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史（下）：第34章争夺联邦制议会

（1871年到1878年）

鉴于上一章中的所述情况，几乎不能指望1867年签订的《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能使除马扎尔人和德意志人之外的任何一个奥地利民族满意。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接受了该方案，但只是想竭尽全力将之服务于自己的未来规划而已，其他民族则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奥地利内阁处境非常艰难。很快，奥匈帝国各部门相继成立。帝国议会召开的会议上争执激烈，导致蒂罗尔、加利西亚和斯拉沃尼亚的代表相继退出议会。阿尔弗雷德·约瑟夫·波托茨基内阁试图制订一项计划，以保留1867年宪法，同时对联邦党人提出的要求做出一些让步。按照这个计划，上议院由各省议会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而帝国议会成员则由直接选举产生。然而，法德战争使局势变得复杂，阿尔弗雷德·约瑟夫·波托茨基内阁的良好计划并未得到实施。从军事角度看，奥地利帝国还不具备援助法兰西帝国或为了萨多瓦而报复普鲁士王国的条件。此外，奥地利政府由德意志人掌控。德意志人此时正为普鲁士王国取得的成功而欢呼，并在报纸上刊登来自柏林的相关消息，大肆颂扬新德意志帝国的荣耀。从很大程度上说，马扎尔人也在为普鲁士王国取得的胜利欢呼雀跃，因为他们相信，如果内莱塔尼亚一旦被德意志帝国吞并，他们就可以自由实现本国完全独立的梦想了。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1871年2月，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认为自己有义务任命一个内阁来执行联邦主义政策。奥地利首相，即上奥地利州长查尔斯·霍恩瓦特向波希米亚人提供了两个内阁职位，这本身就表明了新内阁的态度。但新内阁的任务很艰巨，要取得对德意志人的成功，就必须剥夺德意志人享有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毕竟选举制度确实从法律上保障了德意志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因此，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压制国内外德意志人的反对。代表德意志人的一位议员在帝国议会上称：“如果向波希米亚妥协，那就像在加利西亚一样，会把两百万德意志人的地位降低到与罗塞尼亚人的地位一样。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德意志人与我们的近邻普鲁士人有血缘关系。”另一位议员说：“我们征服色当[1]，不是为了成为波希米亚的农奴。”有些报纸则把波希米亚的情况与石勒苏益格的情况做比较，这显然是在暗示普鲁士王国作为解放者发挥的作用。

尽管如此，查尔斯·霍恩瓦特还是无所畏惧地展开了工作。查尔斯·霍恩瓦特与波希米亚领导人弗朗齐歇克·拉吉斯拉夫·里格尔和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进行了谈判，并向帝国议会呈上了一项新法律。该法律增加了各省议会的职能，并赋予其立法权，但查尔斯·霍恩瓦特的提议遭到了拒绝。不久，查尔斯·霍恩瓦特为加利西亚制订了一项特别计划，明确了加利西亚的“决议”要点。关于是否采取类似措施管制其他省的权利，在一段补充文件中，查尔斯·霍恩瓦特坦率地公开了自己的方案。查尔斯·霍恩瓦特说，如果波希米亚满意他为加利西亚做出的让步，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执行此方案。这是方案得以全面实施的信号。帝国议会中的德意志人通过了一项动议，该动议表明德意志人对查尔斯·霍恩瓦特的不信任。帝国议会解散后，各省议会于1871年9月召开了会议。与此同时，维也纳和布拉格进行了谈判。弗朗齐歇克·拉吉斯拉夫·里格尔在波希米亚王国的地位与戴阿克·费伦茨在匈牙利王国的地位大致相同。弗朗齐歇克·拉吉斯拉夫·里格尔与克拉姆·马丁尼茨合作制订了一份计划，波希米亚王国与中央政府的最终和解就基于这份计划。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和查尔斯·霍恩瓦特表示愿意做出重大让步。1871年9月12日，波希米亚召开议会。这次，缺席已久的波希米亚各代表再次出现。多亏了新选举制度，波希米亚政府第一次没有篡改选举结果。尽管有安东·冯·施梅林的选举法，波希米亚人还是赢得了多数席位。波希米亚人要求议会向公众公开如何在王国和其他王朝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演讲中承诺承认波希米亚王国的权利。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说：“要认识到波希米亚王冠的重要性，并回想王冠授予前任君主的荣耀，我们要感谢波希米亚民族对王位的忠诚，我们愿意承认波希米亚王国的权利，并通过加冕仪式来重申这种认可。”虽然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演讲赢得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卡尼奥拉人的一片欢呼，却激起德意志人的愤怒。一项新选举法方案和另一项关于各民族的选举法方案已提交布拉格议会审议。德意志代表立即反对并要求布拉格议会撤回方案。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演讲中呼吁任命一个委员会以制订一个明确的选举方案，而波希米亚王国与奥匈帝国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应建立在该方案基础之上。该计划由议会中的斯拉夫代表起草并投票通过，被称为《基本条款》。《基本条款》被送到维也纳，议会休会，以待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答复。

按照《基本条款》，波希米亚与匈牙利的情况一样，波希米亚代表团由布拉格议会而非帝国议会任命，可以参与奥匈帝国的所有共同事务的处理。波希米亚可以通过这些代表同内莱塔尼亚的其他王国或领地谈判。波希米亚的自治必须得到保证，只有涉及战争、外交和商业才能被视为奥匈帝国的共同事务。参议院由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任命的议员组成，负责处理不同王国或省之间可能出现的分歧。最后，议会中城镇和农村的代表人数将大幅增加，此举将确保波希米亚民族获得优势地位。对此，波希米亚王国称，不管从人口还是从历史权利来说，这种优势地位属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议会接受了《基本条款》，同时要求为圣瓦茨拉夫王冠各领地重建一个特别法院。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热切期盼能制定一项成功的政策，并希望该政策在引领奥地利帝国走向联邦制的过程中，能终结德意志帝国和匈牙利王国的霸权。

因此，由弗朗齐歇克·拉吉斯拉夫·里格尔和克拉姆·马丁尼茨精心策划的关于斯拉夫人的计划让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充满敌意，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为什么马扎尔人惧怕斯拉夫主义，我们早已说明。对奥地利德意志人来说，很少有人能将弗朗茨二世那句名言“公正是奥地利奉行的根本原则”付诸实践。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渴望建立一个更大的德意志帝国，并急于摧毁波希米亚，因为它非常顽固地夹在维也纳和柏林之间，就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波希米亚是德意志帝国的眼中钉。

然而，对波希米亚人的梦想来说，联邦主义的这些敌人（德意志人）太过强大，导致波希米亚人的计划再次失败。根据《布拉格条约》，如果奥地利帝国不放弃干涉德意志帝国内政，那么德意志帝国在奥地利问题上也绝不会遵守同样的规则。柏林的政治家忌妒地继续关注易北河上游和多瑙河的同胞，就像他们从前关注石勒苏益格和阿尔萨斯的同胞一样。这些政治家不断影响维也纳舆论。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和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进行了多次会谈。他们借加施泰因河谷沐浴洗礼之机进行了交流，二人皆认为德意志帝国不像奥地利帝国那样会经常牺牲自己的利益。1871年夏，这种会谈特别频繁，两位皇帝有时还会会见奥托·冯·俾斯麦、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波伊斯特和尤利乌斯·格拉夫·冯·安德拉西。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所有势力联合起来想要消灭波希米亚人。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认为自己不得不向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这股联合势力屈服。当内阁宣布《基本条款》会提交给即将召开的帝国议会时，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开始妥协。对所有了解此次会议性质的人来说，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妥协毋庸置疑。弗朗齐歇克·拉吉斯拉夫·里格尔访问维也纳期间，做了最后的努力，劝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履行诺言。但弗朗齐歇克·拉吉斯拉夫·里格尔没有戴阿克·费伦茨幸运，他的劝说失败了。当弗朗齐歇克·拉吉斯拉夫·里格尔回到布拉格时，却意外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接下来事态的发展非常令人好奇。1871年10月30日，查尔斯·霍恩瓦特辞职；不久，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波伊斯特也被解除职务，并被调到伦敦的大使馆，而安德拉西·久洛被任命负责外交事务，这确保了马扎尔人的势力在奥匈帝国占主导地位。

新奥地利内阁完全由德意志人组成，由奥尔施佩格的阿道夫亲王主持。奥尔施佩格的阿道夫亲王温和地邀请布拉格议会派代表参加帝国议会。奥地利帝国对斯拉夫舆论的迫害再次开始了，警察公开销毁了波希米亚王国《宣言》的副本，这在其他国家从未发生。波希米亚议会拒绝与任何未得到法律承认的国王谈判。因此，如1871年11月其他省议会的解散一样，波希米亚议会也解散了。人们呼吁再次召开帝国议会，在联邦党人缺席的情况下，仍有很多支持宪法的人响应这一呼吁，从而确保了一场合法会议的召开。二元制再次得到充分肯定，波希米亚王国对自己在帝国议会中的地位问题已经不抱希望了。

1872年到1878年，奥匈帝国各部门首脑都大力支持宪法改革。1873年，一项重要的选举法被提出并最终通过。该选举法增加了帝国议会的代表人数，确立了直接选举而不是议会选举的原则。帝国议会代表人数被确立为三百五十三人，其中土地所有者代表八十五人，城市和商会代表一百三十九人，农村代表一百二十九人。代表权的不平等在新的选举法中依然存在，并仍使德意志人在议院中占多数。1878年，奥匈帝国的德意志人有二百二十名议员，波希米亚有一百一十五名议员，意大利有十五名议员。反教权政策继续推行。1874年，《五月法》[2]废除了《1855年协约》。非天主教团体被授权可成立宗教社团，主教要向民事当局报告教会的所有空缺职位和提名。

在匈牙利实施《奥地利-匈牙利折中方案》和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那几年，奥匈帝国在政治上风平浪静。马扎尔人没有受任何质疑就掌握了控制权，其他二等民族在佩斯议会拥有的代表人数少得可怜。非马扎尔民族在奥匈帝国的地位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是选举政策问题而非民族和国家争端问题导致了派别分裂。戴阿克·费伦茨政党成了内阁自由党，并遭到左翼政党、民主党和与奥地利帝国不共戴天的对手拉约什·科苏特信徒的反对。匈牙利政府则忙着改革军队、行政体制和金融体系。国民军或者说民兵被重组成一支纯粹的匈牙利军队，而现役军队仍然归整个奥匈帝国所有，并仍用德语作为指挥语言。在行政体制改革中，那些古老的郡议会在代表的指挥下依然实行自治。这些代表中，有一半由选举产生，另一半则由纳税最多的人任命。在国家与教会的关系问题上，由于担心失去天主教教徒的支持，匈牙利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激进措施。这种对失去天主教支持的恐惧并非没有道理，因为1875年，大部分左翼人士在蒂萨·卡尔曼[3]的领导下发起的全面变革才使匈牙利政府免于惨败。蒂萨·卡尔曼宣布放弃共主联邦政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支持戴阿克·费伦茨。1875年8月，蒂萨·卡尔曼成为内阁自由党领袖，并一直担任此职十五年。

蒂萨·卡尔曼

然而，这段时期并未能确保斯拉夫人一向坚持的权利得到认可，并且由于奥匈帝国的大部分民族未能成功实现他们追求的政治理想，依然存在着引起争端和冲突的痛苦而令人恼火的原因。除了建立二元制和选举改革，这段时期还见证了社会经济的改革与进步。许多铁路线路得以建立；维也纳、佩斯和布拉格与奥匈帝国最遥远的地方及包括君士坦丁堡在内的外国首都都建立了联系。奥匈帝国与法兰西共和国、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均签订了贸易条约。各省的工业也迅速发展，1873年在维也纳举行的国际博览会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此次国际博览会是当时最有趣的国际博览会之一。然而，此次博览会与奥匈帝国金融灾难同时发生，因此，它所能产生的良好效应也就大打折扣。这场给公共信贷造成破坏的金融灾难，从很大程度上说，是由于财政部的失误政策和过度投机所致。1815年以后，维也纳成了银行投资和投机活动的中心。彩票业迅速发展，民间兴起了一股投机和炒股风气。毫无节制的投机活动在1873年著名的克拉克[4]金融灾难中才终止。在一百四十七家股份制银行中，有九十六家在三年内倒闭，数百个家庭遭遇破产。

然而，尽管克拉克金融灾难带来的结果很不幸，但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统治的这段时期是大城市恢复、重建、扩张和美化点缀的时期。维也纳在城市重建和美化方面树立了榜样，并通过必要、彻底又明智的改革，激励其他城市不断改进，使佩斯、布拉格和其他首府城市改造为现代化城市。对每个城市来说，城市的重建和美化都成了实现该城市代表的特定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方式。德意志奥地利人缔造了一个新的维也纳。在精致的街道、宏伟的建筑和卓越的市政规划方面，维也纳甚至可以媲美巴黎。

19世纪70年代的维也纳

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维也纳很多方面看起来都还是欧洲最糟糕的城市之一。维也纳带着它那纯朴的中世纪风格，被封闭在用来抵御土耳其人的厚厚的城墙后，人们拥挤在狭窄、弯曲又肮脏的街道，简直惨不忍睹。在环绕城市的防御工事周围，聚集了一座座破败的村庄。由于道路状况恶劣和路障处的交通堵塞，来往城镇非常困难。1857年，经过慎重考虑，中央政府下令拆毁这些防御工事。防御工事周围的这片土地极其广阔，除了固有的城墙和护城河，还有一大片开阔的空地，被称为“缓冲地区”。这样一来，收回的空地加起来比市内面积还要大。防御工事的拆除按照一项系统计划进行。在执行该计划时，维也纳、下奥地利议会，尤其是中央政府进行了积极配合。计划的主要亮点在于沿防御工事的路线修筑一条大约六十码宽的环城大道。在这条宽阔而修筑良好的大道两侧有许多公园、花园、空地和大型公共建筑。整个地区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被出售给私人买主，而私人买主在使用土地、建造建筑物的方式和风格方面自然会受到限制。继环城大道改造后，紧接着就是内城的改造。城市通过法律法规来鼓励私营企业，免除新建和改造建筑物的税。这种豁免权通常长达十二年到三十年，这对维也纳这样的城市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因为维也纳的税非常高。关于其他城市的发展，我们就不在这里详细介绍了。在匈牙利民族复兴过程中，佩斯的转变意义不言而喻。多瑙河和蒂萨河的航线已受到更严格的管制，从而为人们进行贸易提供了更快的航速和更好的设施。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建筑和绘画自然蓬勃发展。维也纳、佩斯、布拉格和克拉科夫都出现了大师，其中不少人值得后人铭记。维也纳画派领袖汉斯·马卡特擅长建筑的内部装潢。在加利西亚，扬·马特伊科的宏伟作品创造了波兰历史上更辉煌的篇章。波希米亚出现了专门描绘南方斯拉夫人的画家采尔马克和致力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主题的瓦茨拉夫·布罗齐克；匈牙利有米哈伊·穆卡切沃、久洛·本楚尔和米哈利·齐希[5]。在雕塑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复兴，许多社团组织起来鼓励人文艺术的发展，并每年举办展览。

各首都进行的大量公共工程建设使建筑艺术迅速发展。正如我们看到的，维也纳已经焕然一新，在那破旧不堪的旧址上已经立起了一座新城市，这个城市有宽阔的街道、广场和宏伟的建筑物，并用纪念碑和艺术品加以装饰。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杰出建筑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爱德华·范德尔·努勒和奥古斯特·锡卡尔·冯·里卡斯堡设计的新歌剧院、美术学院、帝国议会大楼、交易所、施密特的音乐学院；海因里希·冯·费斯特尔设计的带有优雅哥特式塔楼的教堂、改编为世俗用途的最佳哥特式建筑之一的市政厅建筑，以及德意志文艺复兴时期创建的维也纳司法宫。由于政府与这些艺术家的合作，环城大道变成了一条世上少有的富丽堂皇的大街，这种将品味和技艺融为一体的政府杰作值得称道，维也纳处处都可见到这种高雅之作。

在音乐方面，奥地利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产生像弗朗茨·约瑟夫·海顿、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或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这样的罕见天才。但在维也纳、布拉格、佩斯和佛罗伦萨等地许多有趣的音乐流派繁盛起来，作品百花齐放。全世界都知道弗朗茨·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和施特劳斯[6]那令人振奋的华尔兹音乐。尽管安东宁·德沃夏克和贝德里赫·斯美塔那有一定的知名度，波希米亚学派也拥有优秀的作品，但这些作品鲜为人知。

汉斯·马卡特

扬·马特伊科

瓦茨拉夫·布罗齐克

久洛·本楚尔

米哈利·齐希

爱德华·范德尔·努勒(www.xing528.com)

奥古斯特·锡卡尔·冯·里卡斯堡

海因里希·冯·费斯特尔

弗朗茨·李斯特

智力的发展，特别是公共教育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繁荣进步是分不开的。学校不再受控于神职人员，教育更加自由。1874年，阿格拉姆建立了两所新的大学，一所注定会成为北方斯拉夫人的学术中心，另一所则是在1876年布科维纳被吞并六十周年之际成立的切尔诺维茨大学。克罗地亚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进行高等自然学科教学，但布科维纳就没那么幸运；布科维纳的大学属于德意志帝国，是最后一个位于俄罗斯帝国边境的德意志文明。当时，同时成立了两所学院，一所成立于阿格拉姆，迅速成为南斯拉夫人的“雅典”，另一所则于1871年成立于克拉科夫。克拉科夫学院的存在要归功于教育部部长康斯坦丁·伊雷切克付出的大量心血，该学院已经成为波兰人伟大的文学和科学中心。在维也纳，新教神学学院、美术学院和理工学院都进行了改革；在佩斯，马扎尔人的国立大学也进行改造和提升，并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保护作者及出版商的版权协议。

如果奥地利由讲同种语言的民族组成，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谈论奥地利的文学。然而，正如奥地利的历史所呈现的那样，奥地利根本没有所谓的统一，因此，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奥地利文学。各种语言都取得了程度不等的进步，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展现着自己具有的天赋。德意志帝国文学在维也纳、布拉格，甚至佩斯等地蓬勃发展，但不过是德意志帝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此外，匈牙利文学植根于佩斯，就如著名小说家约考伊·莫尔的作品充分阐述的那样，匈牙利文学是马扎尔土壤和马扎尔思想的本土产物。然而，斯拉夫文学诸流派间尽管有着共同的起源，却远没有遵循同样的文学发展趋势；斯拉夫文学诸流派之间只有很少的交叉，并且通常会遵循不同的文学发展路径。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的灵感来自不同甚至相反的传统。在斯拉夫人中，捷克人具有无可争辩的智力优势，但无法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斯洛伐克人，而斯洛伐克人没有能力对抗马扎尔人；克罗地亚人发现自己因宗教差异而与天主教斯洛文尼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有隔阂。在奥匈帝国的所有省级中心，人们仍进行着最积极的文学创作活动，民族文学的发展为保持地方独立精神做出很大贡献。

在外交事务方面，1866年以后，奥地利帝国在军事和财政上的劣势使自己完全失去了先前的优势地位。1870年，普鲁士人出其不意地成功阻止了奥地利帝国向自己复仇（即便奥地利帝国曾有复仇想法），并通过促使奥地利帝国与法兰西共和国结盟而确立了自己在德意志帝国的领导地位。认识到普鲁士王国在莱茵河具有的优势，奥地利帝国就将目光转向多瑙河和东方。导致奥地利帝国与普鲁士王国之间产生争端的一些原有因素被消除。1871年，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两国皇帝和外交官频繁会晤。1872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与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联合建立了所谓的“三帝同盟”。意大利王国对天主教教会的活动和法兰西共和国在突尼斯的侵略政策感到震惊，便逐渐依附于“三帝联盟”。因此，中欧和东欧似乎是为了奉行和平政策而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各民族之间的麻烦很快就表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1875年，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残暴统治和滥用职权，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爆发叛乱。此时的奥地利帝国并没有勇敢地站在基督教教徒一边充当被压迫人民的捍卫者和救助者，而是由于国内动乱和俄罗斯帝国反对其在多瑙河下游实行的强硬政策而变得束手无策。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叛乱从一开始就给奥地利帝国带来了大麻烦。奥地利帝国不仅要与不怀好意的马扎尔人斗争，还要与无休止的忌妒它的盟友斗争。匈牙利人不希望看到已经过于庞大的二元君主政体中的斯拉夫民族因新领土的增加而人数大增，因为有朝一日，这些新增加的领土可能会使匈牙利人处于人口占多数的斯拉夫人的统治之下。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不允许盟友扩大边疆并利用两省的好战民族来扩充军队，这也符合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利益。结果，1875年以后，奥地利帝国采取了一项自相矛盾的政策。有那么一段时间，奥地利帝国允许土耳其人肆无忌惮地糟蹋自己的领地，甚至随意调整克罗地亚的边界；而另一段时间，即便土耳其人在自己的领地克莱克放下武器，奥地利帝国也不允许。在君士坦丁堡，奥地利帝国大使和俄罗斯帝国将军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7]共同获得土耳其宫廷的允许，可以进行一些著名改革，但这些总是让人充满希望的改革从未有任何进展，而提出这些改革的外交家都十分清楚，这些改革不可能完成。1875年12月，安德拉西·久洛在照会上就改革表达了文明欧洲的愿望：“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说，基督教应该和伊斯兰教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农业税收应该被永久废除……改革的实施应留给基督教教徒和穆斯林的共同委员会。”但1876年12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会议再次暴露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外交的无能为力及土耳其宫廷不可救药的固执。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和黑山支持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受压迫的本民族的事业，并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宣战。这使奥地利帝国的情况更加雪上加霜。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呼吁政府参与这场冲突，并在这场英勇但完全不平等的斗争的每个阶段表现极度狂热。匈牙利人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达他们对塞尔维亚人的仇恨和对土耳其人的同情。阿卜杜勒·克里姆帕夏赢得了对塞尔维亚人的久尼西斯之战后，有人向他献上一把剑来庆祝他获得的胜利。匈牙利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向宗教活动者或穆斯林学生表达匈牙利王国的友好之情。匈牙利将军克洛普卡，即“科莫恩的老保卫者”曾帮助普鲁士王国对抗奥地利帝国，现在又向土耳其宫廷提供自己的军事作战经验。一段时间后，穆斯林学生去佩斯慰问了他们的马扎尔同胞。为了向匈牙利人表示感激，苏丹穆拉德五世把由马蒂亚斯·科菲努斯建立但遭土耳其人抢掠的图书馆的一些残余书籍送给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这些行为本身就很幼稚，尤其是对俄罗斯帝国来说。对俄罗斯帝国在1849年推行的政策，匈牙利人从未原谅。但匈牙利人深深地冒犯了斯拉夫人，因为斯拉夫人认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事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为了纪念俄罗斯帝国上校米哈伊·切尔尼亚耶夫[8]，布拉格举行了反示威活动，但遭到奥地利警方的大力镇压。在佩斯，尤利乌斯·格拉夫·冯·安德拉西试图制止示威同胞，并使他们明白街头示威并不会影响政府政策的执行，但此举没有起任何作用。另外，尤利乌斯·格拉夫·冯·安德拉西逮捕了斯特拉提米洛维奇。斯特拉提米洛维奇是曾参与1848年革命的一位塞尔维亚英雄，后者曾把宝剑献给了米兰·奥布列诺维奇[9]。尤利乌斯·格拉夫·冯·安德拉西把记者代表斯韦托扎尔·米莱蒂奇关进监狱，指控他支持同胞并为同胞筹集资金。为了证明这些杰出举措具有的合法性，尤利乌斯·格拉夫·冯·安德拉西援引以前的法律，宣布所有向土耳其人或其他“异教徒”提供武器的人都犯有叛国罪。

阿卜杜勒·克里姆帕夏

米哈伊·切尔尼亚耶夫

因此，奥匈帝国内部四分五裂，只能痛苦地跟随着两个强大盟友的步伐。尽管斯拉夫人满腔热血，马扎尔人亦是义愤填膺，但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只能眼睁睁看着俄罗斯帝国取得胜利。在普列文沦陷后，俄罗斯帝国把胜利大军推向君士坦丁堡大门。奥地利帝国也不可能强迫俄罗斯帝国修改俄罗斯帝国于1878年强加给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圣斯特凡诺条约》[10]。对奥地利帝国来说，幸运的是，亚历山大二世提出的条件符合俄罗斯帝国的利益，并且几乎摧毁了土耳其的权力，从而能让欧洲列强联合起来要求俄罗斯帝国修改条约，并将近东问题提交给欧洲议会处理。在柏林会议上，罗马尼亚王国、塞尔维亚公国和黑山公国这三个基督教国家均得以扩大并宣布独立，而保加利亚被大大削弱。柏林会议允许奥匈帝国无限期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诸省。

[1]色当，位于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是阿登都会区的两个核心之一，因普法战争时期的色当战役而闻名。—译者注

[2]1873年，普鲁士文化大臣阿达尔贝特·法尔克颁布了《五月法》，对宗教培训、甚至教会内部的教会任命实行严格的国家控制。—译者注

[3]蒂萨·卡尔曼（1830—1902），匈牙利首相（1875—1890）。蒂萨·卡尔曼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马扎尔政府，奠定了新自由党的基础，并进行了重大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既能拯救国家，又能最终产生一个拥有民众支持的政府。他是匈牙利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政府首脑。—译者注

[4]此处指1873年维也纳股市大跌，当时在德语报纸上首次出现“borsenkrach（崩盘）”这个字眼，“krach”念做“喀来喀”，这是媒体创造的形音字，听起来仿佛有屋顶塌落碎成千片万片的声势。因此，投资股市的小股民一听“krach”就知道，裂了、崩了、完了。—译者注

[5]米哈利·齐希（1827—1906），匈牙利画家和平面艺术家。他被认为是匈牙利浪漫主义绘画的杰出代表，一生主要在圣彼得堡和巴黎生活和工作。—译者注

[6]被称为“圆舞曲王朝”的施特劳斯家族共包括老约翰·施特劳斯（1804—1849）和他的三个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约瑟夫·施特劳斯（1827—1870）及爱德华·施特劳斯（1835—1916）。—译者注

[7]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伊格纳季耶夫（1832—1908），俄罗斯政治家和外交家，以支持俄罗斯帝国主义侵略性扩张而闻名。—译者注

[8]米哈伊·切尔尼亚耶夫（1828—1898），俄罗斯帝国将军，他与康斯坦丁·考夫曼和米哈伊·斯科别列夫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指挥俄罗斯军队完成了对中亚的征服。—译者注

[9]米兰·奥布列诺维奇（1854—1901），塞尔维亚统治者（1868—1889）。—译者注

[10]《圣斯特凡诺条约》，1878年3月3日，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俄土战争结束后，在圣斯特凡诺（即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西部的耶西勒廓伊）签署的条约。—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