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09年,大唐西市遗址出土两件山峦形陶砚,其形制外观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峰陶砚”相类,故名。本文结合此两陶砚出土的地点与年代,对比之前西安一座唐墓中出土的山池雕塑,参照唐诗中对十二峰的描述等,推断十二峰陶砚的年代为唐代。
关键词:十二峰陶砚;断代;唐代
2009年夏季,西安大唐西市文化产业项目建设的随工清理中,在间隔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于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的西南和东南部据今地表1.8米—2.0米的唐代地层中,出土了两件形制接近、大小相次的深灰色山峦形陶砚。
图1
图2
图3
第一件陶砚于2009年6月28日出土。该砚通高12.5厘米,周长61厘米,砚面径13.5厘米。其总体造型为山峦形,三足、十二峰,带盂,砚面呈箕形(图1)。十二峰峻峭挺拔,错落有致,如狼牙之锋利状态分内外两区环列于陶砚砚首及左右两侧,内区三峰,外区九峰。椭圆形水盂塑在砚首主峰上沿,盂口径2.0厘米、深3.1厘米。两侧峰间底端各有一半环形凹槽,似用以蓄水。三足皆呈扁圆形,作叠石状,前两足略高于后足,使砚面微向后倾,显然系有意而为之。最引人注目的是三足上部和砚首主峰正面各塑有一个高额瞠目、肌肉凸显的半蹲力士作负山状(图2、图3)。
第二件出土于同年8月15日。砚体略小,且有缺损。该砚造型与前者大体相似,但局部又有着明显的差异;从残损的痕迹可以看出,此砚或不止三足,应为多足;砚面略圆,下凹似水池;环于外沿的左侧山峰间还有一圆孔,似作插笔之用;残足正面饰有堆塑的莲花纹样(图4、图5)。两件均无款识。
图4
图5
砚是文房四宝之一,《释名·释书契》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砚是由原始社会的粮食研磨器演变而来,逐步形成专业的书写砚,主要用来磨墨。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至秦代墓出土一件菱形鹅卵石制成的砚,形制简略,同时出土了墨和笔,被认为是早期的书写用砚。[1]从汉代开始,砚作为书写用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有陶、石等材质;汉代的多见圆形、龟形和山形。魏晋南北朝时期,瓷砚成为砚品中的新成员,其形制也愈加丰富多样,圆形盘状多足砚和辟雍砚大为流行。唐代是砚发展的重要阶段,唐代经济、文化艺术的繁荣,提高了砚的制作水平,也加剧了砚的社会需求;以质地优良的砚石制作而成的歙砚、端砚和洮河石砚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箕形砚成为这一时期砚的主流形制。宋元以后,砚的造型、纹饰、雕刻日益精美,材质、形制样式不断丰富,由唐、五代箕形砚演变而来的抄手砚占据主要地位。自此,砚台作为文房用具的实用性逐渐被其艺术性、欣赏性、陈设性所取代,成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成为文人墨客争相收藏的一个重要门类。
上述出土于唐长安城西市遗址的两件陶砚虽有不同程度的缺损,但从其明确的地层关系、清晰的唐代力士风格和典型的莲花纹样来看,无疑是唐代的遗存。笔者将这两件陶砚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峰陶砚”相比较,几乎毫无二致(图6)。因此我们将其定名为“十二峰陶砚”。但是,对其质疑多年的制作年代应该提出肯定的论断。
图6
有关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十二陶峰砚”的基本信息,从署名“记者”的《记十二陶峰砚》一文得知,系细灰陶质,中部为不规则圆形,下有叠石状三足,上有十二峰耸列。砚面上窄、下宽、斜面、箕形。沿砚首及左右两侧环以砚池,十二峰夹池并列。池内岸有左、中、右三峰鼎立,外岸有九峰环之。呈箕形,因三面环池列山,而全面则组成圆形。周围约65厘米、直径约20厘米、通高约17厘米,由底足至砚面高9厘米、砚面厚约2厘米。砚底部微凸,面平无款。外左三峰原均残缺,系当时持有此砚的北京琉璃厂文物商店请工艺师所补。作者从此砚的“砚形、山形、水滴、特别是人像之塑造和风格”,推测其“似为西汉之物”,并因其“结构之奇特”及“从未见诸任何著录”,誉其为“砚中之孤品,文房之至宝”。[2]随着这一结论之出,此砚便以汉代文物著称于世。
1960年初,该砚即入藏故宫博物院。经过参加专题展览之后,又被收进《砚史资料》,发表于1964年《文物》月刊。此后,这方陶砚一直被作为汉砚相继收录于各种古砚专著之中引起了学人和藏界文玩爱好者的关注。但人们在对这一名声显赫的珍品进一步研究中,对其制作年代随之提出了质疑。这些质疑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一是东汉说。此说主要建立在最初发布的西汉说的基础上,进而根据砚的功能和墨的改进角度提出了“东汉说”。[3]文物界一般多取此说。
二是晚唐、五代说。此说主要以宋以来典籍对砚式多有著述,而“未见汉有箕斗形砚池和砚头雕塑山峦的记载”为重要依据,认为从唐代箕斗砚式造型的演变及山峦、人物等堆塑看,“十二峰陶砚是唐代以后的风格”,“应当是晚唐、五代时期的遗留物”。此说见之于《文房春秋》。收藏界大多首肯这一观点。
三是似唐代说。[4]文章对1957年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中《记十二峰陶砚》一文支撑其“西汉说”的几点论据(即砚形、山形、水滴、人像)提出了异议。认为该文所述四点“都属于造型和装饰风格”,而这些都不是汉代的艺术风格。作者将这方十二峰陶砚与出土的唐代陶砚做了比较,认为“两者相同的特点是比较明显的”。此外作者还将十二峰陶砚上的人物与唐代雕塑相对照,认为“也可以找到相似的风格”。最后得出结论:“在未见类似汉砚出土之前,把它定为唐代之作是比较妥当的。”
图7
上述三种对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峰陶砚”年代的不同判断,一直是存在于学人和藏界爱好文玩者心上的未解之结。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三种判断各执一说,均有着其符合情理的一面,但却又都建立在“此类实物未见任何著录”,造型也属“砚中之孤品”的基础之上,多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认知做出的比较、推理和判断。虽然言之有理,但却因缺乏实物佐证而断之无据。笔者认为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峰陶砚”与大唐西市出土的“十二峰陶砚”同为唐代遗物。首先是陶砚上的力士形象为唐代典型的艺术风格,图7的唐代力士造像更加写实,形象塑造上运用了极其夸张的表现手法,力士多为威严、勇猛、正直、刚毅的形象。唐代莲花纹应用广泛,砚足上的莲花纹为中心内凹,花瓣高凸,纹样整体立体感强。其次,还可以半个世纪前唐墓出土的与此砚山池造型极为相似的三彩“假山”为证。[5]1959年6月下旬,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一座唐墓中出土的诸多器物中,有一套(11件)十分精美的三彩院落模型,其院落中除八座房屋、两座亭子模型外,有一件由山峦、水池构成的山池雕塑。图8中重叠起伏的山峦虽然体量尺寸较之已出陶砚大了许多,但其整体造型与十二峰陶砚却非常接近。1984年河南洛阳隋唐东都皇城遗址出土一件假山形陶砚,砚体呈箕形,后端堆塑为十二峰假山状,底部有三个柱形足。[6]图9整体做工虽不如十二峰陶砚精美,但其造像和形制与之极其相似,可以看作是十二峰陶砚的雏形,故此可作为十二峰陶砚为唐代之物的有力佐证。另外,唐诗中也不乏咏“十二峰”者,如李涉《竹枝词》云:“十二峰头月欲低,空聆江上子规啼。”刘禹锡《松滋渡望硖中》诗云:“巫山十二峰,皆在碧虚中。”十二峰及今重庆市巫山县东巫峡两岸的“巫山十二峰”。战国时楚人宋玉作《高唐赋》,有着楚怀王游云梦中高唐之台,曾梦与巫山神女欢会的传奇描写。唐人既能以充满浪漫色彩的巫山十二峰为歌咏题材,自然亦可以十二峰为雕塑题材似在情理之中。最重要的是这两件陶砚是在西市遗址三期随工采集而得的,明确位于唐代地层中,同一地层中同时出土了唐代的手印砖和“天宝”字样的砖(图10),是其明确断代的有力佐证。
图8
图9
图10(www.xing528.com)
宋人贾似道《悦生随抄》中记述五代十国的南唐李后主曾购有一枚与十二峰陶砚造型极为相似的“砚山”,其砚“前耸三十六峰,皆大犹手指,右侧则因两埠陂陀,而中凿为砚”。此砚虽为石雕,且作三十六峰,但其滥觞无疑为唐时的十二峰陶砚。据载,南唐灭亡后,该砚“因流转数十人”,终为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所得,于此足见古人对这种集湖石山景与实用为一体的峰砚,即“砚山”的喜爱程度。
西市遗址出土的两件山峦形灰陶砚,以唐人吟诵的“十二峰”山景为雕塑题材,以三足和箕型为基本造型,以典型的唐代艺术纹样为主要装饰,以同时期出土的相关文物为参照,以大唐西市遗址及与其同时出土的有确切纪年的文字砖为重要证据。确断这两件陶砚属于唐代陶砚中的独特品类,与故宫博物院所藏“十二峰陶砚”相同,均为唐代遗存。可毫无辩驳地了断这场长达50余年关于“十二峰陶砚”制作年代的悬案。
唐以后,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如宋代的砚在形制方面有辟雍砚、房相砚、璧砚、月池砚、四直砚等十多种,[7]但几乎不见山峦形陶砚。一是这一时期石砚和瓷砚占据主要地位,可能不便将其做成山峰形状,陶质砚发展受限;再者是当时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宋元明清砚的形制种类多样,但不再以山峰(或十二峰)作为砚的主要装饰题材,是当时社会主流审美观念转变的结果。明清时期,笔架以山形居多,其山峰造型可能来源于同为文房用具的山峰形陶砚,山形笔架成为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文房器具。十二峰陶砚是中国古代砚发展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它是唐人浪漫主义情怀的反映,也是唐代文化艺术繁荣的见证。
专家点评:周晓陆
这篇论文是很有意义的,是典型的文物学研究的文章。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的“十二峰陶砚”引起了当时文物收藏界最高权威的关注,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根据大唐西市的出土报告和王彬馆长全面的研究,看来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尘埃落定了。
这是一篇成功的文物学论文,然后我想提醒几点:陶砚的发端可能会在更早的时候,到了汉代时,饼形、辟雍形砚台大行,砚台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南北朝的后期一直到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家所熟悉的“风”字形砚和“十二峰陶砚”,这其实都是箕型砚的发展。除了十二峰的造型外,里面还出现了三彩造型、狮头造型。西安有一位收藏家就有一个狮头花岗岩的石砚,说明这些造型在当时社会上被广泛采用,十二峰砚应当有笔架功用,是文人文房用具。但是,十二峰砚好像现在的唐代陵墓当中并未出现,这应当引起注意。
【注释】
[1]夏德慧:《中国砚台的演变与发展》,《中州今古》2003年第4期。
[2]记者:《记十二峰陶砚》,《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3]张淑芬:《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文房四宝·纸砚》,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
[4]郑珉中:《对两汉古砚的认识及兼及误区的商榷》,《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4期。
[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西郊中堡村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河南洛阳隋唐东都皇城遗址出土的红陶器》,《考古》2005年第10期。
[7]谢志明、徐章俊:《陶瓷砚的兴衰及其形制特征》,《中国陶瓷工业》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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