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至隋唐时期釉陶的演变情况：艺术考古论集

图3　西汉后期褐釉乐舞俑5件，河南济源泗涧沟8号墓出土

铅釉陶器在西汉武帝时期兴起于关中地区，其后，工艺向甘肃、河北甚至江西等地区传播，不同地域的汉代釉陶有一定地域特色。西汉釉陶多为以铁为呈色剂的黄褐色釉（图3），西汉末到王莽时期出现褐黄及绿色的复色釉陶，到了东汉，铅釉色调则以绿色为主流（图4）。

图4　东汉绿釉胡人烛台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两汉釉陶胎质为红陶胎，由于烧成温度低，铅釉陶器用于墓葬明器。除了生活用器造型的釉陶制品，还有大量的工具、建筑类模型和俑类。由于地下水和埋藏环境影响，出土后多有铅质析出的现象，在绿釉上比较明显，使得汉代绿釉陶器常表面有一种特殊的银色光泽，俗称“银釉”，是比较名贵的汉陶收藏品种。汉代釉陶中复色釉陶以河南济源、陕西宝鸡及富县等一带较为集中，装饰效果有模仿汉代漆器之处。另外，河南地区东汉出土的大型望楼等建筑模型、南阳地区出土的大型釉陶狗都堪称代表性产品，东汉釉陶中的各式望楼、陂塘、仓囷、厕圈塑造逼真，各式人物、动物俑都塑造得栩栩如生。

三国到两晋时期，曾一度兴盛的中原釉陶制作由于战争频仍、社会凋敝、统治者倡导薄葬而衰落。另外，南方地区随着青瓷制作兴盛也影响到釉陶的烧造，三国两晋时期南方地区很多明器都采用青瓷制作。

到南北朝时期，随着政权逐渐统一，釉陶烧造有所回升，在十六国晚期有极少量釉陶制品，北魏时期釉陶烧造数量较大，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的大量红陶瓷胎质釉陶动物和人物俑可为代表，并配合以釉上彩绘工艺（图5）。近年来，西安长安区韦曲和咸阳发掘有北魏时期纪年墓中也出土有黄褐色釉陶的俑类。北朝时期还将釉陶工艺引入建筑，开始烧造釉陶建筑饰件。另外，北朝时期，色泽褐黄、青绿的釉陶器皿和俑类，在河北与河南交界的安阳、磁县一带都有出土。

北齐时期，一种使用白色高岭土胎质（北方俗称为“坩子土”）的釉陶新品种出现，并在浅淡的铅釉上随意涂抹色釉条带装饰。

图5　北魏釉陶彩绘俑(www.xing528.com)

图6　黄釉绿彩四系罐　北齐武平七年（576）　濮阳李云墓出土

图7　北齐黄褐釉印花胡人乐舞扁壶　安阳范粹墓出土

北齐时期出土这种产品的墓葬有不少釉陶器具有代表性，如山西太原发掘的北齐武平元年（570）娄睿墓、武平二年（571）徐显秀墓出土的色泽浅淡的大量黄绿釉器皿模型都堪为代表作，其中的龙柄鸡头壶较为精美。河南发掘的北齐李云墓等出土的白胎涂绿条带四系罐是白胎铅釉带彩陶器的代表作（图6）。而单色的铅釉陶，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黄釉模印胡人舞乐扁壶是非常精美的釉陶器（图7），这类釉陶扁壶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等处都有收藏，河北民间收藏中也曾面世多种。

隋唐时期开始进入釉陶的巅峰期。隋代釉陶依然延续了白胎釉陶制作工艺，在此基础上终于发展为绚丽多彩的唐三彩艺术（图8）。如果把釉陶艺术比作一首乐曲，唐三彩无疑是釉陶历史上最绚丽的音符。

丰富多彩的唐三彩是在汉代以来传统釉陶的基础上，在大唐王朝空前强大、中外交流繁荣昌盛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而来，造型、釉彩吸取了大量域外元素，胡风胡韵浓郁，使这种斑驳陆离的多彩釉陶艺术发展到极致。唐三彩的产地目前已经考古发掘证实的有河南巩县窑、陕西的黄堡窑（耀州窑前身）、河北邢窑、山西浑源窑、四川邛窑，但是为唐代皇家烧造大型三彩明器的窑址尚未发现。鉴于篇幅，对涉及唐三彩的文献、造型、出土情况等暂不涉及。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唐三彩中的器皿类不应完全归类为随葬明器，应有少量的实用器。

图8　唐三彩载乐驼　高56.2厘米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三彩不仅影响到中国陶瓷的发展，也把多色釉陶的艺术之风吹向了海外。随着大唐文化的强劲辐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及东西洋航路所及之处，发现很多唐代陶瓷碎片。因此，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曾把中国外运瓷器的海上航路称为“陶瓷之路”。虽然文献记载缺失，但不朽的陶瓷碎片记录了古代人民友好往来的踪迹。这一时期，处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朝鲜半岛的新罗王朝、日本奈良、西亚的波斯和北非埃及等国家和地区甚至学习唐三彩工艺，生产的釉陶既模仿唐三彩的艺术效果，又糅合了本地文化与造型特征。除了学术界津津乐道的少量出土文物，我们其实更应该看到学习唐三彩工艺对这些海外国度陶业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甚至在大唐王朝结束后，不少海外陶业仍传承了唐三彩和其他中国陶瓷的一些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