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至隋唐金银饮食器的影响和改变

北朝至隋唐，金银饮食器多由波斯、粟特输入，为时尚贵重器皿，只为少数上层贵族和宫廷享用。这些贵重的金银器皿是平民百姓家羡慕而不能使用的，于是在市场上出现了仿造金银器而制作的釉陶类器皿。为了模仿饮食类金银器，釉陶器的造型受其影响，增加了凹凸变化，并增添了把手、器盖、流口、系、耳等附件，但也根据陶器的制作工艺、使用方式、本土化的审美特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改变。

1.碗（杯）类釉陶器

北朝时期，上层社会日用饮食器中陶瓷用器开始逐渐增多，特别是釉陶类的碗杯类器物占有相当的数量。例如：在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陶瓷器中发现了30多件碗；北齐娄叡墓出土的碗达到40多件；徐显秀墓出土的碗达到112件，其中相当数量是釉陶碗。釉陶的釉色有黄釉、绿釉、褐釉，大多数为单色釉，少量也有使用两种釉色的情况。

图24

图25

图26

北朝时期釉陶碗的造型，碗壁由曲腹逐渐向深腹直沿变化，碗底带足。通过对北魏河南洛阳城、高雅墓、景陵；山西大同北魏建筑遗址、娄叡墓、厍狄回洛墓、徐显秀墓等出土的釉陶碗的造型观察，其造型大致可以分为二种。一种为深腹直壁的小口径碗，高达8—12厘米。碗足为圆饼状实足，足底内凹。如北魏洛阳大市、小市出土的酱釉陶碗（图24）。北魏洛阳城出土的一件釉陶碗，在胎壁上用白色化妆土分层点绘两圈大小相间的带状联珠纹，之后再通体施釉，形成釉下白彩，极富装饰效果。在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了一件波斯萨珊王朝的玻璃碗，^[18]其造型与这类釉陶碗的造型相似。这类波斯萨珊王朝的玻璃碗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可以推断这类釉陶碗的造型和器身上凸起的联珠纹装饰，是受到萨珊王朝玻璃器造型的影响和启发（图25）。

第二种釉陶碗的造型为敞口、浅腹斜收，大平底，底附圆饼状实足，足底内凹，多为酱釉，如北魏洛阳城出土的釉陶碗。^[19]北魏大同齐家坡墓地出土的银碗与第二类釉陶碗的造型近似，这类釉陶碗应该是受到同期外来金银碗造型的影响（图26）。

2.把杯

把杯的造型主要见于七至九世纪初的粟特金银器。^[20]传入中国的金银把杯在盛唐时期较为流行，仿其造型的釉陶把杯也主要见于这一时期，以三彩器最多见。目前所见的釉陶把杯，其杯体的造型主要有罐形和筒形，杯把主要为环形和带鋬环形。由于陶器的塑形方式与金属器不同，根据陶器自身的工艺制作特点，制作时相应简化了金银把杯部分较复杂的造型和装饰，多棱形的杯身造型在釉陶把杯上基本不见，并且金银把杯上装饰繁复的指鋬、指垫等样式也多被省略（图27、图28）。

图27

图28

3.角形杯

陶制的角形杯造型盛行于唐代，多为三彩类釉陶。唐三彩角形杯的造型源于西方的饮器“来通”，^[21]隋代就见有白瓷类的兽首角形杯的造型，唐三彩角形杯的出现丰富了釉陶制品的种类。在造型上，唐三彩角形杯的兽首与器把相融合，独立的兽首不复存在，器物的顶端不再设有出液孔，失去了“来通”原本的实用性，只是在造型上进行模仿，成为一种观赏品或明器。^[22]受波斯萨珊金银器中动物题材的影响，唐三彩角形杯将动物的形象与器物造型相结合，设计巧妙而有趣。唐三彩角形杯出现了龙首（图29）、凤首、象首（图30）、禽鸟等兽（禽）首的题材，体现出中西融合的特色。唐三彩角形杯根据陶器的成型工艺特性，并结合中国传统的角杯造型，有所变化。如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的三彩龙首杯，杯体造型与“来通”造型相近，但又与中国传统的牛角杯造型相仿。杯的一端为龙首，龙反首吐水，水花与杯口相连，巧妙地形成杯的环把，体现出本土化题材与外来造型的完美结合（图31）。

图29

图30

图31

4.多曲造型的碗盘类釉陶器

唐代受波斯萨珊式金银器造型的影响，杯、盘、碟、盏、洗等釉陶器，呈现出长形多曲、杯体较浅的造型特征，因此被称为多曲长杯或“海棠杯”（图32）。釉陶类的多曲长杯，造型与金银多曲长杯的造型相似但又有所改变，这是由于陶质材料不能像金银那样具备良好的延展性，可以运用捶揲法成型，并出现明显的凹凸变化。釉陶类多曲长杯，分瓣部位的造型处理，弧度较平缓，对称的曲瓣使器内出现凸棱，外表为凹线。器身变得较深，椭圆形的圈足，挖足较深，且多外撇。唐前期的釉陶长杯，形制上与萨珊式金银多曲长杯的样式近似。唐后期釉陶长杯的造型出现两种变化，一种是分曲减少并趋于平滑。另一种是基本保持多曲的曲瓣，但加深了杯体，增高了圈足。这种造型的变化是出于对实用功能的考虑（图33）。

综上所述，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外来金属器和玻璃器对釉陶的艺术设计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北朝至隋唐釉陶在造型方面借鉴并融合了外来金属器及玻璃器的造型式样，艺术风格上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情和特点。但是，在引入外来造型的过程中，釉陶在造型上并不全盘接受外来的原型，而是根据其材料和制作工艺特点加以适当改造；在题材上也相应地融入了本土的艺术元素，使得釉陶更接近于本土的审美需求。

图32

图33

专家点评：禚振西

张卉主要是谈西方玻璃器和金银器对中国釉陶的影响。她讲到中国釉陶的产生、发展及延续。关于中国釉陶的产生是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争议比较大。当时中国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中国釉陶的产生受西方特别是罗马文化的影响，时间大概在汉代。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釉陶是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后才传播过来的。所以，考古出土的中国早期釉陶集中的地方先是在西京长安地区，接下来又扩展到东都洛阳地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釉陶的产生是基于中国自身，跟西方没有关系。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战国时期就有琉璃球，中国古代的琉璃和玻璃最早在概念上是混在一起的，大致是到明代才把琉璃和玻璃分开了。

最近几年在釉陶的问题上又发现了一些新的资料，新资料表明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釉陶的生产。其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资料：一个是山东淄博在战国时期就生产了釉陶，这是有出土文物的；第二个是在甘肃省戎人墓出土了陶胎的玻璃或者琉璃，这显然跟早期的釉陶和玻璃器发源地有很密切的关系。(www.xing528.com)

张卉的这篇论文着眼在唐代来进行对比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个问题，过去我们比较强调中华民族的意识——我个人的看法——汉代出现了民族意识，但是我感觉釉陶包括陶瓷在很多方面都和外域进行了交流和交融。在中国釉陶的发展中，特别是汉代以后，和西亚、中亚，甚至跟罗马、阿拉伯都有过一定的交流和交融。所以中国釉陶的发展，我认为既有中华土生土长的传承，另外也受到西亚很多因素的影响。刚才张卉举了很多玻璃器、金银器的例子，对于这一类器物，中亚粟特人的影响显然更大一些。她的论文很不错，不过如果研究能再扩大和深入一下，把宋金时期特别是到了元代后的相互交融再加上就更完美了。

【注释】

[1]王会田、崔建军：《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发现一座战国墓葬》，《考古》2008年第11期。

[4]韩保全、程林泉、韩国河：《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2—233页。该墓葬的时代为西汉早期（武帝元守五年以前），是西汉早期的后段。时间与汉武帝通西域（公元前138年）时间相近。

[5]复色釉陶器是指在器物表面施以两种不同颜色的低温铅釉彩的陶器。

[6]1965年发现十六国晚期的一件黄绿色低温铅釉的釉陶壶，参见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1973年第3期。2001年在咸阳平陵1号墓发现十六国时期两件酱黑釉陶罐和酱黄釉陶马等釉陶器，参见刘卫鹏、岳起：《咸阳平陵十六国墓清理简报》，《文物》2004年第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窑考古队：《2012年邢窑遗址发掘有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3年3月1日第8版。

[8][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5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彩版29。

[10]王竹林：《河南偃师两座北魏墓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5期。

[11]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学者马尔沙克（Mapшak）的《粟特银器》（Sogdian Silver 1971年）一书，把过去归为萨珊银器中的一部分区分出来，考定为粟特地区的产品，其中就包括了七件这种壶，时代均在七世纪之后。

[12]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06—308页。

[13]张海燕、员新华、高峰、江伟伟等：《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

[14]刘俊喜、张志忠、李白军等：《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文物》2006年第10期。

[15]张晶、黄良莹：《华戎混生开新风·北朝设计艺术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211页。

[16]张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

[17]王克林：《北齐厍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18]韩兆民：《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19]杜玉生：《北魏洛阳城内出土的瓷器与釉陶器》，《考古》1991年第12期。

[20]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46页。

[21]来通在西亚亚述、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地中海沿岸古希腊等地区都有出现。波斯萨珊时期较为流行并传播到中亚的粟特等地区。来通的造型为角形或锥形，底端有供液体流出的孔。一般顶部装饰牛首、鹿首、马首、狮首、羊首、格里芬等怪兽的形象。这类器物在隋唐时期通过流通传入中国，在陕西何家村窖藏就出土有一件玛瑙兽首杯，应该就是来通。与其类似的造型还见于美国赛克勒美术馆所藏的一件公元四世纪的波斯萨珊式银制来通。

[22]齐东方，申秦雁：《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