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仲裁请求管辖权的确定中，时间在仲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对于东道国的行为是否可能一开始就出错也至关重要。在任何特定争端中，时机的不同作用可能错综复杂，难以区分。下文尝试强调时机的不同作用在投资法体系中的基本重要性。在单独阐述这些问题时，在属时管辖权问题上更多地反映学术研究方法。
投资仲裁专家Veijo Heiskanen就ISDS中的属时管辖权问题纂写了一篇出色的分析，其指出在仲裁中，时间问题在三方面具有决定性。[137]首先，时间问题可以是管辖权问题；第二，这可能成为一个实质问题；最后，这可能起到这些领域间的衔接作用。[138]
（一）管辖上的时间问题
作为请求基础，属时管辖权问题产生于所援引的特定文书：在大多数案件中是IIA 条款，但也可以是国家立法或合同。某些文书明确规定，只有在该文书生效后产生的争议才能被仲裁。美国—乌拉圭在ISDS领域的BIT 条款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有点复杂），其中规定：
只有请求标的和所称损失直接与已建立或收购/应建立或收购的涉案投资相关，申请方才可依据相关的投资协议，提交……对违反投资协议的请求。[139]
请求也可能有仲裁时效限制。再以美国—乌拉圭为例：
不得提交仲裁请求……如果超过自申请方首次知道或应当知道违规行为……以及所遭受损害之日起三年。[140]
当然，在没有该规定的情况下，将由仲裁庭来确定是否暗示了这种对同意的一般的限制。下文将回归此问题。
（二）实质性的时间问题(www.xing528.com)
如果所指称的东道国的错误行为发生在投资保护文书生效之前，就会产生实质性的时间问题。关于实质性时间问题看似简单，但往往可以参照条约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国际法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8条编纂了这项规则，并反映在《国家责任条款》第13条中，该规则防止一项行为被认为是“错误的”，如果该行为在执行时该国并无相应义务。因此，如果A 国和B国协商的包含禁止歧视性待遇条款的BIT 于2018年1月1日生效，A 国投资者不能就B 国发生在2017年12月31日的歧视性行为提起仲裁。
然而，条约溯及力的一般规则不一定是所有情况下的基本原则。一些国际投资协定可以通过谈判处理东道国过去的行动（回顾之前提到的投资者—国家仲裁的最早例子，如《杰伊条约》，该条约建立了仲裁庭以审查特定情况下的损害）。其他国际投资协定可具体涵盖任何针对投资的法律，只要投资在国际投资协定生效时存在，而不受条约生效时间的影响。最后，投资者可以将违反习惯法规则而不是违反条约义务的请求（如未补偿的征用）提交仲裁。这些规则在条约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如果对仲裁条款的使用没有限制，条约将没有追溯效力。
（三）混合的时间问题
不出所料，关于时间最难以把握是那些以各种方式融合管辖和实质要素的案例。在某些情况下，与投资者国籍、争端的产生和义务生效相关的时间都需要加以处理。
当涉案事实包括投资者国籍的改变和BIT 的生效，所有这些都是在与东道国关系逐渐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利益相关问题就会出现。“持续违约”或“持续情况”的概念特别值得注意。如果投诉的是东道国在一段时间内的不作为（而非作为），分析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下面这个例子说明了时间问题是如何运用到投资争端中的。
案例
Pac Rim Cayman LLC v.萨尔瓦多共和国[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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