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朋川（苏州大学）
古陶的实物资料有许多新的发现，在釉陶方面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实物资料，引起古陶爱好者的关注和研究兴趣，缘此，西安美术学院、西安市文物局、陶雅网举办“中华古代釉陶艺术展”，乃是首次举办的中国古代釉陶专题展览。这次展览集中选取汉代、北朝、唐代三个釉陶的重要发展时期，尤其是汉代、北朝的釉陶中有以前未有认知的新品种和新工艺，使我们对唐代彩釉陶的兴起可追寻其来龙去脉，这对中国釉陶艺术的研究会是有力的推动。
我看了“中华古代釉陶艺术展”的展品，觉得有一些新的看点，可以深入研究。我联系关于古陶的考古新发现，谈一点不成熟的认识。
一、单色陶衣是釉陶的前身
釉陶的陶胎与陶衣的关系，有如体质和皮肤的关系。陶胎主要与实用功能有关，而陶釉的施用却与审美观念、社会风尚、技术条件等因素有关。究其源头，可上溯自远古的施陶衣的陶器。
近年来，中国陶器起源问题的研究有重大的突破，2012年，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出土了两万年前的陶器。2004年，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一些陶片，据测定距今1.4万—2.1万年，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陶器最早出现的地区之一。这些原始陶片，烧成温度低，质地酥松，勉以为用。
目前在国内陶器上最早出现陶衣的是上山文化，位于浙江金华浦阳江上游的上山遗址，距今约1万年，出土的陶器以夹炭红衣陶为主，晚期陶器出现了在红色陶衣上的白彩装饰。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位于浦阳江下游，遗址的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8200—7000年。陶质以泥性夹炭陶为主，也有掺和蚌壳、砂粒。跨湖桥陶器上常施红色陶衣，还有灰白、灰黄和黑色陶衣。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的陶器以夹炭陶为主，陶色不纯净，表面上有许多黑色斑点，有碍观瞻，所以在陶器表面满施陶衣，用来掩盖陶胎呈现的杂色深斑。
距今约6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出现了在泥质红陶上施红色陶衣的做法。距今五六千年的大溪文化，普遍使用施红色陶衣的泥质红陶器。距今约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的陶器，除了在器表施红色陶衣外，还大量施用白色陶衣。除此之外，红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马厂文化、屈家岭文化都有施陶衣的陶器。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少地区在陶器上施陶衣的做法已较普遍，但陶胎和陶衣都是在低温中一次烧成的，陶衣用的是三氧化二铁、二氧化硅等矿物质颜料，烧成后遮盖力强，但不透明。施用陶衣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掩盖不纯净的陶器胎体；二是在陶衣上更容易添加彩绘的花纹。
距今约7000年的磁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了一件泥釉红陶罐，由于只是孤证，和以后出现的釉陶相隔数千年之久，因此仅能立此存照。
二、釉的产生和在商周陶瓷上的初步运用
陶瓷上的釉一般以石英、长石、滑石、黏土为原料，经研磨加水成釉浆，经烧制成为覆盖在陶瓷制品表面上的玻璃质薄层。釉的烧成温度较陶衣的烧成温度要高，并且具有玻璃质的透明感。最先是在商代原始瓷器上施用青釉，早先把商代原始瓷器视为釉陶，后来依据胎土的不同，是以瓷土作胎，烧成温度高达1100℃以上，以此区分出原始瓷器。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也可达1100℃以上，有的器表上似有薄釉。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瓷器与印纹陶出于同一龙窑的情况。在安阳殷墟一期遗址中，釉陶、硬陶与原始瓷共出，而且釉陶和原始瓷都有瓿的器形。
可见商代的釉陶、硬陶和原始瓷有密切难分的关系。
在春秋战国时期，在越国出现了成系列仿青铜器的原始青瓷，是以瓷土作胚，放在龙窑中经高温烧制而成，相对应的釉陶逐渐减少，因此我认为在商周时期釉陶与青瓷都未成熟，商周时期实际上是陶器向瓷器过渡的时期。
三、汉代釉陶与早期青瓷的分道扬镳
汉代是釉陶和青瓷走向成熟的时期。
汉代的釉陶中的一支，是以铁为呈色剂的黄褐色釉陶器，主要产于浙江上虞一带，并且与原始瓷不容易区分，釉陶品种有双系敞口壶、双耳罐、鼎等，其中的一些壶和罐是生活中使用的贮盛器。我们认为汉代的这一支釉陶，是原始青瓷的孪生兄弟，是向青瓷过渡的产物。
在西汉晚期，釉陶的釉彩工艺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褐彩为底、绿彩为纹的釉陶，被称为复彩釉陶。这次展出的汉代釉陶多数属于这一类型。这类复彩釉陶主要的器形有灶、仓、囷、高柄灯、博山炉、樽、奁、鼎、动物形壶等，部分的复彩釉陶是属于随葬墓中的明器。(www.xing528.com)
这类复彩釉陶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复彩釉陶的陶胚，以及两种以上的釉彩都是低温一次烧成的。复彩釉陶与青釉陶瓷，除去少数日用器的器形相同外，陶胎、釉彩色彩和施釉工艺上有明显的区别，两者之间没有传承关系，甚至也看不出相互影响。可以讲，复彩釉陶是在北方地区另起的，是脱离了青釉陶瓷而自立门户的。
东汉初期盛行低温铅釉陶，成为釉陶中的主要产品。这类低温铅釉陶多出产于我国北方，烧成温度800℃左右。主要釉彩为绿色，还有黄褐、赭褐等色釉。绿釉的色调较浓重，遮盖性较强，出土后在绿釉的表面有银白色的覆盖膜，被称为银釉陶器，以祭奠的明器为主，器形有熊形灯、羽觞、樽、魁等。
东汉中期出现了成熟的青色釉瓷器，逐渐代替了原始青瓷器，浙江上虞一带进入了青瓷时代。与此同时，釉陶也在北方地区发展成熟，由单色釉发展为复色釉，开启了彩釉时代。构成东汉青瓷和釉陶互补的格局。
四、北朝釉陶与早期白瓷的分道扬镳
两晋时期是青瓷的发展阶段，低温铅釉陶相反地逐渐衰退消亡。由于南方和北方的长期对峙，青瓷在北方发展较慢。但是，北方地区与日常生活有密切关系的陶瓷业，还是要得到发展。在北齐王朝短暂的时期内，邻近北齐首都的相州窑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陶瓷业有着开创性的迅猛发展。在古代釉陶艺术展中展出的北齐釉陶，反映出相州窑釉陶在艺术风貌、器物造型、胎质、釉料、装饰工艺等方面取得的新成就，而且能看出波斯艺术、佛教艺术的影响。
这次展出的北齐相州窑釉陶展品，釉彩很丰富，有绿、黄、褐红、褐黄、黑、白等。器形有塔式瓶、三系罐、四系盖罐、双耳瓶、深腹杯、盘口瓶、三角形纽盘口壶、罐等。其中，展出的一些器形是受到西方影响产生的新器形。如：米黄釉葡萄叶纹印花杯是仿萨珊金器的造型；白釉黄绿彩杯是仿西方玻璃器的造型。
相州窑有一类白釉加复彩的陶器，十分接近白瓷。安阳洪河屯北朝武平六年范粹墓，出土了一件白釉绿彩长颈瓶，在《中国陶瓷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中把这件长颈瓶列入瓷器，但这类白釉陶的烧成温度较低，尚达不到烧制瓷器所要达到的高温要求，但也表明相州窑白釉陶为白瓷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相州窑釉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保持陶胎，用二次烧的方法，施化妆土，加白釉，然后施加绿、黄或赭红色釉，做出二彩或三彩的陶器。由此进一步发展出隋唐三彩。二是以瓷土或高岭土作胎，加白色釉，高温烧成白釉瓷器。由此可见北朝釉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
五、唐代达到釉陶艺术的高峰
近年来，在河北内丘邢窑遗址出土了隋代和唐代的三彩陶器，并且同出了白瓷，表明三彩陶等釉陶在隋唐进一步发展为陶瓷艺术重要的门类。
西安和洛阳的唐三彩，凭借两京的政治和经济的地位，集天下良工，纳八方风采。造型夺造化，炫彩构灿烂，达到釉陶艺术的高峰。
展览中的唐代釉陶是以三彩器为代表，虽然在各大博物馆常有唐三彩精品的展出，但这次展览中的唐三彩展品，可谓精品荟萃，不乏夺目的亮点。这次展出的三彩凤首壶共有三把，三彩凤首壶的器形和装饰纹样受到波斯金银器的影响。展览上的三彩骑马狩猎纹凤首壶，有着鲜明的波斯风格。另一件三彩凤首壶上的仕女旋舞的图像已带有本土化的迹象，这本是胡女演出的以旋转为特色的舞蹈，因此有胡旋舞之称。但这件凤首壶上作旋舞的不是胡女，而是穿着唐人服装的舞女。在西安唐代韩休墓的墓室壁画中，画着基本相像的唐女旋舞图，表明胡旋舞的舞蹈样式已成为唐代各族共有的一种舞式，这件凤首壶及壶腹的唐女旋舞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印证。
唐三彩展览是无马不成展的，但这次展览仅选了一匹马，自有出众之处。唐三彩的马分为两大类：一是长期跋涉在丝绸之路上的走马；二是养在苑囿中供人观瞻的名贵马。这次展出的三彩马装饰华美，额饰铜当卢，身挂金杏叶，鞍披丝絮巾，是彰显乘坐者贵人身份的苑马。马身上鲜亮的蓝、赭、白、黑等釉彩错落有致地施用，使得骏马显得华丽高贵。
人们印象中的唐三彩俱是明器，在西安、洛阳出土的三彩器都是出土在等级很高的大墓中，作为墓的守护者，成对的天王、镇墓兽分列墓的四角。车马仪仗、侍从奴婢各置两侧耳室中，留存下唐代贵族生活的立体的彩色写照，也成为唐三彩器物的主体。近年在河北内丘邢窑和河南巩义黄冶窑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唐三彩不少是生活用器。在这次展览的唐三彩展品中，如意头花口盘、白底蓝点罐、鱼形壶、彩釉盘、烛台、花釉脉枕、龙柄凤首壶都是在生活中可以使用的器具。这些色调绚丽的三彩器具，不仅是实用品，也是华美的观赏品。
唐三彩岂止是三彩，“中华古代釉陶艺术展”上的唐三彩展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色彩釉，宝石蓝、金橘黄、象牙白、铁朱赭、黝漆黑、芳草绿等釉色在器物上交相辉映。唐三彩燃起了釉彩灿烂的不落的焰花，开启了彩釉陶瓷的新篇章。
“中华古代釉陶艺术展”向我们讲述了中华古陶艺术走向亮丽光彩的故事，让我们永久地仰望中华古代釉陶的艺术之光。
（本文为《中华古代釉陶艺术》图集序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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