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到1867年)
绝对中央集权体制最终导致奥地利帝国解体。在帝国解体过程中,奥地利帝国甚至都指望不上人民的忠诚。有些人公开为奥地利帝国遭受的不幸而欢欣鼓舞。波希米亚的农民称:“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会获得一部宪法,如果胜利了,得到的就是审判。”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最终意识到自己推行的错误政策后,便解雇了保守派内政大臣亚历山大·冯·巴赫,并在一番犹豫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借此逐步建立一个宪政体制。1860年3月6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为扩大议会,增加了三十八名成员,随之也就成立了帝国议会。帝国议会的代表都是来自不同邦国的知名人士。然而,帝国议会毕竟只是一个没有任何主权的协商机构,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和要求。阿格诺尔·罗穆亚尔德·戈武霍夫斯基,一名并不与德意志人和匈牙利人同仇敌忾的加利西亚贵族,被任命为奥地利帝国内政大臣。1860年10月20日,在阿格诺尔·罗穆亚尔德·戈武霍夫斯基的协助下,内阁起草了一份公开文件。该公开文件提出以下改革措施:立法权掌握在皇帝和议会手中;帝国议会由来自议会的一百名代表组成,负责所有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如财政、贸易、通讯方式和战争;其他事项交由各代表所在议会裁定。在宗教、税收和服兵役方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内政部、司法部和公众礼拜部被废除。议会保留各阶层原有机构组织。
安东·冯·施梅林
后来,接任内政大臣的安东·冯·施梅林负责进一步完善和实施该公开文件的内容。1861年2月26日,安东·冯·施梅林颁布了《二月特许令》[1]。与亚历山大·冯·巴赫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一样,安东·冯·施梅林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德意志人的优势地位。此外,安东·冯·施梅林试图将仅适用于同一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机制应用于奥地利帝国,但最终失败了。安东·冯·施梅林设立了两个议院:上议院和下议院。上议院由诸侯、大地主、教士和一些由君主挑选的显要人物组成;下议院由省级议会选举产生,有三百四十三名议员。内政大臣、公众礼拜大臣和司法大臣的职位得以恢复,帝国议会的权力得到加强,但各省议会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二月特许令》的颁布使1860年的《十月许可状》给联邦党人带来的希望破灭了。然而,匈牙利人竟然会轻易同意放弃自治权,并愿意与波希米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波兰人一起参加帝国议会以共商匈牙利王国的利益。各位代表达成一项协议,即只有商讨奥地利帝国的共同利益时,他们才会出席帝国议会。所有代表的出席赋予帝国议会以权力,但代表的缺席会限制帝国议会的权力,因为其他代表都在忙于处理各独立议会处理不了的问题。这样,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内政大臣安东·冯·施梅林就避免了二元制。与此同时,安东·冯·施梅林将中央集权制模式应用于所有省级议会,但对选举程序的巧妙操纵,有效地压制了众多斯拉夫人。有三个阶层代表可以出席省级议会:大地主、城市中产阶层和农民。贵族大领主在帝国议会中享有特权。这些贵族都是君主的附庸;拥有大量德意志移民的城镇也享有特权。帝国议会对参加议会的代表人数的划分非常武断,比如,在波希米亚,斯拉夫城镇每一万二千零二十名选民中拥有一名代表,而德意志城镇每一万零三百一十五名选民中拥有一名代表;在农村,斯拉夫人每五万三千名居民中有一名代表,而德意志人每四万零八名居民中有一名代表。拥有一万九千名居民的德意志小镇赖兴贝格有三名代表,而拥有十五万三千名居民的斯拉夫城市布拉格只有十名代表。德意志的某些城镇变成了名不副实的选区。拥有五百名居民的德意志村庄帕尔钦有一名代表,而拥有八千名居民的斯拉夫城镇克拉德诺连一名代表都没有。简而言之,这种选举制度就是一种欺骗,自实施以来,非德意志人就从未停止要求将其废除,但几经修改,该制度至今依然没有被废除。只要这种制度依然存在,奥地利帝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政府。
1861年《二月特许令》颁布后,在是否接受宪法并向新帝国议会派出代表问题上,奥地利帝国的不同民族产生了分歧。威尼斯的意大利人、马扎尔人和克罗地亚人拒绝派代表出席帝国议会。未出席帝国议会的代表有一百四十名,比三百四十三名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我们可以等。”安东·冯·施梅林骄傲地说。但面对匈牙利人在维护本国宪法方面的坚决态度,安东·冯·施梅林所有的外交努力都毫无成效。“我只知道匈牙利宪法,我只能以此为基础来解决问题。”面对维也纳政治家的主张,戴阿克·费伦茨永远都这样回答。1861年4月,匈牙利议会在佩斯召开会议,拒绝一切妥协。苛刻严谨的立法团队甚至因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未加冕而拒绝承认他为匈牙利国王。他们说,在一个享有古老权利的国家,加冕仪式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还是一项双边契约。君主要通过加冕仪式,宣誓承认王国拥有的古老权利。立法团队只希望通过一份法案,但戴阿克·费伦茨说服他们以投票方式通过法案。在这份以清晰和逻辑著称的《四月法案》中,戴阿克·费伦茨回顾了匈牙利王国享有的历史权利。戴阿克·费伦茨说:“我们政治生活和民族独立的基本条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独立和自治。我们的首要职责是尽自己所能维持匈牙利王国的独立,并确保匈牙利王国的立宪权……我们郑重声明,不能为任何顾虑或任何利益而牺牲相关条约、法律、皇家文件或加冕誓言所赋予我们的权利。”1861年《四月法案》要求实施1848年《四月法案》和《国事诏书》。但维也纳政府认为自己实力强大,能用武力战胜匈牙利人,便解散了匈牙利议会。匈牙利各郡的议会也遭禁止,王室官员被顽固不化的行政长官代替。尽管如此,匈牙利人依然继续抵抗。
波希米亚王国不比匈牙利王国更乐意接受安东·冯·施梅林推行的选举制。波希米亚王国合理控诉安东·冯·施梅林推行的选举制,并确认王国所有权利得以保留后才派代表参加帝国议会。1863年后,波希米亚代表不再参加帝国议会的审议。安东·冯·施梅林赋予波希米亚人的唯一自由就是新闻自由,但斯拉夫人从中获益甚微。在三年时间里,十四家波希米亚报纸的老板和编辑被判监禁六十一个月,罚款总额达二万一千五百弗罗林—这多少有些严厉。
1863年的波兰起义在加利西亚引起了极大骚动,也使维也纳内阁陷入尴尬境地。维也纳内阁再次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政策。普鲁士王国与俄罗斯帝国达成了一项针对叛乱者的协议,从而巩固了两国的友谊。关于波兰起义问题,奥地利帝国听取了拿破仑三世的建议。拿破仑三世非常同情波兰人。拿破仑三世想帮维也纳内阁重新夺回西里西亚,并向其保证会以威尼斯换取多瑙河公国。这些计划并不受维也纳人的理解和欢迎。奥地利帝国非常高兴,向圣彼得堡发表外交照会,并宣布加利西亚进入戒严状态。奥地利帝国既同情波兰人又宣布加利西亚进入戒严状态的双重政策不仅激怒了波兰人,也激怒了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他们更同情波兰革命者,而不是莫斯科独裁者。
安东·冯·施梅林的工作越来越不切实际。1865年,为了与匈牙利人和解,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前往佩斯,为匈牙利人任命了一名新首相。安东·冯·施梅林就此辞职。此时,鼓吹德意志精神的教条主义者开始抱怨,但一些地方,如布拉格、佩斯和伦贝格等城市的人,为此欣喜若狂,欢呼雀跃。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宣布暂停1861年《二月特许令》的立宪工作,并宣布中止帝国议会议程,直到匈牙利议会和克罗地亚议会就他们与帝国之间的关系进行表态为止。摩拉维亚人理查德·贝尔克雷迪伯爵[2]接替了安东·冯·施梅林的职位。两个较大的斯拉夫民族省的议会,即波希米亚议会和加利西亚议会赞同维也纳内阁的变动,并立即取消前内阁实施的德意志化措施。在加利西亚,波兰语被引入所有学校。1865年9月14日召开的匈牙利议会上,匈牙利反对派要求匈牙利王国要坚决执行1848年《四月法案》。在戴阿克·费伦茨的带领下,自由党拟订了一份方案。该方案试图使匈牙利人的实际需要与匈牙利王国享有的历史权利相协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施1848年《四月法案》,并任命一个责任内阁,只有该内阁才有权对方案做必要修改。关于法案的制定和实施,各党派一直争论不休,最后因1866年奥地利帝国与普鲁士王国和意大利王国的战争而中断。
普鲁士王国没有忘记自己在奥洛穆茨遭受的耻辱。它不仅渴望复仇,并且准备在德意志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必须承认,普鲁士王国比它的对手奥地利帝国更适合担当领导的角色,因为除了波森和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普鲁士王国已完全德意志化。1861年加冕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认为其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推行的政策不仅使普鲁士王国击溃了奥地利,而且使普鲁士王国在德意志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渴望与日俱增,奥地利帝国对此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奥地利帝国反对诸邦国成为一个独立而强大的国家,反对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关税同盟[3]。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奥地利帝国在维也纳议会上推行的关于德意志的错误政策,以及此后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带领下推行的错误政策,再加上奥地利帝国在1848年革命后再次将无效的联邦制度强加给德意志诸邦国,都注定会让奥地利帝国统一大业走向失败。此外,在奥洛穆茨战役后的十年里,普鲁士王国的实力和威望迅速增加。普鲁士王国主导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为普鲁士王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德意志关税同盟取得的成功保障了普鲁士王国的领导地位。1860年,德意志关税同盟采取了非常低的关税,实际上就相当于将奥地利帝国排除在关税同盟之外。奥地利帝国坚守的旧保护制度无法使其成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员国。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加冕
然而,关于奥地利帝国在德意志地位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要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考虑。1848年到1849年这段麻烦岁月里,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4]的归属问题成了重要问题。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人口主要是德意志人;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这两个公爵领地是通过共主联邦统一到丹麦的。从地理位置上看,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与普鲁士王国联系密切。1848年,丹麦试图将两地兼并,这自然会遭到抗议甚至武装干涉。1852年,有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参加的伦敦会议确立了丹麦统治下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的半独立地位。1863年,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违反规定,试图兼并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随后的争端[5]使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在1864年1月共同干预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发生的事。丹麦人原本寄望于外国援助,却遭蒙骗,轻而易举地被打败了。根据1864年10月30日签订的《维也纳条约》,克里斯蒂安九世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交给胜利者。
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就这样获得了“战利品”,但不久,两国就如何处理“战利品”问题出现了分歧。奥地利自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它与被征服的领土在地理位置上是分隔的。最后,经过多次谈判,奥普双方于1865年8月14日签署了《加斯泰因条约》。根据该条约,奥地利帝国保留了荷尔斯泰因;普鲁士王国保留了石勒苏益格和劳恩堡,并保留在荷尔斯泰因的相关权力。
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在管理两个公爵领地的过程中,很快就出现了麻烦。普鲁士王国大力镇压一切自由主义和一切旨在把诸公国建立为德意志邦联独立国家的运动,而奥地利帝国在荷尔斯泰因鼓励这些运动。奥托·冯·俾斯麦对此提出抗议。因此,当奥地利帝国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讲述自己在管理荷尔斯泰因过程中碰到的麻烦时,奥托·冯·俾斯麦断然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做出的决定,并指责奥地利帝国违反《加斯泰因条约》。
奥托·冯·俾斯麦
两个大国都做好了战争准备。对普鲁士王国来说,这只是普鲁士王国进行战争的初步阶段。早在危机到来前,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王国的同盟就做好了准备。在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德·冯·毛奇[6]和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7]的带领下,普鲁士军队已成长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军事机器。普鲁士王国的同盟则很容易受奥托·冯·俾斯麦干练的外交手腕的影响。正如我们看到的,1863年,奥托·冯·俾斯麦对波兰起义采取的政策使普鲁士王国赢得了俄罗斯帝国的友谊,并顺利与意大利王国结盟。通过此次结盟,意大利王国获得了威尼斯。然而,从军事角度看,可怜并四分五裂的奥地利帝国还远未做好准备。直到最后一刻,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似乎还认为不可能与普鲁士王国开战。奥地利帝国显然也有重要的盟友。除少数几个诸侯之外,忌妒普鲁士王国的德意志诸侯都站在了奥地利帝国这边。拿破仑三世似乎对奥地利帝国有好感。
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德·冯·毛奇
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
库斯托扎战役(www.xing528.com)
19世纪60年代的弗朗茨·约瑟夫一世
威廉·冯·特格特雷夫
利萨岛战役
普奥战争一爆发,一些德意志小国家的独立部队便立即被普鲁士军队击败,它们的首都亦被占领。只有南部的三个德意志国家坚守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军事实力,而是因为他们还未与普鲁士军队作战。意大利王国把自己的舰队开进了亚得里亚海,率领军队守卫四角防线。虽然在陆地上被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在库斯托扎击败,在海上被海军少将威廉·冯·特格特雷夫在利萨岛[8]击败,但意大利军队依然帮一支强大的奥地利军队守卫了奥地利南部。此时,普鲁士军队正在奥地利北部发动闪电攻势。这是一场决定性战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决定性战役之一。普鲁士军队进入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和萨克森,并于1866年6月18日占领了德累斯顿。奥地利指挥官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援助萨克森人,而是在波希米亚等待普鲁士人。普鲁士军队兵分三路,一路向前,在波希米亚遇到了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在取得两次小的胜利后,普鲁士军队又把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赶到了克尼格雷茨和萨多瓦村庄。在这里,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制订了作战计划。显然,这场战役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威廉一世、赫尔穆特·约翰内斯·路德维希·冯·毛奇和奥托·冯·俾斯麦都加入了普鲁士军队。1866年7月3日,萨多瓦战役打响。奥地利军队被彻底击败,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向普鲁士军队敞开。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德·冯·毛奇立即利用这次机会,借道摩拉维亚向南推进。普军取得了胜利,并继续深入奥地利,对此,奥地利军队束手无策。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立即接受了奥托·冯·俾斯麦向他提出的和平建议,而奥托·冯·俾斯麦急于在拿破仑三世有机会干预前与奥地利帝国和解。1866年7月26日,预备条约在尼科尔斯堡签署。1866年8月23日,双方在布拉格签订了最终的《布拉格条约》。根据该条约,奥地利帝国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联,并不再干涉德意志事务;普鲁士王国通过在德意志北部的广泛兼并扩大和巩固了自身;在普鲁士王国的领导下成立一个北德意志邦联[9];奥地利帝国向普鲁士王国支付战争赔款;由拿破仑三世把威尼斯交给意大利王国;奥地利帝国与意大利王国之间的关系将在1866年10月3日签订的另一项条约中进行特别规定。
克尼格雷茨战役
普奥战争讽刺漫画:普鲁士君臣像一群瘦骨嶙峋的乞丐一样进入波
希米亚,出来时却个个肚大腰圆,还带着《布拉格条约》和赔款
在短短七周的战争中,骄傲的哈布斯堡家族再次遭到老对手的严重羞辱。普鲁士王国不仅在德意志,也在欧洲取代了奥地利帝国。在同时代的人看来,松散的奥地利帝国似乎很难在这场灾难中幸存。半个世纪以来,奥地利帝国一直努力维持自己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霸主地位,结果却发现自己一无所获。奥地利帝国的军队士气低落,财政状况一塌糊涂,还要面对对自己不满的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更不用说要遭受当时最受欢迎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西米连诺一世[10]的悲惨命运带来的悲伤和屈辱。马西米连诺一世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弟弟,却在墨西哥成了拿破仑三世野心和诡计的牺牲品。
[1]《二月特许令》,又称《奥地利1861年宪法》。这是奥地利实施中央集权制的宪法。1860年《十月许可状》公布后,遭到资产阶级的抵制,内政大臣安东·冯·施梅林受命起草新宪法,并于1861年2月26日颁布了《二月特许令》。—译者注
[2]理查德·贝尔克雷迪伯爵(1823—1902),奥地利帝国政治家。他以瑞士宪法为蓝本制定一部联邦宪法。他的“伯爵内阁”(1865—1867)是主张实行保守的联邦制的最后一届奥地利政府。—译者注
[3]德意志关税同盟,1834年由三十八个德意志邦联的邦国组成。在当时工业革命浪潮下,关税同盟的成立有助贸易往来、减少内部竞争。而关税同盟成立的主要倡导者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由于关税同盟充满贸易保护主义色彩,不容许奥地利帝国加入,这令奥地利帝国与普鲁士王国的竞争更加激烈。—译者注
[4]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是德国十六个州中最北面的一个州。这个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其州府为基尔。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北邻丹麦,南接德国的汉堡市、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和下萨克森三州。历史上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这个名字包括更大的区域,包括今天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的南部。—译者注
[5]1863年丹麦颁发了一部新宪法,这部宪法打算在石勒苏益格推行。这样一来,丹麦打破了1850年的和约。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乘机决定使用武力来解决石勒苏益格问题。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下达了最后通牒,由于丹麦未在通牒时限内回应,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宣战,普丹战争爆发。1864年4月普鲁士和奥地利获胜。—译者注
[6]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德·冯·毛奇(1800—1891),称“老毛奇”,普鲁士和德意志名将、军事家普鲁士和德意志总参谋长。—译者注
[7]阿尔布雷希特·冯·罗恩(1803—1879),普鲁士士兵和政治家,是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的重要政治人物。—译者注
[8]利萨岛,位于亚得里亚海(现南斯拉夫维斯岛)。—译者注
[9]北德意志邦联,名义虽称邦联,实际上是联邦制组织,是在普奥战争后,在1867年依据《八月条约》成立,由德意志北方二十二个邦国组成,以取代德意志邦联。它其实只是一个过渡组织,在1871年被德意志帝国取代。但它帮助普鲁士控制德意志北部,排除奥地利帝国与巴伐利亚王国的影响,并加强它对南德邦国的影响力,犹如关税同盟一样。—译者注
[10]马西米连诺一世(1832—1867),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成员,曾任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总督,1864年4月10日在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怂恿下,接受了墨西哥皇位,称墨西哥皇帝马西米连诺一世。马西米连诺一世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弟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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