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革命前夕的奥地利与奥匈帝国史（下）

（1845年到1848年）

1835年3月2日，弗朗茨二世驾崩，维也纳人沉浸在悲痛中。弗朗茨二世性格温和，历经重重磨难，深受维也纳人的喜爱。在奥地利各省流传着这样一种流言—弗朗茨二世有一大笔财产，并把它留给了臣民。人们不耐烦地等待遗嘱公开。但结果令他们非常失望，因为遗嘱中有这样几行文字：“我宣誓，我爱我的子民。我希望我能为他们祈祷；我要求他们像效忠我一样效忠我的合法继承人；我向所有服侍我的官员表示感谢。”弗朗茨二世的继任者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体质纤弱，患有癫痫，不适合接管弗朗茨二世的巨额遗产。他即便身体好转时，头脑也未清醒过，意志也未坚定过，就算执笔签名这样简单的事对他来说都成了一项真正的负担。因此，弗朗茨二世为这个儿子推荐了最优秀的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替斐迪南一世经营着奥地利帝国的一切。“绝对不要动摇政治大厦的根基，不要做任何改变。要完全信任我最好的朋友、最忠实的仆人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没有他的协助，什么都别做。”然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并不能完全代替真正的君主进行统治，因此，一种摄政制就形成了。摄政机构由以下人员组成：斐迪南一世的副将兼国家军事大臣克拉姆·马丁尼茨、外交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弗朗茨·安东·冯·科洛弗拉特-利布斯泰斯基，还有奥地利的路易大公和奥地利的弗朗茨·卡尔大公[1]。由这些人组成的会议构成了“奥地利国家议会”。“奥地利国家议会”是真正的行政权力机关，但从未有明确的职能界定。在斐迪南一世康复前，“奥地利国家议会”的成立是为了管理奥地利。因此，“奥地利国家议会”算是一种临时性质的议会。奥地利政府不够团结，对奥地利人的真正需要漠不关心，因此备受指责。

奥地利的弗朗茨·卡尔大公

然而，一些开明措施的采取确实标志着斐迪南一世统治的开始。斐迪南一世一登基就大赦政治犯，并在塞尔维亚设立了领事一职。塞尔维亚这个年轻公国的建立应归功于一场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起的起义。塞尔维亚公国与处于相同处境的希腊王国缔结了一项航海条约，并同葡萄牙王国恢复外交关系。同时，维也纳内阁在道义上支持西班牙的卡洛斯派[2]，并送去一些吝啬的补贴。北部的三大国联盟[3]依然存在，奥地利帝国在波兰事务中的表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斐迪南一世

1815年，维也纳会议创设了克拉科夫自由市。现在，克拉科夫自由市已成为一个独立公国。克拉科夫曾是民族起事的中心，因此，受到所有参与掠夺波兰的国家的怀疑。1831年，俄罗斯人占领了克拉科夫，目的是夺取叛乱者的主要军事基地，并切断其物资来源。后来，由于奥地利帝国的反对，俄罗斯人不得不从克拉科夫撤出。于是，克拉科夫又成了波兰民族主义者发起波兰革命的温床。1836年，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占领克拉科夫，并将参加1830年波兰革命的人驱逐出去。这次，奥地利帝国不顾英国和法兰西王国的抗议，监管了克拉科夫。这是奥地利帝国迈向最终占领克拉科夫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波兰民族主义者在加利西亚人中广泛传播国家复兴和民族复仇思想，逐渐影响了加利西亚人。要想镇压波兰人民发起的这场大规模民族运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一事业得到了自由欧洲的同情，但奥地利帝国借鉴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方法，找到了镇压波兰民族主义者的方法。波兰的什拉赫塔[4]或者说波兰贵族甚至比匈牙利贵族还残酷，他们对待无知的农民的方式激起了农民的强烈仇恨。奥地利政府煞费苦心地煽动这种阶级仇恨。奥地利政府反对土地改革，强迫波兰贵族做征召代理人和征税者。奥地利帝国的官员监管这些贵族，以防他们滥用职权。不要忘记，加利西亚大部分地区的农民并不是波兰人。在加利西亚东部，罗塞尼亚人占大多数，甚至比波兰农民还要多。在加利西亚大地主手中，这些罗塞尼亚人受尽苦难。天主教教会信徒不止一次地受到加利西亚大地主的疯狂迫害。这些加利西亚大地主迫使天主教教会信徒为自己享有的宗教特权付出代价，否则就将他们交由犹太人处置。加利西亚总督奥地利-埃斯特的斐迪南·卡尔·约瑟夫大公详细记录了这些冤情。这些贵族不可能对针对他们的指控视而不见。伦贝格议会（根本算不上自由议会）上，民族革命者决定于1843年发动农民起义。但奥地利政府不怎么关心如何控制这些冲突，因为这些冲突会为它提供条件和机会，以使不同的民族保持分裂态势，从而利于统治。

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上校

尽管如此，在加利西亚和波森大公国，一场起义蓄势待发。1846年2月28日，克拉科夫自由市刚刚宣布起义[5]，奥地利将军科林就率领约一千人并带着三门大炮占领了这座城市。两天来，这座城市似乎很平静，但在各革命派的压力下，克拉科夫的议员和当局官员在第三天就辞职了。奥地利军队遭受波兰人的攻击，被迫撤退。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上校从伦贝格出发一路北上，在克拉科夫农民的帮助下，于1846年3月2日打败了克拉科夫议会并重新占领这座城市。之后，路德维希·冯·贝内德克，这位“维斯瓦河之鹰”却于萨多瓦战败。克拉科夫革命者的短暂胜利使维也纳陷入恐慌。在整个奥地利帝国，特别是在加利西亚，警察逮捕了更多人。奥地利帝国采取一些措施镇压了这场叛乱，如果不这样做，这场叛乱就会迅速蔓延到俄属波兰境内。克拉科夫农民并不同情自己的领主，向当局告发他们，或者亲自将他们交给当局。一场真正的扎克雷起义爆发了。谋杀、抢劫和纵火行为猖獗，特别是在塔尔诺，据说，在奥地利政府的鼓励下，塔尔诺官员也加入起义人群。克拉科夫农民称他们奉了皇帝之命进行抢劫和屠杀。奥地利-埃斯特的斐迪南·卡尔·约瑟夫大公对一名波兰女子说，刚刚遭到暗杀的本应是她的哥哥，而不是她丈夫，其丈夫是被误杀了。当时，诗人科内尔·乌耶斯基创作了《爱国歌》：“主啊，在我们燃烧的房屋腾腾升起的烟雾和我们兄弟的鲜血中，向您献上这首歌，主啊！那是一声可怕的怜悯之声，是无限呻吟之声，是让您的头发渐渐变白的祈祷。荆棘做的冠冕扎进我们的头颅。主啊！主啊！时间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母亲被儿子杀死，手足相互残害。我们中间藏着许多该隐[6]，但主啊，他们是无辜的。魔鬼在煽惑他们，在鼓动他们。惩罚，哦，惩罚，这可恶的手啊，而不是无情的剑。”这首诗至今仍是波兰的经典。

奥地利-埃斯特的斐迪南·卡尔·约瑟夫大公

克拉科夫农民深信斐迪南一世会把他们从对领主的所有义务中解脱出来，以此奖励他们做的贡献。然而，1846年4月13日公布的一份文件只满足了他们的部分愿望：斐迪南一世下令禁止在收获季节强迫农民进行义务拉运与劳动，并授权农民可直接向各地领主上诉。

克拉科夫仍掌控在奥地利人手中。奥地利政府向外国势力解释说，之所以占领克拉科夫，是因为考虑军事需要而采取的临时措施，将奥地利军队派过去，也只是为了确保在克拉科夫设立一个常规政府。不久，在征得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同意后，奥地利帝国占领了克拉科夫，而在那些克拉科夫起义最严重地区的官员均得到了提拔。对此，法兰西王国和英国进行抗议，却无济于事。这是自维也纳会议以来奥地利帝国首次吞并新领地。这块新领土面积约为二十二平方英里，居民十六万人。

克拉科夫被吞并再次证实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奥地利帝国三个大国在瓜分波兰问题上的一致性。然而，关于近东问题，与前任君主统治时期一样，斐迪南一世费了很大的劲才维持好俄罗斯帝国和奥地利帝国之间的和谐关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附属国的领袖，即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7]打败，陷入严重困境，开始向欧洲求助。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犯了一个错误，即支持苏丹。维也纳成了活跃的欧洲会议中心。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维也纳议会上劝说沙皇的代表同意一份共同声明，并承诺欧洲将支持土耳其宫廷。但沙皇尼古拉一世被深深地激怒了，不认可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外交行为，并于1840年7月未与奥地利帝国协商就直接与英国交涉。奥地利帝国在处理土耳其问题时一向十分笨拙，直到后来才发现让奥地利帝国效仿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做法非常有必要。奥地利帝国要求穆罕默德·阿里归还埃及占领的大部分领土。在奥地利海军的援助下，穆罕默德·阿里被剥夺了在叙利亚的权力。现在，在海上强国中，奥地利海军第一次占有一席之地。1840年7月缔结的一项条约规定，未经苏丹许可，所有战船不得进入达达尼尔海峡。

穆罕默德·阿里

斐迪南一世统治时期主要关注的是，自由和民族思想在奥地利帝国不同种族中的日益传播。正是这些逐渐萌生的自由和民族思想产生了改变昔日奥地利的力量。奥地利的各种议会只能被看作政治观点的官方表达通道。加利西亚表现得温和顺从，有些省，如上奥地利、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卡林西亚、下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则无动于衷；尤其是在匈牙利，即便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匈牙利依然沉默不言，而各领主则开始显现出自由主义倾向。

在下奥地利，中产阶层甚至没有代表参加议会。除了在征税表决时在场并表示同意，中产阶层并不享有其他权利。然而，尽管如此，渗入维也纳的新思想对维也纳议会的决议还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维也纳议会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它强烈要求各领地领主参与政府事务，并批判了弗朗茨二世将各领主排除在外的统治。相反，在蒂罗尔，神职人员和教皇绝对权力主义思想是至高无上的。公共教育几乎完全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弥撒和神迹[8]满足了人们的想象。铁路的修建遭到了蒂罗尔人的坚决抵制。1837年，议会将在18世纪被驱逐出蒂罗尔的耶稣会教徒召回蒂罗尔。

在波希米亚，议会讨论内容并无新颖之处。1835年4月13日，联合起来的波希米亚各领主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投票通过为弗朗茨二世竖立纪念碑。这些领主陆续恢复了自约瑟夫二世以来一直被废弃的传统的议会形式。波希米亚议会以法典的形式列出了议会应有的特权，以确定哪些权力属于自身，哪些权力属于常设议会。当时，常设议会已成为奥地利政府的一个普通组织。但即便是这些微小的独立尝试也遭到斐迪南一世的谴责。然而，当常设议会和奥地利政府试图在未经波希米亚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实施新立法时，维也纳和布拉格之间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波希米亚王国贵族霍泰克卸任了。为了更好地控制波希米亚骚动不安的贵族，奥地利政府任命巴拉丁伯爵约瑟夫的儿子斯蒂芬大公为波希米亚总督。波希米亚人强烈抗议斯蒂芬大公的统治。与此同时，各领主要求全面实施1627年颁布的宪法，从而使他们自上个世纪末就被中断的历史权力得以延续。然而，波希米亚贵族从这些权力主张中看到的只是狭隘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体现了一种自私的利己主义，这些贵族极富热情地捍卫其封建特权，却丝毫不愿让中产阶层参与审议。只有四个皇家城市的代表出席了波希米亚议会，这些代表包括十四名主教、一百五十一名领主、四十三名骑士和七名中产阶层。但不管怎么说，波希米亚贵族与斐迪南一世之间的分歧体现了波希米亚人思想的进步。1847年，波希米亚的反对派领导人决定与德意志各领地领主和匈牙利议会就争取权力方面达成联合协议。1848年，波希米亚议会的主旨是要求各城镇在其领地享有代表权，并在学校使用捷克语。波希米亚议会缺少公众舆论的支持，因为议会只是由特权阶级组成的。但在这个腐朽的波希米亚议会制下，那些半个世纪里一直不断取得快速进步的人，在获得政治解放前就已经开始探索思想和道德的解放之路。

斯蒂芬大公

19世纪的前四十年，波希米亚的文学复兴是一场具有诗学意义和考古学意义的运动。但在一个以历史权力为基础而设立各种体制的国家，如奥地利帝国，对历史的研究不可能不对公众思想产生巨大影响。在回顾波希米亚王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缔结的那些条约时，波希米亚的爱国者不禁要问自己，那些条约的条款都带来了什么。三十年战争的一幕幕场景唤起波希米亚人对当时波希米亚人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回忆。这些怀有崇高理想的波希米亚人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中。胡斯战争使波希米亚人回想起一个道德和知识快速发展的伟大时代，一个反对宗教迫害的信仰自由的时代，这个时代仅用了五十年就使一个小种族发展成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因此，对波希米亚历史、民族语言和古代文学的研究，使波希米亚人对奥地利的德意志主义产生了强烈的抵制。

波希米亚的中产阶层正以学习一门他们曾鄙视的语言为荣。没有了政治生活，这些“智者”现在为自己的爱国情怀找到了一片天地。一些波希米亚贵族加入了这场波希米亚文学复兴运动，著名文学协会“捷克之母”很快成了宣传爱国主义的中心。“捷克之母”成立于1831年，当时只有十五名成员，到1846年成员达到一千六百六十七名。但真正主导政治生活的是媒体。截止到1840年，波希米亚已经鲜有几家只关注文学的杂志了。1846年，查尔斯·哈夫利切克创办了《官方公报》。查尔斯·哈夫利切克才华横溢，富有爱国主义精神，善于讥嘲讽刺，有时会让人想起伏尔泰和海因里希·海涅。查尔斯·哈夫利切克深深地意识到推翻封建政权和特权阶级的必要性，因此，他会写一些关于中产阶层和人民的作品。查尔斯·哈夫利切克以写有关爱尔兰苦难和压迫的文章作掩饰，为波希米亚伸张正义。他在文中用生动又含蓄的语言描述了爱尔兰为自治进行的斗争。波希米亚人都知道查尔斯·哈夫利切克在写什么，因此，“废除”一词成了爱国者的口号。查尔斯·哈夫利切克在布拉格扮演的角色与拉约什·科苏特在佩斯和路易斯·加伊在阿格拉姆扮演的角色相同。

查尔斯·哈夫利切克

布拉格成了骚乱的中心，骚乱一直波及摩拉维亚，甚至波及匈牙利的斯洛伐克。这种骚乱也不完全具有政治意义，它还具有经济意义和宗教意义。波希米亚爱国者对贵族的特权不感兴趣，而对那些忠实捍卫民族语言和通俗诗歌的农民遭受的苦难更感兴趣。面对这些旨在改善农民悲惨境况的措施，农民自然就成了其拥护者。此外，这些农民一想起三十年战争，就非常痛恨维也纳限制宗教自由的政策。

在匈牙利近代史上，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是真正慷慨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激励了匈牙利人，并带领他们为维护和承认其历史和民族权利做出重要牺牲；另一种是盲目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阻碍了匈牙利人对其他人权利的认可。这两种倾向很好地说明了匈牙利人民的成败因由。1825年后，公众舆论在匈牙利取得了很大进展。从允许《论坛报》获得使用民族语言的权利开始，匈牙利议会中就出现了许多雄辩的演说家。匈牙利反对派攻击奥地利政府的措辞要比维也纳或布拉格攻击奥地利政府的措辞大胆得多。匈牙利反对派的演说家和政治演说家能言善辩，不亚于伦敦和巴黎的政治演说家。这些杰出人物对国家表现出真诚的热爱，他们智慧超常，能意识到国家的真正所需。

1836年召开的匈牙利议会非常有名。奥地利政府一直在蒙蔽匈牙利人的思想，并试图阻止致力于全民思想解放的运动。对此，匈牙利反对派的演说家猛烈攻击奥地利政府。“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戴阿克·费伦茨和贝瑟里迪呼吁道。贝瑟里迪补充说：“我们有权也有能力为拯救我们的国家而努力。”匈牙利议会解散后，拉约什·科苏特通过一份刊物来影响公众舆论，并将匈牙利各郡的审议事宜汇集到刊物中。不久，拉约什·科苏特被逮捕，连同几个朋友一起被关进监狱。但自由主义思想以惊人的速度在年轻的匈牙利人中传播开来。1840年，匈牙利议会再次召开后，奥地利政府向匈牙利反对派提出释放拉约什·科苏特等人以换取反对派的某些让步。但就在此时，获得“国家圣人”称号的戴阿克·费伦茨严厉拒绝道：“对匈牙利的责任比对朋友的同情更伟大、更神圣。他们会发现，以这种代价获得的自由比他们遭受的苦难还要凄惨。”一项特赦暂时使反对派和匈牙利政府达成和解。奥地利政府获得了自己要求的士兵数量；匈牙利语被批准可以在与宫廷和教会事务沟通时使用；在农民购买土地方面，匈牙利议会完善了前一届议会制订的相关措施。

裴多菲·山多尔(www.xing528.com)

从1840年起，民主思想不断渗入匈牙利。拉约什·科苏特创办了《佩斯公报》，积极传播有关平等和政治自由的学说。在匈牙利某些郡，会议不断召开，但社会进步依然缓慢。1843年，匈牙利各郡向匈牙利议会提出的所有公民在税收方面一律平等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大约在同一时期，一个来自底层的年轻诗人裴多菲·山多尔在一些评论刊物上发表了歌颂国家和自由的激情颂歌：“从前，匈牙利是一片海，所有陨落的星星，无论是北方的星星，东方的星星，还是南方的星星，都在这里熄灭。匈牙利的辉煌就像一颗已经消失的彗星，几个世纪后，将会耀眼而具有震慑力地归来。”其他诗人也通过歌颂匈牙利历史激发匈牙利人的爱国主义情怀。

“这个国家的形成必须依靠新的民族。”拉约什·科苏特发文称。这种说法令人吃惊，因为匈牙利爱国者对奥地利政府最大的不满就是斯拉夫主义在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盛行。因此，斯拉夫人的自私自利连同他们引以为傲的理想都遭到其他民族的谴责。这些爱国者同波兰移民和泛德意志人一起，幻化出了邪恶的泛斯拉夫主义[9]，并以此为借口来打压泛斯拉夫主义，同时迫害自己的同胞—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奥地利政府并无意创建一个可以让俄罗斯帝国从中获益的局面。考虑到可能与匈牙利人发生的斗争，奥地利政府不能去帮俄罗斯帝国压制那些仅仅要求生存权利的斯拉夫人。然而，没有什么比奥地利政府旨在打压匈牙利的自由、商业和工业的努力更合法的了。奥地利政府曾一度认为，它已经通过攻击匈牙利民族自由的根源—议会制，达到了镇压匈牙利“顽疾”的目的。匈牙利各郡议会中的首席官，或者说首席伯爵被一位长官或行政长官取代。首席伯爵通常是一位大领主，在一年中的某段时间常常缺席会议。一名皇家官员让财政大臣阿尔贝特·奥波尼填补了乡村地区长官的职位。这种对古老特权的攻击在匈牙利引起了极大愤慨。这些官员被比作奥地利各县长官和法兰西的高级行政长官。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力，并不像高级行政长官那样依赖于首相。匈牙利人坚定的爱国主义信念和具有的司法精神让这些新官员执行任务时举步维艰。戴阿克·费伦茨是最早组织反抗的人之一。按照匈牙利传统习俗，戴阿克·费伦茨与匈牙利王国的所有郡取得了联系，并通过了一项投票，认为王室官员制度不合理。

1847年，匈牙利议会召开，除了拉约什·科苏特不顾奥地利政府反对在佩斯选举上任这件事，一切还算风平浪静。斐迪南一世和家人在开幕式上出现，表达了对触动爱国者心扉的匈牙利语的同情。巴拉丁伯爵约瑟夫不久前去世了，其儿子斯蒂芬大公深受匈牙利人欢迎，被选为新巴拉丁伯爵。斐迪南一世发表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激烈讨论。匈牙利反对派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是通过剥夺奥地利帝国对匈牙利官员的任命权来确保各郡的自治。上议院希望对斐迪南一世给予更多的尊重，并达成决定：斐迪南一世无须征求匈牙利议会意见就可自由发表演说。拉约什·科苏特的雄辩演说使匈牙利人激动不已，而塞切尼·伊什特万则竭力使匈牙利人遵守法律并保持节制。戴阿克·费伦茨起草的反对派纲领清楚地阐明了匈牙利王国的要求。这份引人注目的纲领说：“匈牙利王国是一个自由国度，拥有独立的代表权和立法体系，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我们不想把我国的利益同哈布斯堡王朝的统一及其安全对立起来，但我们认为，如果匈牙利王国的利益应附属于其他国家，那就违反了法律和正义。我们永远不会同意为政府体系的统一思想而做出牺牲……对我们来说，立宪工作是一笔财富，不允许我们为了外国利益或物质利益而做出牺牲，无论这种利益多么巨大。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和巩固这种财富。我们相信，如果这些世袭国家仍享有其古老的自由，或者如果根据我们这个时代和正义的需要，这些世袭国家在立宪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我们的利益和他们的利益就能很容易调和，尽管这两种利益常常分裂，有时甚至对立……随着物质和智慧力量的增长，奥地利帝国将能更有把握地抵御时间和环境在将来可能带来的风暴。”

戴阿克·费伦茨

官方语言问题更是激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皇室法令的其中一条法律规定如下：此后，匈牙利语将成为匈牙利王国的官方语言。任何以其他语言进行公开声明的法律都不合法……在处理克罗地亚与维也纳中央政府的关系时，必须只用匈牙利语。匈牙利王国的所有学校都将教授匈牙利语。匈牙利作家试图效仿法兰西作家，以确保在作品中广泛使用匈牙利语，但他们忘记了一点，在法兰西，人们必须克服的仅仅是当地的习语问题，而不是民族语言问题。

克罗地亚已被匈牙利王国吞并了好几个世纪，但它并不是匈牙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克罗地亚把自己看作与斯拉沃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一起组成的三大王国的一部分，其首都为阿格拉姆。事实上，奥地利人从威尼斯人手中夺取的达尔马提亚已成了一个独立的省，维也纳政府拒绝把该省交给匈牙利王国或克罗地亚。匈牙利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的高层官员头衔中有一个头衔被称作“ban”。“ban”相当于一种被赋予民事和军事权力的总督，有权召开议会或集会。克罗地亚议会由克罗地亚各郡神职人员和斯拉夫的三个郡代表组成。此次议会还派了一名代表出席匈牙利贵族议会，两名代表出席各领地领主议会，而一些克罗地亚和斯拉沃尼亚贵族有权进入上议院。阿格拉姆议会拥有在普雷斯堡批准通过法律的权力。克罗地亚与匈牙利王国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明确界定。匈牙利人将克罗地亚看作被征服的领土，而克罗地亚人称，他们与匈牙利王国的关系只是单方面意愿达成的，并且他们从未忘记，克罗地亚人在匈牙利人之前就投票通过了查理六世的《国事诏书》。只要拉丁语成为匈牙利人与克罗地亚人的共同语言，他们之间就不会出现强烈对峙。但只要匈牙利人试图强迫克罗地亚人使用拉丁语，冲突就会爆发。为了抵抗匈牙利人的入侵，一种独立的文学在克罗地亚发展起来，前文曾提到过这一点。这场由伊利里亚人或南斯拉夫人发起的运动让匈牙利人感到不快，但匈牙利人犯了一个大错，那就是反击了这场运动，并认为这场运动是由俄罗斯帝国操控的。同时，匈牙利人谴责该运动是一种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运动的产物，而事实上这种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运动并不存在。

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

塞尔维亚人对此怨声载道。1792年，匈牙利人撤销伊利里亚人的大法官法庭，而受到怀疑的塞尔维亚人被剥夺了所有政治职务。让事态更严重的是，被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10]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枷锁中解救出的一部分塞尔维亚人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公国，此种情况更加激发了塞尔维亚人的爱国主义热情。1826年，塞尔维亚人在佩斯成立了一个文学协会，为斯拉夫国家的许多类似组织树立了榜样。我们已经看到，塞尔维亚的军事边境主要为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占据，并由一个单独的政府管理。塞尔维亚人之所以随时准备加入哈布斯堡王朝，要么是因为其军事服从的本能，要么是因为这也是他们同胞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想要做的事。

在匈牙利北部各郡，斯洛伐克人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真正的农奴。“斯洛伐克人算不上英雄。”匈牙利的一句谚语说。然而，斯洛伐克人不可能对当时引起骚动的波希米亚的文学复兴运动无动于衷。其中两位最伟大的斯洛伐克作家，即《斯拉夫文物》的作者帕维尔·约瑟夫·萨伐里克和泛斯拉夫主义诗人扬·科拉尔都是斯洛伐克人。二人梦想着创造一种独立于波希米亚文学的民族文学。一些知识分子如卢德维特·什图尔、米哈尔·米洛斯拉夫·霍贾和约瑟夫·米洛斯拉夫·胡尔班领导了这场斯洛伐克民族文学运动[11]，并要求斯洛伐克文学能在诸民族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从1843年起，这些人向维也纳宫廷提出了诸多积极要求，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斯洛伐克人的邻居罗塞尼亚人，也在斯拉夫运动的影响下开始觉醒。

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尽管在克劳森堡也设有自己的议会，但自1699年被再次吞并以来，一直受控于维也纳。特兰西瓦尼亚公国在维也纳设立了一个大法官法庭，并在赫曼施塔特[12]设立了一个代理政府。在赫曼施塔特，正如在匈牙利王国的所有地方一样，除克罗地亚和纯马扎尔人地区外，大多数人都被少数统治阶级统治。五十万匈牙利人、十七万塞凯伊人和三十万萨克森人都在帝国议会中有代表，而一百二十五万瓦拉几亚人没有一个代表。同样，这些瓦拉几亚人要主张自己政治权利的时刻就要来临了。

在维也纳，自由主义思想也开始发酵。官方的礼节或繁文缛节令人厌恶，奥地利帝国内部的所有灾难都要归咎于此。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年事已高，关于近东问题的处理，越来越力不从心。尽管奥地利政府对人们施加枷锁，但大众教育还是取得了进步。直到1830年，维也纳还一直是一座奢华而懒散的城市，沉迷于音乐和感官的享受，正如维也纳诗人弗朗茨·格里帕泽所说，维也纳成了“心灵的卡普阿”[13]。渐渐地，人们的思想觉醒了，尽管当时高等学校的教育依然不尽如人意，这种教育带来的唯一结果就是让人们获得非常庸俗的拉丁语知识。在这一时期，奥地利培养出来的杰出人物非常少。1847年，斐迪南一世创立了科学院，该科学院成了今日欧洲最繁荣的学院之一，并且为了使奥地利文学在国外赢得声誉，政府支持《维也纳文学评论》—这是唯一一本不受审查人员控诉的刊物，因为它基本上由审查人员编辑。1848年以前，对奥地利来说，新闻审查制度是真正的祸患。新闻审查权及其职能不受控于任何法律，但大规模的图书走私销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让这种审查制度受到了挑战，因为审查只会激起公众的好奇心，并引起公众对禁止行为的关注。一些走私手册打破了新闻界的沉默。显然，在那些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观察者眼中，那些长期被压制的人一有机会就会反抗，但由于不习惯享受自由，因此，一旦发现自己拥有了自由，就会犯下可悲的错误。

[1]弗朗茨·卡尔大公（1802—1878），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的弟弟，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父亲。—译者注

[2]卡洛斯派，或称卡洛斯主义，是西班牙的政治运动之一，拥戴波旁王朝卡洛斯王子支系为西班牙波旁王朝的正统世系。—译者注

[3]此处指俄罗斯帝国、普鲁士王国和奥地利帝国三国联盟。—译者注

[4]什拉赫塔，是广义、狭义下的波兰贵族称谓，包含了波兰王国、立陶宛大公国及两国在1569年合并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贵族阶级，也包括了在他们的影响下逐渐波兰化的贵族。—译者注

[5]1846年2月18日，奥地利军队进入克拉科夫，形势危急。2月20日夜，克拉科夫的革命民主派毅然起义，进攻奥地利军队。城郊工人和农民闻讯驰援，奥地利军队败退。2月22日，克拉科夫解放，宣告成立共和国，组成民族政府，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宣布废除劳役制和封建等级特权，号召全体波兰人为民族独立而战。后来，起义失败。克拉科夫起义是波兰第一次民族民主革命，是欧洲1848年革命的前奏。—译者注

[6]该隐，《圣经》人物，亚当与夏娃的长子，亚伯和塞特的哥哥。《创世记》第4章所写，他是一个农夫，亦是世界上第一个杀人犯。—译者注

[7]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埃及帕夏（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创立者。穆罕默德·阿里常被视为现代埃及的奠基人，他在苏丹的授意下攻灭马木鲁克残部、镇压了阿拉伯瓦哈比主义者的叛乱，确保了自身在埃及统治的稳固性。执政后期，穆罕默德·阿里出兵沙姆地区（今叙利亚），迫使宗主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承认他的子孙在埃及地区的永久统治权。—译者注

[8]神迹，指可以从中得到上帝启示或者看到上帝行为的事件。—译者注

[9]泛斯拉夫主义，狭义上指19世纪时，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民族（包括黑山人、塞尔维亚人及保加利亚人）希望在俄罗斯的领导下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而团结起来。俄罗斯自居为斯拉夫民族的大哥，希望控制在奥匈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居住地区，并且在巴尔干半岛扩张其势力，从而造成泛斯拉夫主义。—译者注

[10]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1780－1860），塞尔维亚公国国君，两度领导塞尔维亚人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建立了奥布雷诺维奇王朝。—译者注

[11]19世纪40年代，斯洛伐克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卢德维特·什图尔为首的一些年轻知识分子成了文学运动的主力军。他们根据斯洛伐克中部的大众口语创造新的书面语言，对民族文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译者注

[12]赫曼施塔特，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南部城市锡比乌的旧称。—译者注

[13]卡普阿，意大利南部城镇，建于公元前6世纪，后发展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此处“心灵的卡普阿”是一种比喻用法，比喻人们慵懒的状态，沉迷于感官享受。—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