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说或者折中说，更多学者倾向于界定为中介说[7]，因为这种观点不在于对主体说和客体说的调和，而是对于民事法律关系主客体的一种新的思考。这种观点认识到体外受精胚胎作为一种民事主体存在的不适当性，而且如果简单粗暴地视其为一般的物则有着极高的道德风险。所以中介说认为在原本的“人”与“物”的概念之外，应当存在第三种事物，以突破传统民法对于民事主体与民事客体的分类，从而为一些新兴事物的诞生奠定最基本的法律基调。对于人工生殖技术与人类胚胎的研究，让更多的国家与地区的法律和司法判例越来越倾向于这种“第三方”的观点。在上文提及的无锡胚胎案的一审、二审都着力强调体外受精胚胎具有发展为人的潜力，这是一般人和物的概念所无法比拟的。我国于2001年8月1日由卫生部颁布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在允许人们对受精胚胎进行生殖与科研利用的同时，在其第三条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其态度已然表明在受精胚胎的问题上，我国采取的是可利用但坚决禁止受精胚胎的商品化走向的中间道路。虽则中介说有利于解决体外受精胚胎的性质定性问题，给予最大尊重与可能，但是确有名存而实不至之嫌。如无锡胚胎二审终审判决，两位老人获得了体外受精胚胎的控制权和处置权，这是一种对于物的处理方式，在法律的判决中似乎倾向于以“遗产”继承下去。最为特别的是，体外受精胚胎不是一般个人就可以保存的，必须依赖专业的医疗机构。保存胚胎的费用甚巨，医院和国家都不可能一直承担管理的职责，无锡案中一旦老人离世，体外受精胚胎无法一直受到免费照料，最终也会被医院作为“医疗垃圾”处理。中间道路的分法可能在“人”和“物”的保护和实现上都有不力的窘地。笔者认为对体外受精的地位需要重新考量，不仅是理论因素，而且更有可能是出于对现实与未来的规划和妥协作出的一种选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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