迦陵频伽神鸟的形象及来源研究

迦陵频伽，梵语作kalavinka，巴利语作karavīka，又作歌罗频伽鸟、羯逻频迦鸟、迦陵毘伽鸟，略称迦陵频鸟、迦娄宾鸟、迦陵鸟、羯毘鸟、频伽鸟等；意译作好声鸟、美音鸟、妙声鸟。据《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新华严经》等佛经，此鸟产自印度，本出自雪山，在山谷旷野里较多。色黑似雀，羽毛甚美，喙呈赤色。它们在卵壳中即能鸣叫，音声清婉，和雅微妙，为天、人、紧那罗、一切鸟声所不能及。它在印度时是鸟的形状，吠陀文献里说是麻雀，佛教文献里是布谷鸟。传播到中国之后，由其鸟形变成了人首鸟身。

关于迦陵频伽形象的来源，说法不一。台湾学者张水财^[5]认为，佛教书中其造型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鸟，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是东魏武定七年所作，其图像转化自印度紧那罗人头鸟之形，而非源于中土。陈雪静认为它是与古希腊有翼神兽的结合。孙武军认为它是多种文化因素碰撞的结果。南北朝时期，人首鸟身的造型非常丰富。像北魏的石刻、东晋的砖刻，都有人首鸟身图像。南朝邓县（现河南邓州市）画像砖的千秋、万岁图像，左为人首鸟身形象，旁边题名为“千秋”；右边的鸟名为“万岁”。所以，人首鸟身的造型，应是中国本有的。

印度的迦陵频伽鸟形象传到中国后，在本土化过程中，与这种人首鸟身图像融合了起来，上身变为女子形象。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中原文化以外的外来文化，尤其是祆教的祭司鸟神形象等。

图3　迦陵频珈　西夏博物馆藏(www.xing528.com)

自从迦陵频伽的人首鸟身形象固定以后，在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等地的净土类经变画中，都有出现。尤其集中于观无量寿经变和药师经变画中。莫高窟迦陵频伽分布情况大概有隋：第401窟藻井；初唐：第220窟、386窟、217窟；盛唐：第45窟、148窟、172窟；中唐：第7窟、44窟、158窟、159窟、180窟、237窟、360窟、379窟；晚唐：第12窟、192窟；五代：第61窟；宋：第55窟、118窟、427窟（门楣）。此外，西千佛洞第15窟（盛唐）、榆林窟第25窟（中唐），也有迦陵频伽的表现。榆林窟第25窟还有双头的人首鸟身造型，称为共命之鸟。《佛说阿弥陀经》里，同时提到了迦陵频伽和共命之鸟，后者出现时间稍晚。从尾部形式看，莫高窟壁画的迦陵频伽，初唐时尾部形状尚不完全确定，盛唐时才确立了蔓草纹卷尾形式，此后一直延续下去。比如莫高窟第45窟（盛唐）的迦陵频伽、第158窟（中唐）的迦陵频伽、第61窟（五代）的迦陵频伽，它们尾部的造型，都是蔓草纹卷尾形式。偶尔也有例外，比如第44窟南壁（中唐）观无量寿经变中的4只迦陵频伽，尾羽就比较短小。

唐代，迦陵频伽形象日趋成熟，并进入装饰领域。像莫高窟装饰带中的迦陵频伽，其尾部的蔓草纹和别的缠枝花交缠到一起，已完全被作为花鸟嫁接式装饰纹样来使用，即上半身是鸟，下半身是花草纹。在唐代明惠大师塔石刻和唐代大智禅师碑刻装饰上，迦陵频伽的尾部也都是蔓草纹。这个卷尾形式，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李静杰的说法，是受印度花鸟嫁接式纹样的影响。除了与僧人墓葬有关外，迦陵频伽的造型样式，在唐代贵族墓葬装饰中也被广泛使用。盛唐李宪墓石椁装饰纹样（741年），迦陵频伽的尾部，与后面缠枝蔓草纹的花，基本结合到了一起。唐玄宗宠妃武惠妃墓石椁中的迦陵频伽形象，也已经作为装饰纹样使用，其宗教功能相对淡化。当迦陵频伽形象出现于净土类经变画时，它代表妙音鸟、共命鸟。而当迦陵频伽形象出现在装饰带中，其装饰功能基本等同于凤鸟纹的形式。这种功能，广泛影响到长安及中原地区的丧葬类装饰。北宋时，迦陵频伽形象和凤鸟纹，作为建筑装饰已被普遍使用。而凤鸟纹尾部蔓草纹形式的变化与消失，时间应该在元代以后。^[6]

综上所述，迦陵频伽无论从发现的时间上还是表现的题材上都和陶匜上的图案和形象相差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