩的雕塑装饰艺术进行了探讨。[53]这种研究仍然是以介绍为主。
客观地说，这一时期中国人最大的贡献是对本土的唐三彩做了大量的考察、发掘和报告，占有了最大量的科学资料，奠定了唐三彩研究的根本基础。对唐三彩的研究是处于介绍资料、初步探讨为主的阶段。所做工作主要依赖于墓葬、遗址出土资料做出的一般印象性的研究，而且是就三彩本身而论，虽然有对社会背景的考量，但往往局限于大时代的政治、经济共性，深度和广度还有待提高。
日本人一直关注并倾心研究着唐三彩，1952年小山富士夫关注到了唐三彩中有一种蓝彩加绿彩的器物，[54]扩大了对唐三彩的彩的认识。1956年水野清一对唐三彩在墓葬内的组合、三彩技法、装饰、器皿和俑做了细致的分类，他注意到了唐三彩从一彩、二彩、三彩到多彩的不同面貌及其变化过程，对唐三彩分为四期：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这在当时是一篇最为系统地探讨唐三彩的文章。同时吉田光邦对唐三彩的发展过程和与唐代文化的关系做了全面的讨论，[55]1962年米内山庸夫对唐三彩的出现、发展、类型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56]1963年到1970年小山富士夫先后对唐三彩做了两次论述[57]，当然这里主要介绍了日本出土的唐三彩；1968年爱宕松男撰写了《唐三彩杂考》一文，对唐三彩的器物、俑类、用途等做了探讨。[58]1976年在《世界陶瓷全集·隋唐卷》里，佐藤雅彦对三彩器物和俑做了系统的探讨，他探讨了三彩俑和器物的种类，特别是对三彩的装饰技法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将三彩的装饰分为：基础釉、点描法、斜线描法、流釉法、涂釉法、蜡染法，[59]这在当时是一篇系统而比较有新意的文章。1979年《大日本绘画》专门出版了唐三彩专辑，三上次男撰写了《三彩陶瓷的起源》，探讨了汉代以来的铅釉陶到三彩的成熟的过程；宫川寅雄撰写了《俑的历史和唐三彩的世界》，探讨了历代陶俑的演变和唐代丰富的三彩类型；佐藤雅彦撰写了《神秘的唐三彩‘什器’的魅力》，对唐三彩中的摆设器物进行了论证，是发他人所未发的研究；长谷布乐尔撰写了《唐代贵族文化的象征‘唐三彩’》，认为唐三彩是唐代贵族的用品，也是贵族文化的象征。这都是当时集唐三彩研究之大成。[60]1979年针对唐三彩研究的思考，长谷布乐尔提出了若干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诸如窑址的进一步调查，烧造技术的研究、造型、纹样、工艺的比较、分类、编年、多样化陶瓷形成的范围和分析研究等，是一篇有指导性意义的文章。[61]同年，矢部良明对晚唐五代的三彩做了比较分期，但是对五代的三彩带有某种猜测，[62]1981年，矢部良明再次就唐三彩从成熟到普遍流传的过程做了探讨，这是一篇比较系统的研究唐三彩发展和传播的文章，[63]1982年爱宕松男又对唐三彩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64]同年，三上次男对唐三彩作为一种釉彩和工艺的系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做了探讨。[65]至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期，日本人就唐三彩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而且对各个专题都进行了讨论，这一阶段的特点是：1.探讨了唐三彩的起源、演变、发展过程；2.对唐三彩的类型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判别；3.对唐三彩的工艺、装饰技法进行了研究。其系统和细致的程度是当时的中国人所不能比的。其实也就是在此时，中国发现了烧造唐三彩的巩县窑址，这本来是唐三彩研究的一件大事，应该引起更大的高潮，但至少从已经发表的文章上看，日本的唐三彩研究反倒陷入一个寂寞阶段。
这一时期欧洲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陶瓷随葬品与宗教礼仪的关系，一个是陶瓷与其他材质器物的关系。其实这是研究方法的突破，冲破了原有的藩篱，把唐代陶瓷放在了一个较大的范围来研究，以便探讨其形而上的思想精神意义，寻找形而相同的世界范围的艺术互动过程。这首先是威廉木·沃特讯和罗森等，其次是马格丽特曼德利等人为代表。
一直到1991年，日本的弓场纪知发表了唐三彩出现历史的探讨文章，[66]1992年，善信对唐三彩的相关问题做了考察，[67]1995年弓场纪知对大量出土资料进行了梳理，对唐三彩的历史演变、分期、影响做了全面的叙述，[68]其细致程度有加。这些文章除分期问题增加了一些材料外，基本属于老问题的重复。但是，正是日本人此时的大量探讨推动了唐三彩的深入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把唐三彩基本问题提上了课题研究的序列。
专家点评：张朋川
任志录报告的题目是《唐三彩的故事》，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讲故事，他讲的是唐三彩的学术背景。研究生在写论文的时候有一个事项特别重要，就是要把前人的著述和研究说一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应该在自己的研究还没有开始的时候，首先要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我们要对前人研究的成果有一个基本了解。
以前没有人对唐三彩的学术背景做这样一个梳理，这个梳理使我们了解到很多事情。唐三彩从开始被人收藏到现在已有百年历史，也不算长，所以这个学术研究是很年轻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中，欧美学者的研究上侧重于什么，日本学者的研究侧重于什么，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侧重于什么，这是学术的一个发展史。
这个学术发展史里面提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唐三彩重生的问题。这个问题最早是由郭葆昌先生提出的，郭先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早在民国时期就对一些瓷器做过研究。正因为他做了这样一些明代所谓的三彩或者五彩研究，所以他能够提出一些异议。他认为明代的三彩、五彩容易和后面的三彩、五彩混淆，因此提出了“三彩釉”的概念。后面还有人提出了“多彩釉”的叫法，现在大家都叫惯了“唐三彩”，关于这个概念好像还有一点点需要讨论的意思。
任志录的报告里面提到了我们有许许多多新的发现，我看到这次展品里面有隋代的三彩，有一个长把的壶。关于三彩的用途，我们认为三彩就是明器，但是不是所有的三彩都是明器？像陕西的、洛阳的大墓出土的三彩多作明器，而邢窑发掘出来的则不完全都是明器。现在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在这些方面还有新的讨论空间。非常感谢任志录先生为我们整理的唐三彩学术研究背景，这不仅是一个纵向的延伸，而且在横向的扩展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1][美]罗福：《汉陶》，1909年。
[2][德]巴尔：《中国古瓷美术谱》，1911年。
[3]陈万里：《巴尔〈中国古代美术谱〉读后记》，《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0年。陈万里先生是早期少有以陶瓷研究学者的身份与外国同行有交流并接触西方陶瓷研究学者的一个中国人。
[4]Ernst Zimmermann：Chines Is Chesporzellan（Ii），1913年，图版一，唐代。
[5]S.C. Bosch Reitz：Catalogue Of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Sculpyure. 1916.
[6]S.C. Bosch Reitz：Catalogue Of Exhibition Of Early Chinese Pottery And Sculpyure. 1916.
[7]British Museum：A Guide To The Pottery & Porcelain Of The Far East， 1924.
[8]Hentze，C，Chinses Tomb Figures-A Study In The Belief And Folklore Of Ancient China， London， 1928。
[9]A.J. Kleykamp：Chineesch Aardewerk En Porcelein，1928.
[10]R.L. Hobson：Chinese Art New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Mcmxx Ⅷ.
[11]William Bowyer Honey：The Ceramic Art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Fareas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4 Russill Square. 1944.
[12]这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尚有：R.L. Hobson. The Early Ceramic Wares of Chinese， London. 1922. Bell.H. The Pottery of T'ang Dynasty. B.M.26. 1915. London. Bachhofer， L， Chracteristics of T'angandsung Pottery. B.M.Aug.， 1934， London.
[13][日]高桥健自：《支那发掘土偶及其埴轮との关系》，《考古学杂志》，1910年，第1期，第11页。
[14][日]滨田耕作：《支那古代的泥像》，《国华》，1911年，第252、254、256、258页。
[15][日]大西林五郎：《支那陶瓷全书》，松山堂书店，1917年。
[16][日]原田淑人：《唐代女子骑马土偶に就いて》，《考古学杂志》，1918年，第8期。
[17][日]奥田诚一：《唐三彩龙耳瓶にっいて》，《国华》，1923年，第397页。
[18]日本东洋陶瓷研究所编辑出版：《唐三彩图谱》，1928年。
[19][日]乐之轩生：《“陶瓷杂谈”唐三彩觉书》，《陶瓷》，1929年，第1—6页。
[20][日]原文次郎：《唐三彩的马》，《陶瓷》，1930年，第3—3页。
[21][日]滨田耕作：《古明器泥像图说》，二册，东京，1927年。
[22][日]大谷光瑞：《支那古陶瓷》，大乘社，1933年。
[23][日]渡边素舟：《支那瓷器史》，成光馆书店，1939年。
[24][日]久志卓真：《支那陶瓷》，宝云社，1942年。
[25][日]小林市太郎：《汉唐古俗与明器土偶》，一条书房，1947年。
[26]朱琰：《古代陶瓷器略说》，《妇女杂志》1926年12卷第5期。董昱：《古陶瓷述略》，《西湖博物馆馆刊》1933年第1期。(www.xing528.com)
[27]郑德坤：《中国明器》，《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
[28]郑德坤：《唐陶俑》，《河北第一博物馆》（半月刊）1932年第18期。
[29]辛安潮、吴仁敬：《中国陶瓷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
[30]郭葆昌：《瓷器概说》，《中国艺术品伦敦展图录》，商务印书馆，1936年。
[31]郑德坤：《中国陶瓷艺术的发展》，《艺术家》1981年第13卷第1期。引自《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商务印书馆，2007年。
[32]叶麟趾：《古今中外陶瓷汇编》，文奎堂书庄，1934年。朱杰勤：《陶瓷小史》，《史学专刊》1936年第1卷第3期。
[33]郑德坤：《唐陶俑》，《河北第一博物馆》（半月刊）1932年。黄永年：《论唐代明器群中的瓦质怪兽》，《文物周刊》1946年。杨宽：《考明器中的四神》，《文物周刊》1947年。
[34]郑正铎编：《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十二辑合订本），第四辑，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
[35]夏鼐：《西安唐墓中出土的几件三彩陶俑》，《文物精华》1959年总第1集。又见《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四号），科学出版社，1961年，第143页。
[36]冯先铭：《河南巩县古窑址调查纪要》，《文物》1959年第3期。
[37]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唐三彩俑》，文物出版社，1964年。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编辑委员会：《陕西、河南出土的唐代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选》，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23页。
[39]洛阳博物馆：《洛阳唐三彩》（摄影明信片），文物出版社，1976年。洛阳博物馆：《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
[40]洛阳博物馆：《洛阳唐三彩》，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高付东等：《洛阳唐三彩》，轻工业出版社，1985年。
[41]郭建帮、郭建洲：《巩县黄冶‘唐三彩’窑的试掘》，《河南文博通讯》1977年第1期。该文介绍了1976年的考古试掘。可能因为已经得到重视，为了资料的完善，刘建洲又发表了1972-1973年度的调查报告《唐三彩窑址调查》，《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1984年傅永奎又发表了《河南巩县大、小黄冶唐三彩窑址的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1期。
[42]其实这一消息已经距发现时间时隔五年的旧闻了，而且《河南日报》在1980年7月17日也发布过傅永奎《唐三彩窑首次在巩县发现》一文，也应当算是新闻。
[43]谭旦炯：《唐三彩文官俑》，《故宫季刊》1971年第6卷第1期。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唐三彩》，1977年。
[44]黄永川：《表现高度艺术的唐三彩》，《雄狮美术》1975年第54期。
[45]谢明良：《唐三彩》，《雄狮美术》1978年第92期。
[46]梅健鹰等：《唐三彩》，《文物》1979年第2期。
[47]李知宴、朱捷元：《精湛的艺术瑰宝——唐三彩》，《考古与文物》1982年创刊号。李知宴：《中国釉陶艺术》，轻工业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89年。
[48]王仁波：《陕西省唐墓出土的唐三彩综述》，《文物资料丛刊》1982年总6辑。
[49]周辉：《唐三彩研究》，《新亚学术集刊》1983年第四卷。苏凌：《唐三彩沿革思辨》，《艺苑》（南艺学报）1988年。
[50]谢明良：《唐三彩诸问题》，《美学美术史论集》1985年第5卷。
[51]杨正兴：《唐三彩的造型艺术》《陕西省文博考古科研成果汇报会论文选集》，1981年、1982年。苏健：《唐三彩器皿的造型装饰艺术》，《河洛春秋》1993年第1期。贾麦明：《唐代童佣的艺术形象》，《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2卷第1期。
[52]李知宴等：《论唐三彩的制作工艺》，《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论文1982》。王维坤：《中日出土的唐三彩工艺技术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版）1991年第4期。
[53]李知宴：《论唐三彩的雕塑艺术》，《河北陶瓷》1983年第4期。罗雨林：《浅谈唐三彩装饰艺术》，《广州文博通讯》1983年第4期。刘良佑：《绚丽多彩的唐三彩》，《故宫文物月刊》1984年第2卷第3期。刘建洲：《巩县黄冶窑唐三彩玩具的艺术特点》，《中原文物》1984年第2期。《巩县黄冶“唐三彩”窑陶瓷玩具》，《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魏俊：《谈唐三彩的艺术特色》，《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刘兰华：《唐代陶瓷装饰的三大突破1、2》，《龙语文物艺术》1991年第8、9期。
[54][日]小山富士夫：《唐蓝绿彩壶》，《大和文华》1952年第7、8卷。
[55][日]水野清一：《三彩、二彩、一彩附绞胎》，吉田光邦：《三彩小论》，《世界陶瓷全集》（隋唐篇），河出山房，1956年。
[56][日]米内山庸夫：《唐三彩论》（上中下），《陶说》1962年第115—117期。
[57][日]小山富士夫：《唐三彩》，《古美术》1963年第1期。《宗像大社冲津宫祭祀遗址》《昭和45年度调查概报》，1970年。
[58][日]爱宕松男：《唐三彩杂考》，《日本文化研究所研究报告》（东北大学）1968年第4期。
[59][日]佐藤雅彦：《隋唐的加彩、单色釉、三彩釉俑》，《隋唐单色釉、三彩、绞胎》，《世界陶瓷全集》（隋唐篇），小学馆，1976年。
[60]株式会社太阳社：《中国的三彩陶瓷》，株式会社大日本绘画，1979年1月。
[61][日]长谷布乐尔：《唐三彩诸问题》，《MUSEUM》1979年第5期。
[62][日]矢部良明：《晚唐五代的三彩》，《考古学杂志》1979年第65卷第3期。
[65][日]三上次男：《唐三彩的后裔》，《中国陶瓷全集》（5月报），1982年。
[66][日]弓场纪知：《不可思议的唐三彩及其出现》（上、下），《日本工艺美术》1991年第636、637期。
[67][日]善信：《三彩相关问题考察》，《天理参考馆报》1992年第6号。
[68][日]弓场纪知：《中国的陶瓷》，《三彩》，平凡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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