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王国与斯拉夫人国家之关系

（1790年到1835年）

约瑟夫二世留给匈牙利的是一种充满暴力的亢奋状态。佩斯议会宣布哈布斯堡-洛林王朝正日趋衰落，其他人也预言哈布斯堡-洛林王朝会继续衰落，因此，匈牙利人希望新君主利奥波德二世会还匈牙利以自由。匈牙利人一致同意召开议会，这终于使他们长期压抑的愿望表达了出来。一度使法兰西遭受动荡的革命精神已传到匈牙利人这里，但这种精神在法兰西和匈牙利之间存在显著差别：在法兰西，革命是以平等的名义进行的；在匈牙利，享有国家政治权力的只有大贵族和小贵族。这些大小贵族以自由的名义要求享有特权，而这些特权与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带来的民主思想很大程度上完全背离。“一些议会甚至称，有机会要求享有特权的不是农民，而是领主。因此，帮助贵族实施他们享有的特权很有必要，而不是制定法规来解除农奴制度。其他人则把这种观点视为一种教义，并称上帝已有安排，即应该存在国王、贵族和农奴。”在最近的改革中，唯一受到匈牙利人欢迎的就是对新教教徒的宽容，而在新教教徒中小贵族占了大部分。

然而，一个致力于激发群众的民主党派正在逐步形成，利奥波德二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召开匈牙利议会的。在布达城堡，匈牙利议会召开了预备会议。“啊，幸运的一天！复活之日！”诗人鲍罗蒂·绍博·达维徳写道，“我听到了母语，古老的习俗让我高兴。”诗人佩奥泽利在诗中呐喊，“我们发誓，只要阿提拉的血还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只要马扎尔的名字依然存在，这一天在我们的记忆中将永远神圣！”在两个议院里，贵族自然占多数。从预备会议一召开，就有人提出严厉指控。一些人指控国王叛国，另一些人要求匈牙利王国在外交事务上实现完全独立，要求在君士坦丁堡派驻一名匈牙利大使，要求在和平时期匈牙利军队应驻扎在匈牙利，并仅由当地军官指挥。

亚历山大·利奥波德

利奥波德二世拥护《国事诏书》，拒绝承认与匈牙利王国达成的其他任何协议，并于1790年11月15日加冕为匈牙利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做了更多工作：恢复巴拉丁伯爵职务，让匈牙利议会选举儿子—年幼的亚历山大·利奥波德[1]为巴拉丁伯爵。亚历山大·利奥波德只不过徒有虚名，年幼的他不可能为了捍卫匈牙利王国的权利费力对抗父亲利奥波德二世。然而，其弟弟约瑟夫[2]一被选为巴拉丁伯爵，匈牙利人就立即兴奋起来。匈牙利议会发布的措施表达了匈牙利人的愿望。圣斯蒂芬王冠将留在布达；国王将不定期在匈牙利居住。然而，在有关匈牙利事务方面，国王只与匈牙利王国的顾问进行磋商，不会将其他国家的法律应用于匈牙利。匈牙利议会至少每三年召开一次，并单独拥有立法权、经费支出权和征兵权。这些重大决定是通过一项保障信仰自由的法案得以确立的。与约瑟夫二世时确立的法案相比，该法案确立的基础更加自由。

然而，尽管匈牙利新获得了一些权力，但有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善下层农民、农奴、巴纳特的塞尔维亚人和自由城市市民的生活。匈牙利贵族不愿放弃特权，而反对贵族的正是倡导自由主义的利奥波德二世。匈牙利议会赋予农民更换住所的权利，但拒绝废除体罚。大部分城市资产阶级都是外国人。这些资产阶级现在开始响应法兰西大革命带来的民主思想，要求允许他们担任公职，并在议会中享有真正的代表权。利奥波德二世尽一切所能调和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的利益，并尽力保护塞尔维亚人，授予其在议会与集会上讨论自己利益的权利。一个塞尔维亚大法官法庭成立了，尽管遭到匈牙利人的反对；东正教也得到认可。才刚刚赢得民心的利奥波德二世，在国家急需他时，却突然驾崩了。

当法兰西向弗朗茨二世宣战时，匈牙利贵族立刻表示愿意支持弗朗茨二世。这些匈牙利贵族渴望有人带领他们攻击塞纳河畔的革命者和民主派。然而，弗朗茨二世愚昧无知，大臣约翰·阿马德乌斯·冯·图格特男爵更是迂腐不堪，渐渐地，弗朗茨二世不再像登基时那样受欢迎。审查制度，再加上特别是匈牙利天主教对新教教徒的迫害，引起了匈牙利人的不满。匈牙利王国拥护法兰西大革命的人与日俱增，有些人甚至以一种流行的教义问答手册形式来传播法兰西大革命所宣传的民主思想。这些人和许多同谋都被逮捕。五十名被控叛国罪的公民被关在布达城堡。很难证明这是一场阴谋，但被指控者的作品显示了对王室和贵族的敌意。这些被指控者中有一个叫亚诺什·鲍恰尼的人，翻译了《马赛曲》。被指控者中有五人被判死刑，于1795年5月被处决。还有一些人，其中包括亚诺什·鲍恰尼，被关在蒂罗尔的库夫施泰因城堡。这些人的大部分作品都被刽子手烧毁了，其中包括《马赛曲》的译本。这位法兰西大革命赞美诗的译者亚诺什·鲍恰尼因翻译了《马赛曲》而被判九年监禁。

亚诺什·鲍恰尼

在奥地利军队中，匈牙利贵族获得了重要指挥权，1796年的匈牙利议会投票通过了贵族可以加入奥地利军队。匈牙利王国给奥地利帝国派了一些优秀的将军，如著名的约瑟夫·奥尔温齐，与此同时，匈牙利的诗人也在法兰西大革命战争中鼓励同胞。在《坎波福尔米奥条约》签订前，匈牙利王国已经失去十多万人和三千万弗罗林。这个国家，人力、物力皆已耗尽，土地遭到严重破坏，已经沦落到悲惨的境地。外交事务蒙蔽了匈牙利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到王国的真正利益。1796年，匈牙利召开的议会只考虑了军队的补偿问题。

1802年，匈牙利议会不得不面临非常严峻的问题。该问题涉及海关规章制度的改革，因此，会对国家经济利益带来不利影响。然而，奥地利政府更关心和平时期使匈牙利军队处于备战状态的问题，其中涉及一百万弗罗林的军队补偿。匈牙利向奥地利帝国提供两种性质的部队：正规军和起义军，起义军实际上是在法兰西大革命后发起。匈牙利政府急于以牺牲起义军为代价来加强正规军，并希望议会放弃支持临时起义军。然而，匈牙利政府失败了，不过在和平时期它确实成功地做到了每年征募士兵六千人，并在战争时期每年征募一万二千人。这些士兵承担了履行十年兵役的义务。与此同时，匈牙利政府还获得了两百万美元的战争预算款。匈牙利议会试图将达尔马提亚并入匈牙利王国，但没有成功。关于贵族特权的争论再次表明，匈牙利贵族阶层在依附特权方面是多么顽固，在平等思想已经传遍整个欧洲之际，这个阶层竟然完全没有受平等思想的影响。统治阶级的自私自利是为了很好地维护王室的利益，当王室最终想要遏制贵族时，得到了人民特别是中产阶层的支持。

匈牙利政府继续推行其德意志化政策。佩斯的德意志剧院得到了很多资助。与此同时，一腔热血的匈牙利诗人，以其优秀的作品为匈牙利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米哈伊·乔科瑙伊、韦尔谢吉·费伦茨、丹尼尔·拜尔热尼，尤其是不朽的卡罗伊·基什法卢迪[3]。这些作品成了西欧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1802年匈牙利议会后，这一时期，对匈牙利王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是奥地利帝国皇帝正式头衔的确立。这深深地伤害了匈牙利人的感情，尽管弗朗茨二世保证这不会改变各国之间的关系。此后，匈牙利圣斯蒂芬王冠的荣誉就属于奥地利帝国了。然而，马扎尔人从来都忠诚于匈牙利王国；乌尔姆沦陷后，拿破仑·波拿巴到达维也纳，匈牙利议会不愿为其效劳。匈牙利贵族仍忠诚于世袭王朝。尽管如此，匈牙利议会还是不同意政府要求的大规模征税。匈牙利议会要求允许使用匈牙利语，特别是匈牙利议会有使用匈牙利语与维也纳官方进行联络的权利。匈牙利边境很快就被法兰西军队占领了。拿破仑·波拿巴的军队在维也纳，意大利军队驻扎在奥地利的拉布。但巴拉丁伯爵约瑟夫不希望匈牙利王国受到侵犯，便撤到布达佩斯，把圣斯蒂芬王冠送往蒙卡奇，让帕尔菲将军留在普雷斯堡，等待拿破仑·波拿巴下令，让匈牙利王国保持中立。法兰西元帅路易-尼古拉·达武欣然同意占领普雷斯堡，并且未下令向居民索要任何东西。与此同时，从拿破仑·波拿巴与巴拉丁伯爵约瑟夫来往书信可以看出，拿破仑·波拿巴已下令研究并利用匈牙利人对奥地利政府的不满。

1807年，匈牙利议会致力于解决内务问题，匈牙利政府则尽一切努力获取供给支持，以防未来与奥地利帝国发生战争。匈牙利政府要求征税，税额要永久固定，并且为军事需要设立特别关税。但下议院拒绝常规征税，称匈牙利王国有权按自己的意愿派遣或保留士兵。大权贵从表面上看更倾向于和解，也更愿意做出经济上的牺牲。该议院把贵族、商人和资产阶级六分之一的收入及所有不动产的百分之一贡献出来。在定期征税问题上，冲突异常激烈。匈牙利各郡议会同意处理匈牙利王国与奥地利帝国之间的冲突问题，但匈牙利议会仍不愿交付对临时起义军的支配权。在此次匈牙利议会上，参与匈牙利独立运动的匈牙利演说家保罗·纳吉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尽管匈牙利宫廷对匈牙利议会提出抗议，但匈牙利议会仍积极维护匈牙利在奥地利帝国中的自治地位。

为了获得匈牙利人的同情，弗朗茨二世决定为新皇后，即第三任妻子玛丽亚·卢多维卡[4]加冕。这种加冕仪式总能让匈牙利人异常兴奋，也总能给奥地利君主带来利益。然而此时，拿破仑·波拿巴对西班牙的战争使匈牙利贵族非常愤慨。

玛丽亚·卢多维卡

在1809年弗朗茨二世再次对法战争中，匈牙利议会在之前一万二千名士兵的基础上又征兵两万名，并下令起义。诗人沃斯基·费伦茨和卡罗伊·基什法卢迪号召匈牙利人武装起来。那些显赫的匈牙利贵族也做出了巨大牺牲。尼古拉·埃斯泰尔哈吉提供了两百匹马，考洛乔大主教提供了一百二十匹马。1809年5月1日，当玛丽亚·卢多维卡和准继承人[5]离开受法兰西人威胁的维也纳，到布达的城堡寻求庇护时，匈牙利人的反法情绪更加高涨。拿破仑·波拿巴从未正确估计过匈牙利的公众情绪，因此，认为现在是时候把匈牙利王国从奥地利帝国分离出去，使它遭受沉重一击了。在申布伦宫，拿破仑·波拿巴向匈牙利人发表了一项公告。随后，该公告立即传遍整个匈牙利王国。诗人亚诺什·鲍恰尼翻译了这篇公告，而不久前，他还被关在库夫施泰因监狱，并在此遇见了被奥地利人逮捕的法兰西共和国大使于格-贝尔纳·马雷。于格-贝尔纳·马雷现在是巴萨诺公爵，也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外交大臣，现在在维也纳又见到了被囚禁的老朋友亚诺什·鲍恰尼，而这位老朋友义不容辞地帮他起草公告，并亲自翻译了原文。

“匈牙利啊！”公告说，“向我宣战的是奥地利皇帝，不是匈牙利国王。你一贯的防御体系和你曾在议会上采取的措施表明，你希望维持和平。现在是你恢复独立的时候了。如果你认为匈牙利独立符合时代和匈牙利人的利益，我就为你提供和平、提供领土的完整、提供自由和法律，不管这种和平、领土的完整、自由和法律是已经存在的，还是已经改进的。我不需要从你那里获得任何东西，只希望看到你成为一个自由而独立的国家。你与奥地利帝国联合是你的不幸。在遥远的国家，你的鲜血为奥地利帝国而流，你的切身利益不断为世袭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你是奥地利帝国最优秀的一部分，但你只是一个省，总是受制于奥地利帝国。

“你有自己的民族习惯和语言；你为自己辉煌古老的历史而自豪：恢复你的民族存在感吧。你要亲自选一个国王，只做你的王，住在你的人民中间，并且周围只有你的人民和兵丁。匈牙利人啊！整个欧洲都在注视你们，这就是整个欧洲对你们的要求，也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如果你们不希望辜负祖先和自己，长久的和平、稳定的商业关系和有保障的独立，就是将要给你们的奖赏。你们不会拒绝这样慷慨大方的提议，你们不会为软弱无能的君主浪费自己的鲜血，不会总被腐败的大臣奴役，然后被卖到英国。你们要依照祖先的方式，在拉科什地区召开国民议会并告诉我你们的决议。”

约翰大公

这份公告尽管有无可争辩的说服力，但没有给匈牙利人留下什么印象。起义军拿起武器，在拉布会集。约翰大公率领的这支队伍装备简陋，驻扎于一处兵营，此兵营防御牢固。然而，强大的法兰西军队大炮和地形崎岖的沼泽地带，使匈牙利骑兵的英勇无处施展，拉布被攻占了。奥地利人毫不留情地嘲笑这些在自己国土上被打败的优秀士兵。在这一小插曲后，奥地利帝国仍需要四万名匈牙利士兵。很快，匈牙利人纷纷自愿入伍，去增援卡尔大公的军队。此外，匈牙利王国饱受征召和军事暴行之苦，这是匈牙利士兵不愿回忆起的。《维也纳条约》把克罗地亚的部分地区从匈牙利王国分离出去，这个错误举措使匈牙利人非常不满。

匈牙利人毫不犹豫地为奥地利帝国而战，但不愿接受维也纳政府为解决匈牙利糟糕财政状况采取的糟糕措施。在巴拉丁伯爵约瑟夫的支持下，弗朗茨二世开始采取强制手段。拒不服从的议员代表被召集起来，其中一个代表约瑟夫·德塞夫维还被排除在了匈牙利议会之外。最后，这些议员代表不得不屈服于武力。总之，匈牙利人虽然对奥地利帝国忠诚，却并没有得到什么回报。

然而，匈牙利为1813年到1814年的战役提供了一支数目庞大的英勇特遣队—这支队伍战斗时没有丝毫热情。这次，诗人和评论家既没有颂扬反抗欧洲暴君拿破仑·波拿巴的第六次反法同盟战争，也没有庆祝奥地利军队的胜利。有人对弗朗茨二世说：“我们很高兴，陛下获得了胜利；战争的胜利将允许您考虑一下您的臣民的福利。到目前为止，对敌人的恐惧阻止您实现所有愿望。”匈牙利更多的是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而战，而非为自己的独立而战。匈牙利推迟了对涉及自己特殊利益问题的讨论；它兴高采烈地欢呼和平，希望弗朗茨二世最终能对忠诚的匈牙利人感兴趣—这种幻想并没有持续多久。

1815年后，曾有一段时间，弗朗茨二世拒绝召开匈牙利议会。当克尔切伊·费伦茨[6]、裴多菲·山多尔[7]和卡罗伊·基什福卢迪[8]等诗人试图复兴匈牙利的古老荣耀时，维也纳政府却努力通过审查制度来抑制匈牙利公众精神的发展。由于没有匈牙利议会，匈牙利人转而求助于各郡集会，比如监狱集会就进行了不卑不亢的抗议。该集会发表声明：“我们确信，严格审查我们的文学似乎对国王陛下的政府有利。对当代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也许能使我们更容易行使主权。我们只需问问，铁血男儿能否忍受这样的压迫？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文明之源对我们关闭？为什么我们要与人类社会隔绝？”

面对匈牙利贵族这样顽强的敌人，政府不可能无限期推迟匈牙利议会的召开。佩斯的皇家法庭发现，如果没有得到国家的法律认可，它就无权进行管理。巴拉丁伯爵约瑟夫任职多年，多少受匈牙利人自治思想的影响。现在，奥地利帝国需要匈牙利军队去攻占意大利。弗朗茨二世试图讨好匈牙利人，因此，便在1820年的军事检阅后发表了一次演讲。在演讲中，弗朗茨二世告诉匈牙利人，当全世界其他人放弃旧制度去寻求新政府形式时，他们则拥有一部“人人热爱并会保存传达给继任者”的宪法。然而，这次演讲并没有对匈牙利人产生什么影响。匈牙利议会拒绝纳税，也不提供士兵，甚至在弗朗茨二世用皇家行政人员替换匈牙利官员后，表现得更抵制—所有官员都辞职了。地方法官甚至拒绝处理从维也纳送来的叛国罪起诉案件。

巴拉丁伯爵约瑟夫

现在看来，通过国民议会来加强王室权威似乎是最好的办法，匈牙利王国议会（1825年到1829年）于1825年9月11日在普雷斯堡召开，标志着匈牙利宪法在历史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弗朗茨二世在演讲中再次承诺遵守宪法，并将宪法完整地传给继承人，同时没有忽视在匈牙利一直享有很高威望的仪式，即将第四任妻子—巴伐利亚的卡罗琳·奥古丝塔加冕为皇后。在匈牙利王国议会议员代表中，有来自上议院的被称为“伟大的马扎尔人”的塞切尼·伊什特万[9]，还有来自下议院的保罗·纳吉。保罗·纳吉口才雄辩，使他在王国议会中声名显赫，还有佐洛郡的年轻辩护律师戴阿克·费伦茨。审议工作嘈杂混乱，也许不如哈布斯堡家族希望的那么顺利。人们对政府的暴行、王室官员的不法勾当、侵犯个人自由的行为及王国议会的长期休会统统加以指责。当时，聚集在一起的匈牙利人用蹩脚的拉丁语指责这些行为。哈布斯堡家族听到了一些残酷的事实。激进的演说者甚至称哈布斯堡家族一直都是匈牙利王国的敌人，弗朗茨二世不得不迎合这些匈牙利人，并声明自己无意违背宪法。匈牙利人要求为自己的王国再增加一些曾属于它的领土，如达尔马提亚，但没人理会他们。1811年和1816年实施的财政措施让匈牙利人议论纷纷。匈牙利王国议会带来的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马扎尔语和文学的发展。塞切尼·伊什特万使用民族语言在论坛小报上发表文章，并为匈牙利学院的建立捐了六万弗罗林。一个民族剧院在佩斯成立。身为作家的塞切尼·伊什特万丝毫不亚于一个雄辩的演说家。他答应向匈牙利人揭示经济真相，他那些关于“信贷”的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属于大权贵的旧世界在现代思想力量的冲击下崩溃了。1830年之后的岁月里，许多重要的工程相继涌现，如在佩斯修建的桥梁和在布达修建的隧道。此外，国家还管控了蒂萨河航线。

巴伐利亚的卡罗琳·奥古丝塔

为了使匈牙利人与自己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弗朗茨二世在有生之年，为其继任者未来的斐迪南一世举行了加冕仪式。七月革命后，弗朗茨二世需要对匈牙利的全部军力做出调整，于是召开匈牙利议会并决定再次征兵。匈牙利议会允许征兵两万人，但只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受到直接攻击的情况下才可征兵。1833年，匈牙利议会不得不处理一些重大问题。这次，匈牙利议会不仅要处理贵族与君主、税收与宪法的关系，还要处理解放农民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的问题。匈牙利贵族热衷于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与农民的关系中总是表现出一种可恨的利己主义。这给奥地利政府管理匈牙利农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怕的农民起义军不止一次地使鲜血沾染各省，如1831年霍乱爆发时，萨罗斯[10]的农民屠杀了一些被指控在水井里下毒的领主。弗朗茨二世邀请匈牙利议会讨论一项他发起的土地改革措施。下议院同意了这个项目。戴阿克·费伦茨、巴洛格和科莱泽大谈自由和人的尊严，但由大贵族组成的上议院反对这种自由思想，绝不允许在匈牙利进行土地改革。匈牙利议会讨论延期两年，才确定某些改革方案。此后，农民不再受领主管辖，领主既是案件的主审人，又是案件的当事人；领主不能再下令逮捕农民；农民有权出售他们的用益物权后离开土地，有权在不打破封建束缚的情况下，通过与领主达成协议而取得财产；最后，农民不用自己承担议会参会费用了，参会费在之前都由农民自己支付。这是迈向税收平等的第一步，但古老的马扎尔人精神对这种平等深恶痛绝。当塞切尼·伊什特万得知贵族和自耕农都要缴纳佩斯新桥的通行费时，这种改革便成了一件大事。匈牙利王国的最高法官齐拉基含泪宣布他将永远不会从此桥通过，因为对他来说，这座桥象征着昔日国家宪法的消亡。

拉约什·科苏特

1833年匈牙利议会的召开标志着匈牙利语进入了议会生活。下议院强迫上议院使用匈牙利语作为交际用语。此时，一位支持匈牙利语的年轻人拉约什·科苏特[11]用匈牙利语编辑了一份《议会公报》。为了逃避审查，该报只能秘密分发，从而使全国都对议会辩论产生了兴趣；议会还把围绕普雷斯堡的诸多政治辩论带出匈牙利王国。其中一些议会辩论涉及波兰事务。波兰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激起了许多匈牙利人的同情。当一些在法兰西的波兰难民试图让匈牙利议会干预波兰事务时，议会公报上发表了许多激烈的言论，一位演说家甚至指责政府雇佣匈牙利士兵来压迫意大利爱国者。为了避免外交出现问题，匈牙利王国得仰仗巴拉丁伯爵约瑟夫的机敏和声望了。从某种程度上说，1830年的华沙革命[12]为1848年的佩斯革命做好了准备。

1825年到1835年，奥地利帝国其他省的历史当然没有匈牙利历史那么有趣，因为匈牙利有王国议会和郡议会，有雄辩的讲坛及落后思想与自由思想的永恒冲突。然而，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并不完全体现在其官方呈现的形式上，有时也会在某个突然爆发的舆论中得以展现。对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来说，他们在19世纪的头三十年取得的成就并不比马扎尔人取得的成就低。利奥波德二世在执政之初就召开了波希米亚议会。波希米亚议会给他一份长长的诉说冤情的备忘录，要求废除前两任国王通过的所有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损害了波希米亚王国与教会机构的权利；波希米亚议会还要求参与立法权，该立法权曾在1627年被斐迪南二世的新宪法剥夺。虽然利奥波德二世做了一些让步，但没有什么能削弱中央势力具有的权威。波希米亚议会只恢复了征税和安排征税事宜的权力及讨论君主提出的法律的权力。常设议会重新设立，但权力有限。圣瓦茨拉夫王冠被送回布拉格，利奥波德二世通过为自己加冕来表达对历史传统的敬意，他的继任者弗朗茨二世和斐迪南一世就是这样做的。的确，约瑟夫二世是唯一一个打破这个古老习俗的国王。

波希米亚议会恢复特权的努力只是18世纪末开始的知识分子运动[13]的一次尽力尝试。1774年，波希米亚残余贵族代表之一—金斯基伯爵弗朗茨·约瑟夫，在一本德意志手册中鼓励波希米亚人要保持和发展民族语言。一些有责任心的历史学家，如佩塞尔、弗雷德·唐纳和弗兰克·普罗查斯卡，开始研究波希米亚的早期历史。1784年，波希米亚科学皇家学会得以成立。对考古学的兴趣引发人们对语言学的研究。人们不能再轻视任何一种语言，因为人们发现，语言本身具有一种奇特的天赋，蕴含着丰富的文学性，从亚得里亚海到北极之间众多说斯拉夫语的群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1793年，布拉格大学设立了捷克语讲座，而就在不久前，约瑟夫二世还下令所有的教学都要说德语。伟大的语言学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4]写的游记和著作为斯拉夫比较语言学奠定了基础。语言学先驱曾把捷克语当作一种死气沉沉的语言。现在，年轻的诗人赋予这种语言以生命，并通过这种语言来表达他们的爱国情怀。卡什帕·马里亚·冯·施特恩贝格伯爵慷慨解囊，于1818年在布拉格建立了波希米亚博物馆，博物馆内的珍贵收藏品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www.xing528.com)

人们深入研究档案和图书，从中发现了中世纪诗歌，如《莉布丝的审判》和《克拉洛韦-德沃尔的手稿》，并非常欣赏这些诗歌。这些诗歌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但无论真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当时的公众情绪非常契合。“向德意志人寻求正义是可耻的，”《莉布丝的审判》这样写道，“因为正义是先前由我们的祖先在这些国家实施的法律决定的。”《克拉洛夫-德沃尔的手稿》写道：“陌生人强行进入我们的领地，用外语命令我们，强迫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从早到晚地做事情。”

波希米亚人认识到，仅凭一己之力无法同时与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抗衡，但如果能与普鲁士王国结盟，就能共同对抗斯拉夫人联盟。说捷克语的人至少有五六百万，并且说这种语言的人还可以同使用亲属语言如俄语、波兰语、克罗地亚语和说塞尔维亚语的人保持联系。斯拉夫人的这种联盟成了波希米亚爱国者的口号，并大大增强了他们的力量。诗人扬·科拉尔在一本宣传手册中就歌颂过这一联盟。扬·科拉尔这首献给其种族的伟大诗篇叫《斯拉夫人的女儿或荣耀的女儿（1824年）》。

扬·科拉尔歌颂道：“重生之后，我们进入了一片大沙漠，天堂还没有使这片沙漠变得富饶；罗马人和德意志人踏出了一条大道，而我们慢腾腾地跟在后面；但我们是一个年轻的民族，我们知道别人做了什么，而他人不知道我们将来会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不希望没有付出汗水和劳动就获得从天而降的胜利。”扬·科拉尔又在另一首诗中唤起了人们对易北河斯拉夫人悲惨命运的回忆：“它就在那里！我泪流满面地看到，那片广阔的土地，曾是一个伟大国家摇篮的土地，现在却成了坟墓……从前，从易北河到波罗的海回响着一种伟大又铿锵有力的语言。为什么人们再也听不到这种语言了？你太可耻了，忌妒又贪婪的德意志人。你曾使我们的鲜血奔涌而出，现在却不断向我们倾泻诽谤的洪流，并希望以此淹没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只有值得拥有自由的人才懂得尊重一切自由。把奴隶关在铁笼里的，自己就是奴隶。”

波希米亚人因自己被德意志人侵略和殖民而感到羞愧。“那么，在田野里奔跑的那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又是谁？她穿着一件用各种材料拼接的袍子，一定很穷吧。我们的波希米亚到处是外国移民。”最后，扬·科拉尔呼吁斯拉夫人形成一个目标明确的联盟，“团结起来吧，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波希米亚人、波兰人……从阿索斯山到波美拉尼亚，从西里西亚的田野到科索沃平原，从君士坦丁堡到伏尔加河，无论在哪里听到斯拉夫语，都让我们彼此拥抱，并为我们广大的斯拉夫群体欢呼吧！相信我，兄弟们，我们拥有能确保一个伟大民族延续下去的一切。大陆和海洋在我们脚下延伸；金银财宝，强壮有力的臂膀，丰富有力的语言—我们拥有一切，除了和谐与自由。”在坚持不懈地追求统一梦想后，扬·科拉尔为新斯拉夫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我已说过千百遍，今天我要再对你们呼喊一遍，啊，四分五裂的斯拉夫人，团结起来吧，不要再做孤立的群体，团结起来吧，否则就什么也不是。啊，当我的精神动摇时，我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我们的斯拉夫人只有金、银或铜，我就会将这些东西焊接成一座雕像。我要用俄罗斯人做手，用波兰人做胸脯，用波希米亚人做胳膊和脑袋，用塞尔维亚人做脚。我要把那些少数民族，如文德人、卢萨蒂亚人、西里西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做成衣服和武器。欧洲应跪拜在这尊雕像前，这尊雕像应头顶云端，脚踏全世界。”

扬·科拉尔

扬·科拉尔周围聚集着一群爱国诗人，如弗朗基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15]、瓦茨拉夫·汉卡和扬·埃拉齐姆·沃采尔。斯洛伐克的帕维尔·约瑟夫·萨伐里克写了一部关于斯拉夫文物的巨著（1837年），而被称为波希米亚王国历史学家的摩拉维亚人弗兰基谢克·帕拉茨基则开始撰写波希米亚王国的历史。这部史书写了半个多世纪才完成，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多亏了这些天才和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波希米亚不仅恢复了自己的民族意识，也使自己成了奥地利帝国斯拉夫民族的领袖，南方的斯拉夫人也随即效仿。紧接着，克罗地亚文学开始复苏。这个国家深受塞尔维亚革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塞尔维亚公国的伟大作家卡拉季茨和尼古拉·乔治维奇·奥布拉德诺维奇的作品中找到共鸣。

弗朗基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

瓦茨拉夫·汉卡

扬·埃拉齐姆·沃采尔

斯洛伐克的帕维尔·约瑟夫·萨伐里克

1826年，匈牙利的塞尔维亚人成立了一个塞尔维亚文学学会，使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骚动起来。到目前为止，克罗地亚各省方言的多样性一直是文学统一的障碍，但现在，著名公共关系学家路易斯·加伊开始致力于将伊利里亚省的各分散学会和谐统一起来。路易斯·加伊先是出版了两份报纸，一份为《克罗地亚公报》，另一份为《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之曙光》（1835年）。路易斯·加伊选择了以下这句激情似火的格言：民族没有国籍就如身体没有骨头。接着，路易斯·加伊提议用拿破仑·波拿巴恢复的被大家共同采纳的名称“伊利里亚人”来代替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1836年，路易斯·加伊给他的两本杂志命名为《曙光》和《伊利里亚公报》。路易斯·加伊说：“欧洲躺在一把三弦琴上。这把琴就是伊利里亚。它从菲拉赫[16]一直延伸到瓦尔纳[17]和斯库台[18]；这把琴的琴弦是卡林西亚、戈里察、伊斯特里亚、卡尼奥拉、施蒂里亚、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达尔马提亚、拉古萨、波斯尼亚、黑山、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南部。这些琴弦彼此意见不一，但我们希望它们能和谐演奏。”然而，“伊利里亚主义”[19]很快就遭到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匈牙利人率先反对，他们不愿看到斯拉夫人从自己的霸权中解脱出来；之后是塞尔维亚人，他们害怕自己的传统和希望会被克罗地亚人吸收。因此，“伊利里亚主义”逐渐失去阵地，直到今天连名字都消失了，不过，南部斯拉夫人依然对“伊利里亚主义”这种文学联盟留有敬意。“伊利里亚主义”确实对思想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不久就出现了一个诗学学派。该派别也许不如布拉格的诗派辉煌，但其具有的爱国精神丝毫不亚于布拉格的诗派。

因此，在奥地利帝国的两端，斯拉夫民族正在觉醒，一端的斯拉夫人正准备与马扎尔人作战，另一端的斯拉夫人准备对抗德意志人。斯拉夫民族再次宣称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历史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分隔，斯拉夫民族正逐渐形成一种自我团结的意识，并从道义上为即将到来的斗争积蓄必要力量。

[1]亚历山大·利奥波德（1772－1795），匈牙利巴拉丁伯爵，神圣罗马皇帝利奥波德二世的第四子。—译者注

[2]即奥地利的约瑟夫大公（1776—1847），1796年，他被封为匈牙利的巴拉丁伯爵。—译者注

[3]卡罗伊·基什法卢迪（1788—1830），匈牙利剧作家、艺术家，国家戏剧的创始人，尚多尔·基什法卢迪的弟弟。—译者注

[4]玛丽亚·卢多维卡（1787—1816），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公国，父亲是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莎的第四子，即奥地利-埃斯特大公斐迪南·卡尔，母亲是摩德纳公爵埃尔科莱三世·埃斯特的女儿玛丽亚·贝亚特里切。—译者注

[5]指后来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年继承皇位。—译者注

[6]克尔切伊·费伦茨（1790－1838），匈牙利诗人、评论家、演说家，匈牙利国歌《天佑匈牙利人》的作词人。—译者注

[7]裴多菲·山多尔（1823－1849），匈牙利爱国诗人和英雄，自由主义革命者。他被认为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同时是匈牙利著名的爱国歌曲《民族之歌》的作者。—译者注

[8]卡罗伊·基什福卢迪（1788—1830），匈牙利剧作家、艺术家，国家戏剧的创始人。—译者注

[9]塞切尼·伊什特万（1791—1860），匈牙利政治家，政治理论家和作家。他被认为是匈牙利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被许多匈牙利人称为“最伟大的匈牙利人”。—译者注

[10]萨罗斯是匈牙利王国的一个行政县，位于现在斯洛伐克东北部。—译者注

[11]拉约什·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政治家，匈牙利民族英雄，1848年革命领导人，担任革命中独立的匈牙利共和国元首。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海外。—译者注

[12]1830年到1831年，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在华沙起义，后被俄罗斯军队血腥镇压。—译者注

[13]18世纪末，法兰西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匈牙利的民族民主运动。匈牙利先进的知识分子以雅各宾派的方式建立秘密团体，准备发动革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未能成功。—译者注

[14]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罗斯小说家、哲学家、短篇小说作家、散文家和记者。—译者注

[15]弗朗基谢克·拉吉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1799—1852），捷克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捷克民族复兴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16]菲拉赫，奥地利南部克恩滕州的一个城市，是重要的交通枢纽。—译者注

[17]瓦尔纳，位于黑海西岸，是保加利亚黑海沿岸最大的城市和海滨度假胜地。—译者注

[18]斯库台，位于阿尔巴尼亚西北部斯库台州，临近斯库台湖，是斯库台州的首府，也是最具历史的阿尔巴尼亚城市之一。—译者注

[19]伊利里亚主义，19世纪巴尔干地区的民族主义者重拾“伊利里亚”这个古老的民族名称，人们用“伊利里亚主义”表达摆脱外国控制的愿望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政治思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