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二世与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奥匈帝国史（下）

（1815年到1835年）

1815年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似乎终结了法兰西大革命时代。接下来的几年就是一段极其艰苦的整顿时期。这段时期，欧洲的君主因从革命中拯救了王冠和土地而欢欣鼓舞，并联合抵制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带来的民主思想。

在带领臣民回归旧政权统治的君主中，没有谁比弗朗茨二世更热心了，并且没有谁能像他的大臣克莱门斯·冯·梅特涅那样竭尽心力了。然而，弗朗茨二世思想平庸，性格卑劣。他无法理解那些伟大的事物，只过分热衷于琐碎之事。弗朗茨二世热衷于撰写文件并对公众进行控制。德意志历史学家安东·海因里希·施普林格说，弗朗茨二世喜欢狩猎并乐于参加各种音乐会，并一直在寻觅任何可能成为音乐演奏团队的人。他忌妒任何像卡尔大公或约瑟夫·拉德茨基·冯·拉德茨的人，因为这些人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一次，因为猜疑、忌妒，弗朗茨二世甚至私自打开了卡尔大公的家门。有时，他甚至因这种性格而做出极端残忍的行为。1820年，布拉格的学生发生暴乱。由于找不到始作俑者，弗朗茨二世便强迫所有成绩不佳的学生应征入伍。弗朗茨二世的专制主义思想自然造成了他极端自私的性格。这种自私让他把人民和各省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然而，像前任君主一样，弗朗茨二世知道如何用父权制掩饰自己的专制，而这总能让头脑简单的人感到满意。在没有代议制政府的情况下，监察员充当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代理人。和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五一样，弗朗茨二世对丑闻很感兴趣，既把它当作一种消遣方式，又把它当成一种政府管理手段。在对君主政体的支持方面，弗朗茨二世认为没有谁能比得上天主教了。弗朗茨二世认为，约瑟夫主义通过攻击宗教削弱了君主政体。1821年，弗朗茨二世对莱巴赫大学预科部主席说：“要坚持旧有体制，因为旧有体制是好的；如果我们的祖先对此感到满意，我们为什么不满意呢？今天的新思潮很超前，但我不赞成，也永远不会赞成。我不需要博学多才之士，我要的是忠诚的臣民。就是这样！服侍我的人必须照我的吩咐去做，这是他的职责。有做不到这一点或有新想法的人，可以离开我们；否则，我就将他遣送出去。”还有一次，弗朗茨二世对法兰西王国大使说：“我的人民彼此陌生，越是这样越好。这样他们就不会同时染上同一种疾病。在法兰西，热病来临时，便会在当天传染给所有人。我派匈牙利人去意大利，意大利人去匈牙利，这样大家就可以彼此照顾了。他们彼此不了解，彼此憎恨，但正是这种厌恶才会产生秩序，而他们之间的仇恨则能确保普遍的和平。”

弗雷德里克·施莱格尔

亚当·米勒

有了这样的原则，弗朗茨二世尽最大努力使奥地利帝国不受来自法兰西的科学和思想的影响。新闻审查制度非常严厉，文学被认为是危险的。有一些杰出人物，如弗雷德里克·冯·根茨、弗雷德里克·施莱格尔[1]和亚当·米勒[2]，都曾为奥地利帝国效力，但他们的作品都是专门针对外国人的宣传品，在奥地利几乎无人知晓。那些真正具有天赋的人少之又少，即便有也会受到怀疑。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成功获得了弗朗茨二世的信任。战争已经结束，弗朗茨二世不再需要那些将军了，但欧洲岌岌可危的状况使他需要一位外交官来保证奥地利帝国在议会中享有首要地位。这位外交官就是曾谈判《维也纳条约》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没有干涉奥地利帝国的内政，但其外交政策对国内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国外出生，对弗朗茨二世统治的各国的历史知之甚少，对奥地利历史遗留的固有问题和民族成分问题漠不关心。作为出生于18世纪的人，克莱门斯·冯·梅特涅鄙视历史，丝毫不了解当时人们迷茫、不满和焦虑不安的表面下的革命烈焰。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之所以享有崇高地位及连续不断的好运，倒不是因为他有多能干，而是因为他有着坚定的目标并能善用周围诸多的有利因素。1813年到1815年，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在为奥地利帝国工作期间，奥地利帝国不断取得战争的胜利。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善于谄媚迎合，能够很幸运地与两位君主[3]打交道。这两位君主太懦弱了，谁也离不开他，都把外交事务完全交由他处理。安东·海因里希·施普林格说：“弗朗茨二世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相互取长补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对政府管理细节一无所知，也从不干涉内政；而弗朗茨二世很重视这些。弗朗茨二世已经达成一项协议以维持秩序，并决心执行协议，以使奥地利帝国维持在一种完全平衡的状态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坚持让各邦国屈从于奥地利帝国，这样便能在各国全权行使自己的权力。对弗朗茨二世来说，绝对主义是情感问题；对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来说，这是理性问题；正是由于弗朗茨二世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妄自尊大，他们才把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如果他们的利益得到了满足，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就得到了满足，并且他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政治阴谋者比杀父者好不到哪儿去。但作为国家资源的管理者，他们都毫无责任感。”

也不能说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奉献就是完全无私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并不是不屑于接受外国诸位亲王提出的价码，其对公共资金的管理方式表明，他并不相信自己会需要一大笔钱。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英明果敢不止一次地震惊了维也纳—按一个当代人的说法，在维也纳这座奢华又腐败的城市，居民就像冬眠的动物一样生活。实际上，在奥地利帝国诸邦国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目标是使人民听命于奥地利帝国，并维持奥地利帝国的军事成功和外交在其他国家为奥地利帝国带来的威望和领导地位。

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和弗朗茨二世开始着手充当欧洲监察官的角色。在他们看来，革命无论在哪里发生，都会威胁奥地利帝国自身。由于拥有德意志、意大利和波兰的领土，奥地利帝国比其他国家更有可能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侵蚀。早在1815年，意大利人就密谋发起一场秘密战争[4]，并成立了许多秘密组织。经过多年的艰苦斗争，这场秘密战争终于在意大利的复兴中结束了。在普鲁士王国，学生和开明之士都要求知识自由和建立立宪政府。1819年，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决定拒绝人们所有会危及国家利益的要求及制止他们危及国家利益的活动，并制订了著名的《卡尔斯巴德决议》[5]，以限制自由主义。1820年，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被迫为臣民颁发了一部宪法。1820年和1821年，奥地利帝国分别在特罗保和莱巴赫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镇压意大利革命的方法。这次，俄罗斯帝国加入了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的阵营，共同镇压革命。尽管遭到英国和法兰西王国的抗议，俄罗斯帝国、奥地利帝国和普鲁士王国还是共同提出了管理意大利事务的权利主张。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出席了莱巴赫大会，宣布放弃他曾做的让步。一支奥地利军队护送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四世回那不勒斯，并恢复了他对那不勒斯的全部权力。几天后，一场类似的革命运动在皮埃蒙特被奥地利军队镇压，之后，奥地利军队留在了那不勒斯王国和皮埃蒙特王国。大约在同一时间，文雅可敬的西尔维奥·佩利科[6]，因触犯爱国主义原则，被关进斯皮尔伯格的地牢。西尔维奥·佩利科的著作《我在监狱的日子》被多次翻译，得以被整个欧洲阅读，至今仍是意大利主宰奥地利帝国最有力的控诉。

西尔维奥·佩利科被逮捕

弗朗茨二世奖赏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授予其奥地利首相的头衔，以表彰他取得的这些来之不易的成就。当时的人说：“欧洲赞美、忌妒或诅咒奥地利拥有的权势，但从不会想起奥地利普通百姓所做的努力，而只是想着那些诸侯和大臣做了多大贡献。”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异常兴奋。一次，他对俄罗斯帝国沙皇说：“如果革命发生的及时，你就会知道什么叫革命。”此后，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认为欧洲的一切事务都可以交由各种议会处理，而奥地利帝国自然会在议会中起主导作用。维罗纳会议[7]于1822年召开，其特定目的就是干涉西班牙革命。奥地利帝国利用这次法兰西王国的复辟，干了一件非常不光彩的事。维罗纳会议还决定，奥地利军队应撤离皮埃蒙特，只在那不勒斯保留一小支驻军。奥地利军队引起了皮埃蒙特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人们的极度恐慌，意大利人一提到奥地利军队就恐惧。“德意志人滚开！”成了意大利爱国者的口号。这些德意志人大多是马扎尔人、斯拉夫人、斯洛文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他们无意间成了压迫政策的执行者，但同时是受害者。

奥地利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友好关系在反对拿破仑·波拿巴时期的许多共同事业中都有所体现。现在，在长期困扰欧洲外交官的近东问题[8]上，这种友好关系再次彰显。1820年，希腊革命[9]序曲拉开，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奥地利帝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动的诸多战争，奥地利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边界上存在的问题及奥地利的民族构成，似乎都在表明奥地利帝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基督教教徒的保护者，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那些有可能发动起义的省的拥有者。匈牙利国王的继承人可能会对波斯尼亚和保加利亚主张权利，这种主张比最近在加利西亚问题上所做的权利主张更现实。然而，此前的几个世纪里，奥地利因处理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而太过繁忙，无法关照其在东欧的事务，而奥地利的政客本应看到奥地利在东欧应获得的最大利益。约瑟夫二世宣布，他将遏制长期受欧洲诅咒的野蛮人，但在完成此计划前就病逝了。奥地利一直将精力放在自己与法兰西的斗争中。俄罗斯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稳步增强，因为不管从种族方面还是从宗教方面来说，巴尔干半岛的人都与俄罗斯帝国凝心聚力。

19世纪初，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驱逐了土耳其人，并随后在匈牙利边境建立了一个独立公国[10]。不久，一部分希腊人聚集在希腊老城区，另一部分人则分散在从爱琴海到多瑙河的海岸，开始梦想自己的自由。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和他的主人弗朗茨二世觉得没有能力完成约瑟夫二世的计划，所以常常把所有敢于争取独立的人视为敌人。在莱巴赫会议[11]上，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费了很大力气才说服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相信革命运动存在风险。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

罗伯特·斯图尔特

1821年3月29日，维也纳官方公报装模作样地宣布，亚历山大一世一点也不赞成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12]的冒险行动，因此，就把这位革命家赶出了俄罗斯军队，并在君士坦丁堡法庭上否认了他的丰功伟绩。事实上，维也纳宫廷更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土耳其和希腊的情感。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一越过俄罗斯边境进入特兰西瓦尼亚，便立即被逮捕并被关进监狱，其大部分同伙也被拘留关押。在希腊革命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看到的只是一群反抗君主的反叛分子，而非希腊革命的支持者。许多反抗的臣民认为，通过驱逐土耳其人，奥地利帝国可以扮演解放被压迫人民的光荣角色，也可以为自己在地中海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必须承认，从某种程度上说，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反感希腊人，是基于对俄罗斯帝国的恐惧。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首要任务是，竭力促成奥地利帝国和英国的友好关系。1821年，在前往汉诺威的途中，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与罗伯特·斯图尔特进行了会晤，并承诺会相互合作。英国将利用自己在圣彼得堡的影响力，奥地利帝国则会利用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实现欧洲的稳定与和平。亚历山大一世首次对此做出让步，而出席维罗纳会议的希腊使者并未被接见。1823年，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一世和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伦贝格会面，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则与卡尔·涅谢尔罗迭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谈。然而，希腊人不断取得的成功严重干扰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和平计划。此外，尽管亚历山大一世深受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影响，却还是无法去忽视俄罗斯帝国的利益或其浪漫的人道主义思想。1824年，为了安抚希腊人，圣彼得堡召开了一次会议。奥地利帝国参与了圣彼得堡会议讨论，但倾向于将希腊问题搁置并阻止达成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1825年12月，亚历山大一世的驾崩并没有让局势发生丝毫改变。沙皇继任者尼古拉一世表示，他愿意在多瑙河公国[13]和希腊边境规范问题上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友好协商。多亏了奥地利帝国的干预，一切似乎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奥格斯堡公报》写道：“那些致力于扰乱公众安宁的叛乱者的希望破灭了。君主应该联合起来，粉碎任何形式的革命，要放弃暂时的利益，坚持神圣联盟[14]体系。任何偏离此路线的政治家都是王权和人民的敌人。作为欧洲大陆的主要政治家，多年来，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主持的那些明智的会议一直都在维护欧洲的和平。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始终忠于自己，尽管遭到敌人的攻击，也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回再次挫败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但就在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获得认可并享受这些赞美之词，并相信自己控制了欧洲时，俄罗斯帝国与英国的计划让他惨败。1826年4月，英俄两国在伦敦签署了《伦敦议定书》，同意为希腊人的利益干预冲突。与此同时，奥地利帝国因其政策含糊不清，在东欧贸易中大大受挫。希腊海盗袭击了奥地利帝国的商船，仅1826年一年就掠夺了二百艘奥地利商船。英国认可了希腊海盗的掠夺行为；奥地利帝国尽管对此未表态，不过，至少不得不承认希腊有权扣押载有战争违禁品的奥地利商船。1826年7月，法兰西同意了《伦敦议定书》。就这样，英、法、俄三国将舰队派往地中海以支援希腊。

卡尔·涅谢尔罗迭

亚历山大一世驾崩

纳瓦里诺海战

1827年，纳瓦里诺海战[15]使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希望遭受致命一击。欧洲坚决拥护希腊人的革命事业。1828年，俄土战争爆发，维也纳一片混乱，人人自危。奥地利帝国确信俄罗斯帝国对希腊革命的支持，因此，弗雷德里克·冯·根茨写信告知第三代斯坦厄伯爵普查尔斯·斯坦厄普[16]，说尼古拉一世将向君士坦丁堡推进。但奥地利帝国既没有财力，又没有强大的军队和盟友来阻止事态发展。就连法兰西人也对奥地利帝国怀有敌意。法兰西国王查理十世宣布，如果尼古拉一世的军队向奥地利帝国发动攻击，他会静等战果，但如果奥地利帝国发起攻击，他便会立即还击。然而，俄罗斯帝国在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829年9月，俄土战争结束，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订了《亚德里亚堡条约》，该条约承认希腊独立，承认多瑙河公国归俄罗斯帝国管辖，从而大大损害了奥地利帝国的商业利益。

俄罗斯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签订《亚德里亚堡条约》

对奥地利帝国来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失败是一场真正的灾难。维也纳内阁的威望受损，其在欧洲的大部分影响力也丧失了；毫无疑问，英国和俄罗斯帝国完全不需要依赖奥地利帝国。在外交界，维也纳政治家的狭隘思想受到公开谴责。因此，想要赢得弗朗茨二世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的好感，只需公开反对现代的开明思想就够了。1821年，里斯本颁布了一部宪法[17]。克莱门斯·冯·梅特涅认为这有辱奥地利帝国的尊严。即便里斯本在遥远的大西洋沿岸，弗朗茨二世也认为这部宪法是一种威胁。因此，人们可以很容易理解1830年7月那场革命[18]在维也纳引起的恐惧。波兰发生的事[19]给奥地利帝国带来的危险更直接。在维也纳会议上，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曾抗议将华沙公国割让给俄罗斯帝国，而此时此刻，奥地利人因土耳其战役对俄罗斯帝国产生深深的怨恨。为争取民族独立，加利西亚人兴奋不已；由于害怕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匈牙利人便称国家的未来会因莫斯科民族的发展而受到损害，因此，要求干预波兰的起义。斯拉夫人则因本种族之间的冲突而感到不安。甚至连一些德意志人，要么是有自由主义倾向，要么是因为宗教信仰，都更支持波兰。与对希腊问题的政策一样，维也纳内阁对波兰问题的政策也模棱两可。维也纳内阁派一支奥地利军队驻扎在加利西亚边境，以防波兰叛乱分子进入奥地利领土，同时防止武器被运至波兰。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依然留在华沙，普鲁士王国则撤回军队。从外交礼仪角度来看，普鲁士王国的做法是正确的。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并没有宣布他打算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镇压波兰叛乱分子。在《奥格斯堡公报》中，弗雷德里克·冯·根茨甚至同情这些叛乱者。在维也纳政界，一位奥地利大公甚至在谈论波兰的王位问题。当波兰人民起义达到高潮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提出调解，但立即遭到拒绝。俄罗斯帝国对待波兰就如同征服者对待被征服者一样。

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

与此同时，意大利再次爆发骚乱。1831年2月，帕尔马和摩德纳的人民反抗奥地利君主。奥地利帝国担心革命会延伸到伦巴第和威尼斯。这两个地方可是奥地利帝国自1815年以来占领的意大利肥沃的省，其年收入可达五千七百万到五千八百万美元。考虑到这一点，奥地利军队进入摩德纳和帕尔马，并占领了使馆。但由于遭到法兰西王国的抗议，奥地利军队很快就被迫放弃了这些使馆。然而，1832年，意大利的叛乱再次爆发。应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的请求，奥地利军队再次进入教皇领地。法兰西军队则占领了安科纳。就这样，奥地利帝国继续推行其错误政策，加紧控制排斥它的意大利，暂时把波兰抛掷一边。如果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雅盖隆家族的继承人够聪明，能勾起人们对过去传统的回忆，激起波兰天主教教徒的感情，并唤起人们对古老的三国联盟的回忆，波兰也许会非常热情地接受奥地利帝国。在德意志，尽管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并不能影响每个国家和每位君主。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不止一次抱怨各国政府的软弱，抱怨他们在人民发生叛乱后接受人民强加给他们的法律，并抱怨各国人民因“七月革命”的误导而犯了错误。至于那些君主，则不得不忍辱妥协，还要心情愉悦地向这位有权势的大臣求助，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也确实维护了他们的利益。

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三个宫廷之间召开了许多类似于莱巴赫和特罗保会议的联盟会议。1833年9月，俄、奥、普三国君主在慕尼黑城堡举行会谈并签署了一项条约，该条约再次确认了三国联盟—也许是更好地证明了这三位君主的阴谋。按照该条约，任何政治难民都不会在这三个国家得到庇护，所有逃犯都要被移交。针对法兰西再次出现的自由主义精神，条约规定要采取预防措施。万一法兰西政府无法镇压国内各种反对外国的革命起义，三位君主则保留干涉的权力。然而，奥地利帝国虽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了强硬政策，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对境内事态的发展无能为力。(www.xing528.com)

奥地利帝国的财政状况很严峻，尽管弗朗茨二世和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努力压制新的政治思想，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出现了。奥地利帝国为作为欧洲的仲裁者和欧洲旧秩序的恢复者这份荣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811年，奥地利政府公布的一份文件直接宣告奥地利帝国破产。1813年发行的四千五百万张预期钞并没有减轻纸币发行带来的压力。奥地利财政大臣约翰·菲利普·施塔迪翁被要求重新整顿国家财政，但他发现整顿任务举步维艰。1815年的远征费用已由一笔五千万英镑的贷款支付，而政府支付的金额还不足四千万英镑。征税金额不断增长，直到把纳税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奥地利帝国从反对拿破仑·波拿巴的战争中得到了近五千万弗罗林的赔偿。从1792年到1814年，补偿金总额超过了一千一百万英镑。为了使收支平衡，奥地利政府需要一笔新的贷款，但奥地利政治家可能没意识到发起新贷款的重要性。约翰·菲利普·施塔迪翁制订了一项计划来解决这些麻烦。奥地利政府不再发行纸币，开始设立奥地利国家银行，负责管理战争赔偿中形成的一笔偿债基金。但这家银行的纸币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而是落入股票经纪人之手。因此，奥地利政府必须尝试其他计划，增加新贷款以偿还旧贷款。正在这时，维也纳的著名银行—巴林银行、拉布谢尔银行、教区银行、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开始崛起，并开始在每个欧洲国家发挥重要作用。人们非常形象地形容维也纳是金融界的中心，管理着整个欧洲的公共债务，就好像管理自己的私人财产一样。

约翰·菲利普·施塔迪翁

匈牙利王国从不愿意接受任何国家的税收制度。直到1827年奥地利帝国在每个省的边界都设立了关税机构，匈牙利王国才迫不得已接受奥地利帝国的税收制度。这种严格的关税制度使匈牙利王国内的所有行业陷入瘫痪之中。从经济角度来看，弗朗茨二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事是在的里雅斯特成立了奥地利劳埃德公司，该公司已成为一家重要的海上航运公司。

我们已论述压在奥地利每个人身上的压迫制度。一名监察官负责监视公民的生活，新闻审查制度使每个舆论都要接受审查。信仰自由受到限制，让人非常恼火。公共教育完全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任何人不允许去外国大学学习，奥地利政府拒不承认议会的权力。然而，尽管如此，公众舆论正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奥地利缓缓朝自由迈进。

[1]弗雷德里克·施莱格尔（1772—1829），德意志诗人、文学批评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印度学家，弗雷德里克·施莱格尔和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都是德意志耶拿浪漫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译者注

[2]亚当·米勒（1779—1829），德意志公共政策家、文学评论家、政治经济学家、国家理论家和经济浪漫主义的先驱。—译者注

[3]此处指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二世和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译者注

[4]此处指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意大利被肢解为八个封建邦国和地区，除撒丁王国外，均直接或间接受奥地利统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意大利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武装斗争。—译者注

[5]《卡尔斯巴德决议》，指1819年8月31日德意志邦联议会通过的反民族主义、反自由主义决议，包括四项法律。—译者注

[6]西尔维奥·佩利科（1789—1854），意大利作家、诗人、剧作家和意大利统一时期的爱国主义者。—译者注

[7]维罗纳会议，五国同盟于1822年10月20日在维罗纳召开的最后一次常规会议，是19世纪初欧洲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参与国共有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法兰西及英国，会议决定镇压欧洲革命活动。鉴于英国无意以镇压革命为名干预别国内政，因而与上述四国不合，最后英国退出欧洲协调机制。—译者注

[8]近东问题或东方问题，是欧洲近代史上围绕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落出现的一连串政治及外交问题。近东问题并非单指一个问题，而是包括出现于18世纪、19世纪及20世纪的多个问题，其中包括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治下的欧洲地区的不稳定问题。—译者注

[9]希腊革命，1821年到1832年，希腊革命者发起的成功反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独立战争。希腊人后来得到俄罗斯帝国、英国、法兰西王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援助。—译者注

[10]此处指塞尔维亚公国，历史上存在于巴尔干地区的一个国家，在1804年到1817年塞尔维亚革命后成立。—译者注

[11]莱巴赫会议，是特罗保会议的延续，因为两西西里王国的斐迪南四世被迫立宪，于是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将会议移至莱巴赫（今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听取斐迪南四世的申诉。根据1820年奥地利、俄罗斯及普鲁士签订的《特罗保条约》，各国应干预那不勒斯的革命。因此，斐迪南四世被邀请出席会议，以便共同落实干涉政策。—译者注

[12]亚历山大·伊普西兰蒂（1792—1828），出身于显赫的法那尔希腊人家庭，多瑙河公国亲王，拿破仑战争时期曾在俄罗斯帝国军队中担任高级指挥官。后成为友谊社领导人之一，参与了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希腊独立战争。—译者注

[13]多瑙河公国不是指一个国家，而是指当时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两个多瑙河沿岸的公国。瓦拉几亚指现在的罗马尼亚（地区），有时候这一概念也会将当时的塞尔维亚囊括在内。后来，摩尔多瓦并入苏联，罗马尼亚在凡尔赛和会上获得奥匈帝国（原属摩尔多瓦）的领土布科维纳及匈牙利王国东部的广大地区，两国均为独立国家。—译者注

[14]神圣联盟，指奥地利帝国、普鲁士王国和俄罗斯帝国等强国的联盟，在最终击败拿破仑·波拿巴后，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成立。—译者注

[15]纳瓦里诺海战，希腊民族解放革命时期（1821－1832），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湾（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沿岸）爆发的海战。英、法、俄联合海军摧毁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埃及的联合武装。这场海战是历史上最后一场完全以帆船作战的海战，因而著名。—译者注

[16]第三代斯坦厄普伯爵查尔斯·斯坦厄普（1753－1816），英国政治家及发明家，发明斯坦厄普印刷机，该印刷机是生铁制造，比当时流行的木制印机更耐用。—译者注

[17]19世纪20年代，葡萄牙开始宪政运动，1821年里斯本宣布颁布宪法，1822年则由一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了葡萄牙历史上第一部宪法。—译者注

[18]此处指法兰西七月革命，是1830年欧洲的革命浪潮的序曲。因为波旁王室的专制统治令经历过法兰西大革命的法兰西人难以忍受，所以他们群起反抗当时法兰西国王查理十世的统治。这次革命的成功是维也纳会议后欧洲革命运动的首次成功，鼓励了1830年及1831年欧洲各地的革命运动，标志了维也纳会议后由奥地利帝国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组织的保守力量未能抑制法兰西大革命后日益上扬的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浪潮。—译者注

[19]此处是指1830年到1831年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