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史（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统治初期及反动时期

（1848年到1860年）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以立宪君主的身份开始了统治。在第一份宣言中，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说：“我们要坚决维护王冠荣耀的完美无瑕，我们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及子民的合作下，随时与子民分享权力，把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所有邦国和所有民族团结起来，以使他们形成一个团结的国家。”这一宣言似乎表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要把奥地利-匈牙利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坚定决心。自从君主立宪制，或者更准确地说，自从这个讲多种语言的多元政府立宪以来，有三种体制引起了政治家的注意：第一，中央集权制，这种体制把维也纳的所有省、所有民族及所有说不同语言的人都置于一个政府管理之下，这个政府要么是议会制政府，要么是绝对主义政府；第二，二元制，二元制给匈牙利留下了历史悠久的宪法，并把其他邦国勉强统一起来；第三，联邦制，联邦制既满足了民族愿望，又保留了组成奥地利帝国不同群体的历史传统。当时，奥地利帝国还没有制定任何能解决既满足民族愿望又能保留各民族历史传统这一严重问题的原则。事实上，当时，二元制已经存在，只不过是匈牙利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在维也纳或克雷姆西尔召开的议会。斯拉夫人和一些德意志人要求采取联邦制，因为他们羡慕联邦制（如蒂罗尔）的传统和自治。波希米亚历史学家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为联邦主义者制订了一份计划，只为整个奥地利帝国设立了四个部门，即战争部、海军部、财政部和外交部；奥地利帝国各省享有完全的地方独立，地方议会将选举一定数量的代表组成中央议会。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的联邦计划包括七个民族—德意志人、波希米亚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瓦拉几亚人。每个民族在维也纳设有自己的大法官法庭。该计划自然遭到德意志中央集权拥护者的反对，因为他们希望把帝国德意志化。此外，很明显，执行计划时将面临许多实际困难。其中比较难解决的困难是，未经匈牙利代表同意，议会其他代表就不敢处理匈牙利问题。人们希望弗朗茨·约瑟夫一世能邀请匈牙利人参加议会，这样他们才可能参会。三个月后，议会关于立宪工作的讨论没有任何结果；政府既不介入议会，也不愿公开其真实意图。最后，1849年3月2日，立宪工作似乎已经完成。

人们希望，在获得政府同意后，宪法将最终顺利制定，并希望它在1848年维也纳革命周年纪念日，即1849年3月15日得以正式宣布。然而，克雷姆斯议会的代表忽略了德意志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政策给奥地利带来了沉重压力。奥地利大公约翰大公被选为德意志摄政王，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将奥地利帝国视作德意志的一个国家，其使命是将那些顽固不化的民族德意志化，并执行“东进”[1]。有关奥地利帝国方面，议会投票通过了以下条款：德意志邦联的任何一个邦国都不能同其他非德意志邦国统一为一个国家；如果一个德意志邦国与一个非德意志邦国由同一个君主统治，那么这两个邦国之间的关系只能由两邦国之间达成的约定进行协调。1849年11月27日发表的一份宣言宣布：“只有当奥地利帝国和德意志邦联各自都能积极决定一种新的、明确的形式时，它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性质才能确定。”

联邦党人尤其是斯拉夫人，已经接受这一宣言，并将该宣言视作从奥地利帝国枷锁中解放的承诺。1849年1月14日，德意志领导人做出回应，将奥地利帝国排除在新形成的德意志邦联外。对此，奥地利内阁并不担心，因为他们一直认为奥地利帝国是德意志邦联国家中的第一大国。奥地利内阁决定发动议会“政变”。1849年3月6日，弗朗茨·施塔迪翁召集了一些代表并通知他们说，如果匈牙利王国不参加议会，议会就不能合法地通过帝国宪法。因此，弗朗茨·施塔迪翁后来解散了议会，尽管有代表不同意解散议会。所谓的“3月4日宪法”是通过一项帝国法令制定的。这部宪法只不过是一份比利时和柏林宪法的副本及德意志邦联的基本权利宪章。该宪法宣布奥地利帝国是独立的、不可分割的，所有省均享有同等权利，这些省的议会完全变成省级议会；君主宣布将加冕为奥地利帝国皇帝，两个议院会协助君主；只要匈牙利宪法与帝国宪法不冲突，就应予以维持；一项特别法法规规定了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享有的地位；允许司法审查，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关于各省的历史权利和各民族的平等，宪法只字未提。

1851年，施瓦岑贝格亲王费利克斯在一份通告中称：“1849年3月4日通过的宪法只是为满足人们重新建立王室权威的愿望。当时，没有时间研究宪法的基本条款，这些条款都是从国外借鉴的。这样的宪法不会产生任何效力。”事实上，“3月4日宪法”[2]从未真正实施过。奥地利帝国尽管在治理国内事务方面一无成效，但在德意志邦联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把“德意志皇帝”头衔授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时，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决裂，并宣布自己才是德意志邦联的君主，绝不允许外国君主或议会插手德意志邦联事务。

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恢复了平静，但接下来的十年是一段极其残酷而没有人性的反动时期。1849年年底，世界各地重建了秩序。没有什么能妨碍宪法的实施。1851年8月4日的一项皇家法令宣布：“宪法将不再是一纸空文。它将成为自由的堡垒、权利的保障、王朝荣耀和团结的保证。”弗朗茨·施塔迪翁积极确保宪法的实施，并以看到宪法付诸实施为荣，但他失去了理智，被维也纳律师亚历山大·冯·巴赫男爵取代，而后者不久前还是一名狂热的激进分子。在获得权力后，亚历山大·冯·巴赫男爵就成了专制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倡导者。在所有匈牙利革命成果中，亚历山大·冯·巴赫只保留了关于农民状况的法律及宣布公民享有人身和财产平等的法律。1851年12月31日，帝国法令宣布“3月4日宪法”无效。奥地利帝国各省被分割，每个省的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议会的职能受到大大削弱。此外，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成了无情的德意志化政策的工具。德意志化政策对希望分裂奥地利帝国的匈牙利人和竭力维护奥地利帝国的斯拉夫人产生了同样沉重的影响。“一项临时计划”这个词是指一种实施了整整十年的制度。安东·海因里希·施普林格说：“如果可能，人们可以对临时计划做随机变动。”另一位政治家说：“没有人信任政府。”能够补救这种不信任的唯一方法就是物质力量。

亚历山大·冯·巴赫

安东·海因里希·施普林格

匈牙利王国是第一个遭受新专制主义之苦的国家。奥地利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剥夺匈牙利王国的独立。奥地利帝国派一名代理官员前往佩斯；匈牙利王国被分成了五部分。公职首先安排给德意志人，德语成了行政机关、法院和学校的通用语言。冷酷无情的警察监视着市民；1854年以前，佩斯一直处于戒严状态，直到1857年，才慢慢解除戒严。之前被吞并的一些王国—特兰西瓦尼亚王国、克罗地亚王国和塞尔维亚王国再次脱离奥地利帝国获得独立。然而，摆脱了匈牙利人枷锁的斯拉夫人又落入德意志人的统治之下。在波希米亚和加利西亚，奥地利帝国采取了与在匈牙利一样的政策，尤其是在1852年施瓦岑贝格亲王费利克斯死后，亚历山大·冯·巴赫获得更大权力的那段时期。托梅克说：“陪审团审判和公开审判的权力受到压制，市政机构的选举被暂停，波希米亚语和德语在学校中的平等问题被无视；警察专横跋扈，经常干涉普通法庭……一切与公共事务有关的新闻自由被完全扼杀，捷克语刊物甚至不允许出版。奥地利政府一心只想在德意志邦联扩大影响力，希望通过确保德意志人在帝国其他国家的统治地位来获得德意志人的同情。”

致力于专制主义的奥地利政府及时地看到，奥地利帝国可以通过与教会结盟提高自己的地位，而罗马教廷和主教都是其天然盟友。1849年，在一次维也纳举行的大会上，奥地利的高级教士强烈抗议民族运动。这些高级教士称“民族是异教和不同语言的遗物，是罪恶和人类堕落产生的结果”。大会决定根除规定国家凌驾于教会之上的约瑟夫主义，并在经过长时间谈判后与罗马教廷缔结了《1855年协约》。《1855年协约》宣布天主教为特权宗教，将私人和公共教育交给神职人员，并授权所有教皇文件的出版，只要不影响民事权利即可，同时禁止传播受神职人员谴责的书籍。主教被赋予实施体罚的权力，例如，监禁难以管教的神父；奥地利政府承诺帮主教执行判决。这些措施对1849年到1859年期间实施的中央集权专制产生了宗教偏见。所有的政治生活都停止了，知识文化发展缓慢是这段时期的标志，物质条件也每况愈下。1848年到184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耗尽了本已一贫如洗的奥地利国库，接下来的几年，国家也没有获得任何救济。因此，尽管税收不断增加，每年的赤字也不断增加。为了应对财政危机，奥地利政府被迫发行折价纸币，实际上连面值降至五分的纸币也进入流通。

奥托·特奥多尔·冯·曼陀菲尔

1848年到1860年这一时期初，奥地利帝国在国外的表现还过得去。在德意志邦联，人们认为施瓦岑贝格亲王费利克斯是一位出色的首相，因为他成功地维持了德意志邦联契约，使奥地利帝国在德意志邦联中占主导地位。一群机敏的德意志邦联诸侯聚集在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周围，组成了一个联盟，普鲁士王国则受这个联盟的制约。1850年11月，普鲁士王国不得不完全放弃自己的立场，不再支持黑森大公国的自由主义者反对他们愚蠢的大公路德维希三世。在奥洛穆茨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愚蠢的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特奥多尔·冯·曼陀菲尔[3]再次让自己的国家蒙受屈辱。施瓦岑贝格亲王费利克斯提出的大部分要求都获得认可，普鲁士王国表示同意合作，同意恢复黑森大公国选帝侯国的地位，同意只有在奥地利帝国的援助下才能在荷尔斯泰因采取行动，并同意参加在德累斯顿举行的会议，以讨论如何规划德意志的未来。正如奥地利帝国主张的那样，德累斯顿会议以在法兰克福重新建立旧联盟而告终。奥地利帝国唯一无法完成的计划就是确保所有意大利省和斯拉夫民族省属于奥地利帝国。1854年，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与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女公爵[4]联姻，进一步拉近了奥地利帝国与南部德意志诸侯的关系。

在近东问题上，奥地利帝国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很消极。奥地利帝国的所有力量似乎都指向德意志和意大利。在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的斯拉夫或罗马尼亚地区，奥地利帝国的干预有时可能会受欢迎，但当奥地利帝国努力粉碎自己国家的斯拉夫主义时，不可能支持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的事业。因此，奥地利帝国的对外政策飘忽不定。由于无法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施加控制性影响力，奥地利帝国只能通过对抗俄罗斯帝国产生影响力来满足自己。

对奥地利帝国来说，克里米亚战争[5]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尼古拉一世在匈牙利革命期间为奥地利帝国提供了帮助，毫无疑问，奥地利帝国欠俄罗斯帝国一份恩情。然而，施瓦岑贝格亲王费利克斯是对的。他说：“奥地利帝国会因它的忘恩负义而震惊全世界。”在欧洲东部，当尼古拉一世和土耳其宫廷之间首次出现冲突时，奥地利外交大臣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伯爵提议召开会议。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伯爵保证奥地利帝国会保持中立，但前提是俄罗斯帝国需承诺尊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完整性。1853年8月，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伯爵要求将多瑙河公国置于五大国保护之下，应开放多瑙河航线，1841年的条约应由各缔约国修订，并且俄罗斯帝国应放弃对受苏丹统治的希腊基督教教徒的保护权。

巴伐利亚的伊丽莎白女公爵

当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时，维也纳内阁与法兰西帝国和英国结盟，以保卫多瑙河公国并抵御俄罗斯帝国。但维也纳召开的会议对维持和平毫无用处。奥地利帝国并不因俄罗斯帝国被削弱而感到遗憾，因为俄罗斯帝国并没有进行武装干预，并对在土耳其宫廷的同意下占领多瑙河公国非常满意。然而，一件突发事件使奥地利政治家深感焦虑。众所周知，皮埃蒙特由野心勃勃、聪明睿智的维克托·埃马纽埃尔二世统治。皮埃蒙特也加入了奥地利帝国、法兰西帝国和英国联军，并向克里米亚派遣了一支军队。虽说恐怖统治击垮了意大利，但这难道不是意大利觉醒的征兆吗？无论如何，这一新的事态发展是奥地利采取有力措施结束战争的信号。奥地利重申1855年8月8日的提议，要求俄罗斯帝国从比萨拉比亚撤军，并使黑海处于中立。奥地利甚至从圣彼得堡召回了大使。这样一来，俄罗斯帝国就不得不求和。1856年3月30日，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最终在巴黎大会上起草并签署了《巴黎和约》。黑海获得中立，多瑙河上允许自由航行，俄罗斯帝国宣布放弃对土耳其东正教希腊教会教徒的保护权，与东方问题有关的其他难题也都提交给了各大国。

签署《巴黎和约》

巴黎大会上有一件事对奥地利帝国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加富尔伯爵卡米洛·本索[6]代表皮埃蒙特将意大利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卡米洛·本索和亚历山大·科隆纳-瓦莱夫斯基[7]都提醒大家注意巴尔干半岛的异常情况及奥地利帝国所处的危险境地。一直隐匿于东方问题背后的意大利问题现在摆到了桌面上，并且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久就会找到，这是必然的。(www.xing528.com)

从整体上看，对奥地利帝国来说，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并不像最初看起来那么有利。奥地利帝国获得了多瑙河的自由航行权，但瓦拉几亚公国和摩尔达维亚公国联合起来形成了罗马尼亚公国，在奥地利帝国创造了一个吸引罗马尼亚人的中心。俄罗斯帝国的友情已经冷却，圣彼得堡甚至指责维也纳不忠。但更重要的是，皮埃蒙特加入欧洲协调，确信赢得了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8]的支持，并做好了战争准备。1858年夏，卡米洛·本索与拿破仑三世结盟。拿破仑三世承诺交出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全境，包括亚得里亚海地区，以换取萨伏依和尼斯，并答应让维克托·埃马纽埃尔二世的女儿萨伏依的玛丽亚·克罗蒂尔德和拿破仑·杰罗姆·波拿巴联姻。

卡米洛·本索还得到了考利勋爵的帮助，并通过考利勋爵的巧妙斡旋，要求奥地利政府为伦巴第-威尼西亚王国设立国家政府，放弃罗马尼亚公国，并在帕尔马公国、摩德纳公国和托斯卡纳公国建立立宪体制。此时，英国和俄罗斯帝国提议召开议会。不过，对意大利来说，幸运的是，在维也纳主战派的支持下，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伯爵的姿态咄咄逼人。1859年4月，卡尔·斐迪南·冯·布奥尔伯爵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解除皮埃蒙特的武装，从而加快了战争步伐。1859年5月月初，法兰西帝国和撒丁王国向奥地利帝国正式宣战。奥地利帝国统辖下的臣民立刻逃离奥地利，而奥地利帝国新上任将军朱莱丝毫没有前任约瑟夫·拉德茨基·冯·拉德茨那种神勇之才。约瑟夫·拉德茨基·冯·拉德茨是位经验丰富的老将，于1858年战死沙场。朱莱既不知如何入侵皮埃蒙特，也不知如何切断都灵和热那亚之间的路线，因此，被赶回了伦巴第。在几次失败，尤其在马真塔战败后，奥地利人从整个伦巴第地区撤出，撤到了四角防线。1859年6月23日，奥地利军队在索尔费里诺再次被意大利人和法兰西人打败。然而，四角防线依然守护着威尼斯。拿破仑三世并不相信自己能完成解放意大利的计划。他曾称要解放意大利“从阿尔卑斯山至亚得里亚海”的地区，但现在放弃了这个计划。拿破仑三世害怕德意志邦联，不敢利用匈牙利王国的欲望再次崛起，因为这意味着要与匈牙利王国结盟以发动革命来巩固自己的大业。1859年7月11日，拿破仑三世在比亚弗兰卡与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会晤。未经意大利人的同意，法奥双方就达成了和约。1859年11月10日，维克托·埃马纽埃尔二世被迫同意了《苏黎世条约》。根据该条约，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向拿破仑三世投降，拿破仑三世则将除曼托瓦和佩斯基耶拉要塞以外的伦巴第全境割让给撒丁王国；托斯卡纳和摩德纳的大公须回到各自的领地；意大利将组成一个联盟，奥地利帝国将因拥有威尼西亚而成为其中一员。然而，卡米洛·本索的奸诈之策很快就摧毁了这些梦幻般的设想。

加富尔伯爵卡米洛·本索

亚历山大·科隆纳-瓦莱夫斯基

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

维克托·埃马纽埃尔二世

马真塔战役

索尔费里诺战役

[1]东进是19世纪大德意志主义创造的一个术语，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座右铭。他们以条顿骑士团向东扩张为例子，认为德意志应向东欧扩大生存空间。这个观念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外交政策，之后通过消除这些土地上的原生斯拉夫民族，并准备以德意志驻军作为农民，把这些地方德意志化。—译者注

[2]“3月4日宪法”，指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于1849年3月4日颁布的宪法，承诺组织一个保障帝国统一、民族平等及代议制的议会，亦废除封建制度、建立市政组织及改革司法制度。该宪法只适用于除匈牙利之外的奥地利各邦。1849年3月7日，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下令以武力解散国民议会，该宪法未得以实施。—译者注

[3]奥托·特奥多尔·冯·曼陀菲尔（1805—1882），普鲁士保守派政治家和首相。—译者注

[4]伊丽莎白女公爵（1837－1898），又称“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或“奥地利的伊丽莎白”，是弗朗茨·约瑟夫一世之妻。她因其美貌和魅力征服了整个欧洲而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皇后”。—译者注

[5]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到1856年，在欧洲爆发的一场战争。俄罗斯帝国与英、法为争夺小亚细亚地区权力而开战，战场在黑海沿岸的克里米亚半岛。一开始它被称为“第九次俄土战争”，但因其最长和最重要的战役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爆发，后来被称为“克里米亚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是俄罗斯人对抗欧洲的重要精神象征，最终以俄方求和及签订《巴黎和约》结束。—译者注

[6]卡米洛·本索（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领军人物。—译者注

[7]亚历山大·科隆纳-瓦莱夫斯基（1810—1868），波兰和法兰西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译者注

[8]拿破仑三世（1808—1873），即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或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出生时叫夏尔-路易·波拿巴，法兰西共和国唯一一位总统及法兰西帝国唯一一位皇帝，亦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和继承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