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部落的形成与发展——《十二世纪·英雄世纪》中的成果

景祖时期形成了女真庞大的军事部落联盟,但联盟内部在当时并不是十分团结和巩固的。 联盟内部的主要斗争是围绕联盟首长和国相而发生。 跋黑是世祖的叔叔,不但不可以担任联盟长,还被世祖命他为勃堇,根本没有领兵的权利。桓、散达也因为其父雅达被夺去国相位置而心生不满,温都部乌春及纥石烈部腊醅、麻产也与联盟有矛盾,于是联合起来反抗。

肃宗与穆宗时期,这种斗争仍然存在,在穆宗继位之初,诸父之子习烈、斜钵与诸兄都反对联盟首长和国相的位置都是他一人担任,还好这时同部完颜欢都威胁他们,这才没有形成大的动乱。 经过世祖到穆宗的一系列斗争,部落联盟才逐渐巩固下来,“自景祖以来,两世四主,志业相因,卒定离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金盖盛于此”。 在发展和巩固联盟中,太祖完颜阿骨打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建议取消地方都部长的称呼,把名称集中到完颜部首领一人身上;他建议令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驰驿,把号令统一到联盟中来。

可以看出,女真部落联盟发展的层次,开始的时期先把亲近的分散的氏族部落联合起来,逐步成为众多的地方的小联盟,紧接着是把分散的不持久的小联盟结集成为大的联盟,最后以完颜部为核心,成为一个统一的巩固持久的庞大的联盟,这样国家产生的条件就具备了。 从领地看,由氏族部落的领土发展为地方的小联盟和大联盟的领地,最后统一为一个共同的领地。 女真建国前,已经不是氏族血缘,而是以部族的地缘为主要基础。 国家建立前,女真族已经具备了所有由氏族社会向国家转变的条件。

国家形成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地域,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以地缘为特点的城堡、村寨组织在各地普遍出现。 在城堡、村寨组织中主要是由血缘构成的家族,还有非血缘的居民,一个家族组织由本家族的成员和来自非本家庭的奴隶(即隶人、奴婢、部曲)或收养的人组成,后者通称之为“家人”。 这些家族的奴隶不同于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他们社会地位稍高,还可以随同当兵。 一般平民被称为庶人或部民,氏族贵族是指那些“官属”和“耆老”。

女真人在军事部落联盟时期,就一直存在着由氏族贵族组成的贵族议事会和群众大会。 《金史·太祖纪》中就有记载:“民间多逋负,卖妻子不能偿,康宗与官属会议,太祖在外庭以帛系杖端,麾其众,令曰:‘今贫者不能自活,卖妻子以偿债。 骨肉之爱,人心所同。 自今三年勿征,过三年徐图之。’众皆听令,闻者感泣,自是远近归心焉。”这是记述一次贵族议事会(在内庭)与人民大会(在外庭)同时召开的大会。 会议的召集与主持者是康宗,贵族议事会参加者是诸官属,议题是讨论民间逋负与如何还债的问题。 先由内庭议事会讨论作出解决方案,然后由太祖在外庭群众大会上宣布。“众皆听令”,即参加大会的民众一致通过,“闻者感泣”,表示未参加大会的也表示拥护,方案的公布取得了“远近归心”的效果。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议事会慢慢就转变成官僚机构,也就是由皇帝(原都勃极烈)主持的诸勃极烈(中央的最高统治机构)所代替。(www.xing528.com)

女真人在氏族社会时期,氏族部落中就已出现了类似于私人家族性质的家兵和部落兵——猛安、谋克。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临时性的,慢慢发展就成为常设的军队,猛安、谋克长成为军职的氏族贵族,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为生产、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 《金史·循吏传·序》记载:“金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 太祖(即皇帝位前一年)命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郡县置吏之法。”原本以夫计的军事组织转变为以户计的地方行政组织,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种制度是为建立国家而制定的。

在氏族社会时期,女真族内还没有出现私人土地所有制,但是家族的占有制已经出现,土地所有制的最高领导人是国家的代表者君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土地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一种形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勃堇与勃极烈成为国家的一般官吏与高级官吏,史称为官人和大官人。 勃堇、勃极烈的官制化则与猛安谋克成为社会统治的官(政事)与职(军事)的区别。 其实猛安谋克本身也分为军官、地方官与封爵。

女真人在由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将完颜部所确定的新条教的努力推行,催化了女真统一民族的形成,对社会的变革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女真各部族制度的统一。 女真人由原本分散的部族发展为统一民族的过程,也就是国家的形成过程,除内部的原因外,外部的原因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完颜阿骨打时代初期,女真和辽朝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还在维持着,他们的首领接受辽朝的封号,定期向辽朝进贡,当辽朝遇到军事行动时则需要派兵从征。 辽朝地域辽阔、文化先进,这让以渔猎为生的女真人感到畏惧和羡慕,但在长此以往,也产生了不少矛盾。 辽朝人在贸易中任意压价,以及用各种名目敲诈勒索,这些胡作非为都让女真人难以忍受。 女真人为了防御契丹,维护自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女真共同民族意识的形成,一起反抗辽朝的残酷剥削与压迫,更使女真政权建立的过程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