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出现于新石器晚期铜石并用的时代，流行于夏、商、周。陶爵是我国古代造型别致、个性鲜明的一种陶制酒器。爵的一般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这是各时期爵的共同特点。许慎《说文·鬯部》定爵为饮酒器：“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爵大多发现于较高级别的墓葬中，而且数量稀少，常与属于礼器的鬶、盉或觚一并出现。爵的出现比较突然，陶爵和青铜爵的出现也基本同步，所以，爵很可能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器物。爵一经产生，便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用器，而是一种礼器，成为区别社会等级的一个物化表现形式。爵后来被引申为爵位，从我国古代的官职以“爵”为标准便可看出这种作用的体现，更证明其在礼器中的重要地位。崔宗亮的《试论陶爵的起源与演变》认为陶爵作为酒器中的一种，在夏商时期陶制礼器中具有重要地位，其起源与演变过程与当时社会礼制的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研究陶爵的起源与演变过程对于探讨夏商时代礼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启示。[4]
图14 夏代乳钉纹铜爵
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爵产生的时间至迟不晚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距今3800—3500年）。二里头遗址既出土有陶爵（图13），也出土了铜爵（图14）。杜金鹏的《陶爵——中国古代酒器研究之一》通过对陶爵发展的种类与形式进行考古分析，认为：“二里头文化陶爵极有可能是从豫西的王湾、三里桥类型和豫北的后岗类型龙山文化晚期的一种原始陶爵发展来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原始陶爵与二里头文化陶爵之间似仍有缺环，有待新的考古资料去填补。”[5]现有的考古资料能够充分反映陶爵的衰退过程，而二里头之前的线索，则比较模糊。殷墟文化第四期是陶爵的消亡阶段。迄今为止，还没有在先周文化中发现陶爵，但是周人的中上层已在使用铜爵。此外，在安阳殷墟第二期墓葬中出土的几件陶爵，其腹部则向外隆鼓，造型显然受到了铜爵的影响，是介于普通陶爵和仿铜陶爵之间的一种特殊陶爵。
崔宗亮也认为：陶爵起源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原始陶爵。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砦期[6]是陶爵发展过程中的探索期，真正意义上的陶爵并没有产生，与陶觚或陶盉或陶鬶进行组合，充当礼器角色的那种似鬶非鬶的酒器只能算作原始陶器。陶爵发展的繁荣期大致是从二里头文化一期持续到三期，这种表现实质是这个时期社会礼制不断完善直至最终形成的反映。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陶爵大致处于停滞期，陶爵的性质一改前一时期精致、华丽之作风，显现出素雅、单调而质朴的新风格，较多地沿用了前一政治实体的礼制。进入二里岗[7]上层文化时期，新的政治实体完全建立起来以后，这一时期是陶爵的再发展期、变异期或创新期。殷墟文化一期到三期属于陶爵的衰落期，青铜冶炼技术的成熟，青铜礼器的发达造成陶爵在礼器系统中地位的下降，陶爵的制作已经比较粗糙，形体也变得简陋。进入殷墟文化四期，陶爵已经简化成一种带三足的小杯，可能已经不具备礼器的作用了。这一时期即是陶爵的消亡期。
关于爵的来源，也有学者认为与鬶有关，陶爵是由陶鬶演变而来。鬶最初出现在大汶口文化[8]（距今6500—4500年）。在大汶口文化中可以看到这三种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和交融，鬶正是一种代表性器物。大汶口文化三足器中，早期阶段有相当多的带仰角把的釜形鼎、罐型鼎和壶形鼎，即为晚些时候广为流行的陶鬶之祖型。山东莒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大汶口文化箅状封口白陶鬶是1977年莒县陵阳河大汶口遗址出土，为夹砂白陶。圆口，口上有盖封住，盖上有筛眼，口部向上斜伸出鸟喙形流，细颈，鼓腹，三袋足。颈腹间置宽鋬，腹部饰一周附加堆纹。封口上筛眼，煮水时可透气，又可防止灰尘杂物入内，还能起过滤作用。其设计科学，制作精致。在同时期文化中，流口封闭扎孔者仅此一例（图15）。
陶鬶是温酒器，原始陶爵是饮酒器。根据大量考古资料，与陶鬶相比，原始陶爵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器形较小。原始陶爵通高不超过14厘米，容量与杯相当。陶鬶的容量则可容数杯，因此可用以温酒。二是原始陶爵三实足短小，徒具形式，说明它没有温酒的功能。三是原始陶爵的鋬与流成90°角，位于相互垂直的两条轴线上，这种造型不利于将其中的酒注入其他器皿，而更利于饮酒。陶鬶的流与鋬成一直线，分置于前后两端。它的这种造型，有利于将其中量多而温热的酒分注于其他饮酒器皿。据考证，原始陶爵的鋬不固定于器物的某一侧面，这种鋬位自由的设计，也说明它是日常生活用器。[9]陶鬶后来也发展为青铜鬶。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鬶，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高15.6厘米。这件器物亦被称为青铜盉（图16）。鬶与盉器型相近，但盉是稍晚出现的酒器礼器，有自铭。考虑到与陶鬶的联系，这种早期青铜器称为青铜鬶较为合理。所以，爵的造型也可能受鬶的影响，但仍然是一种全新的设计。应该是出于一种特殊的需要。(www.xing528.com)
图15 大汶口文化箅状封口白陶鬶
莒县博物馆藏
图16 二里头遗址青铜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图17 铜柶类型与时代
（图表采自何毓灵、马春梅《〈试论妇好墓铜尺型器的功用〉——兼谈商周青铜爵、觚的使用》，《文物》2016年第12期）
香港学者张光裕研究一件西周铜爵，发现一种尺形器与爵的特殊组合，为了解尺形器的功能提供了有用的证据。这件西周铜爵，通高16.5厘米，器形简朴，器身仅饰弦纹三道，靠鎏部位斜插一扁长带柄条状物，亦为青铜铸制，长17厘米，上半为镂空凤鸟形，下半平素，末端与爵底原有残留物呈胶着状。组件铜爵为饮酒器，因疑所附条状物或当为“醴柶”所属。[10]这显然是一支搅棒，古称“柶”（图17）。由尺形器的功能，可以形成对爵与觚的酒器组合新的认识。
爵的复杂造型，一直引人怀疑。因为这个造型并不是适合作直接饮用的器物，那长长的流和双柱是干什么用的？有人认为是滤酒器，比较合理。加上这个搅棒的配套，更证明爵中盛放的是浊酒，含渣的酒。《说文解字》：“醪，汁渣酒也。”大概就是这种，类似现在的酒酿。甲骨文中有一部分“爵”字的写法，中间有表示固体物的符号，也能证明这一点。爵的主要功能是滤酒，而觚用来饮酒，之后成为一组固定的礼器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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