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源于生活用品陶器，这个过程为我们揭示了鬼神观念的来源。人们面对死亡的现象，产生了灵魂不灭的认识，便在墓葬中用生活用品陪葬。进而，用生活器物祭祀祖先。甲骨文的卜辞，主要是向祖先祭祀、祈愿、问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合集》中查询“祖”字出现2066次。到周代以后非常重要的“天”字才出现15次。而龙等图形在器物中虽然已经很多，但是并未成为祭祀和问卜的对象。“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这说明，殷商人的思想是以祖先崇拜为主。祖先崇拜虽然也是一种对鬼神的崇拜，但是不具有宗教的导向。这种关系，既是人与神的关系，同时也仍然保留着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是人与神的关系，但又不是普遍性的关系，祖先是一个家族的祖先。关于灵魂不灭的理念，是人类早期各种文明的共同思想。但是，从殷商的卜辞，我们看到中华文明形成了祖先崇拜的特色。祖先的灵魂就是神。这种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因此，所有人的祖先并不是平等的，作为统治者的王的家族，祖先才是神。
用长期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陶器祭祀祖先，并由此演化发展为专用的青铜礼器，说明殷商时期的“礼”，主要蕴含的思想是对祖先也就是神灵的崇拜。在甲骨文中，“鼎”字属于出现频次最高的一个档次，《甲骨文合集》中搜索，共出现29457次，几乎每一篇卜辞都有，有的甚至出现几次。根据文字的演变，后人将“鼎”释为“贞”。为何将“贞”写为“鼎”，有一种解释，说因鼎需要用火而表示用火而卜。这个圈子绕的有点远。其实，理解甲骨文，不能以后来的文字演绎来做单一的理解，甲骨文卜辞中的“鼎”字，解释为“贞”是远远不够的。当时的人们刻画上一个鼎，就是表示：向神或祖先敬献上盛满食物的鼎，以祈求指点和护佑。甲骨文显示商代每年365日天天都有祭祀占卜，这种围绕着对祖先神的天天祭祀的仪式和占卜，便正是“礼”的真正开始。
同样，甲骨文中还可以见到较多表示祭祀器皿的刻画，也不能仅仅从后来的字面意义来理解。例如，记录“妇好出征”的甲骨上出现了几次“登”字，并不是后来登高的意思，就是其本意，双手捧起装满食物的礼器“豆”，登上祭台敬献神灵。以后，“登上祭坛”的这部分含义才转换成登高的“登”。“登”在《甲骨文合集》中出现167次，大多是其本义。
谢崇安《商周艺术》一书中提出：“商周时代直接承袭了原始社会的宗教礼仪，但是其内容和形式毕竟还是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祀’实质上也是将原始的宗教礼俗不断地强化，从而促成了国家礼法制度的确立。”[12]从远古到殷周，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是合一性的、一致性的，殷商的上帝就是祖先神，到了周代，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升华出“天”的概念，“天”取代“帝”成为至上神，祭祖也发展成祭天和祭祖共存。李泽厚也将此过程总结为“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原始人群的巫术活动及其中包含的各种图腾和禁忌法则，开始演变成一套确定的仪式制度，它由上而下日益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最终成为人群必须遵守的规范制度。”[13]成了天子，礼器在继续承担祭祀功能的基础上，演化出人间的等级。器，此时的艺术形式也完全从属于礼制的需求，礼，由殷商时期主要体现人与神的关系，变为主要体现人与人的关系，构建了等级森严的礼制，“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礼记·礼运》）。“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直至周公的“制礼作乐”“纲纪天下”，经历了至少数千年以上。而周礼的这部分内涵，在陶器孕育产生礼器的殷商之际，还尚未成型。
【注释】
[1]梅珍生：《论礼器的文化意义与哲学意义》，《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美]巫鸿著，郑岩、王睿编，郑岩等译：《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7页。
[3]王兴堂、蒋晓春、黄秋鸯：《裴李岗文化陶鼎的类型学分析——兼谈陶鼎的渊源》，《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4]崔宗亮：《试论陶爵的起源与演变》，《魅力中国》2010年第25期。
[5]杜金鹏：《陶爵——中国古代酒器研究之一》，《考古》1990年第6期。(www.xing528.com)
[6]新砦期，即新砦期文化。这一考古学上的文化分期得名于新砦遗址，其年代在龙山时代和二里头文化之间。新砦期，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之前的过渡期。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东南18.6千米的刘寨镇新砦村，包括今梁家台、苏沟、东湾和煤土沟四个自然村的大部分区域，是嵩山周围大型史前聚落之一。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新砦期文化，因为只发掘到新砦遗址一个遗存。直至东赵遗址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新砦期文化并非个体存在，更重要的一点是，东赵遗址充分证明了它在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承上启下关系。
[7]二里岗文化是以河南郑州二里岗遗址商代文化遗存而命名的文化类型，又称二里岗期商文化，是一种介于二里头夏文化、殷墟晚商文化之间的青铜时代早期的一种考古文化。二里岗文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般分为两期，即二里岗上层和二里岗下层。二里岗下层所细分出的两期分别称为二里岗下层早、晚段，二里岗上层所细分的两期称为二里岗上层的早段和晚段。二里岗遗址是指郑州商城遗址，最早发现于1951年，总共分四期。二里岗文化的绝对年代晚于偃师二里头遗址（夏中后时期文化）以及偃师商城遗址（先商或早商文化），而早于安阳殷墟遗址的晚商文化。
[8]大汶口文化延续时间约2000年，分布地区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这个区域，正好处于仰韶文化的横向轴线和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的纵向轴线的交汇处，时间在新石器时代稍偏后。
[9]田春芳：《从青铜爵的来源看商周青铜爵的功用》，《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1]吴山：《中国纹样全集：新石器时代和商·西周·春秋卷》，山东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8—60页。
[12]谢崇安：《商周艺术》，巴蜀书社，1997年，第191页。
[13]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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