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影社会历史批评：发展与现状

作为沟通电影作品与观众、产业及其艺术之间桥梁和纽带的电影批评，自电影产生之日起就是电影创作和生产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可以说，世界历史上每一次电影艺术创作高潮的出现，每一次电影工业最富活力的出现，都离不开电影批评富有创造力的推动和引导。中国电影有着自身的发展路线和民族特色，而电影批评一直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也一直对中国电影的创作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引导作用。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从20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批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波澜起伏的螺旋型发展过程，从“五四”时期的电影批评到抗战时期电影批评，从解放后新中国电影批评到“文革”中的电影批评，最后到进入新时期后的电影批评，电影批评正在不断的向前迈进。作为一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电影批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地位起伏，变化不定。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唯我独尊，到之后的跌落冷宫而又复兴超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社会历史批评历经了曲折与辉煌，迷茫和探索。新世纪，随着电影理论与创作的发展，社会历史批评将会起到什么作用又将走向何方？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随着电影产业日益成为中国文化经济的主要力量，这一文化产业链条中颇具文化含量的一环——电影批评的作用便越来越重要。但是，随着启蒙时代的退隐，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逐渐成为都市现实，电影批评的地位开始不断坠落。无论是形而上的思考或是形而下的辨析，应该说，都受到了媒介文化、快餐文化、娱乐文化的巨大冲击。然而，中国电影要想取得长久的、可持续的发展，来自电影批评的贡献必不可少。因此，电影批评必须明确对创作者、观众和电影事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坚持正确批评导向，提高批评水平，进行客观公正的批评，以保证电影创作事业的健康发展，这对当代电影批评来说不只是一个学术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批评发挥实践作用的问题。

当今的电影创作要大繁荣大发展，电影批评就必须负起应尽的责任。然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追求市场最大经济利益似乎变成了电影创作的目的。在一切以“票房收入”为指标，以“娱乐养眼”为目的的驱使下，电影创作淡化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甚至泯灭了自己的艺术良心和良知。电影创作或是仅仅作为消闲娱乐或游戏的手段而存在，嘲弄英雄，躲避崇高，消解价值，放逐文明，电影作品成了“逗乐儿、解闷儿的”，作为严肃的精神劳动的电影创作变成随意性的情感宣泄或轻松的游戏；或是远离现实，远离生活，毫无顾忌地贬斥道德，成为“假恶丑”的展览；或是在利益的诱惑下，沦为快餐文化，变成了经济的奴役……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之一的电影艺术，在向现代化和产业化转化的今天，其社会功能正在被淡化和肢解：电影艺术作品所承载的人文思想、道德价值大有被扫地出门的态势，而一些怪诞、颓废、消极的作品，反而被视为现代、时尚、个性化，受到大力追捧。这样的电影作品大量出产并广布流传，不仅与电影的自身发展逻辑极不协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大主题极不协调，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极不协调。

电影批评的基本性质与功能，不仅仅在于对电影现象进行描述与阐释，更重要的还在于，站在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立场上，对当代电影现象进行审美评判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个时代的电影发展趋向给予规范与引导。一方面，它要求电影通过创造具有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以丰富人们的知识，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从而维护或破坏某种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把电影作品视为社会的写照和反映，电影可以通过艺术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值得赞美的，什么是恶的，应该抛弃的，以影响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世界观，达到教育和宣传的作用，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因此，电影批评对电影创作的发展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从当前的电影批评存在的种种问题来看，是社会普遍低估了这种作用，电影批评界自身也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这种责任，由此造成了当今电影批评的某些缺失，不利于当代电影创作及批评自身的健康发展。

当今，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点。电影作为当代最有活力、最形象生动的大众艺术和现代媒体，深受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的喜爱，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传播先进文化和和谐文化的主力军和主阵地，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载体，肩负着凝聚力量、鼓舞人民的重大使命和责任。因此，电影创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在这一空前宏伟的历史大业中发挥其无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净化、美化人们的心灵，鼓舞、升华人们的精神，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使之真正成为“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语）。这就要求电影创作不遮蔽责任、逃避责任，而是正视自己面临的社会责任，增强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绝不因市场上一时对电影的娱乐性的畸重而摒弃电影的审美教化功能，绝不因创作环境、创作氛围的空前宽松而泯灭自己的艺术良心和良知。显然，电影创作和批评界目前的现状显然有悖于电影自身发展逻辑，也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应当说，我国当前电影批评界出现的种种症状，说到底是电影批评没有履行应有的职责。这也对社会历史批评提出了要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社会历史批评以强烈的责任意识、鲜明的实践性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留下了深厚的足印和显著功绩。同样，现实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社会历史批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在当下，繁荣电影艺术创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理应是电影批评担负的责任。因此，在当下电影批评界中，社会历史批评仍然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倡导“美学—历史”批评的精神，以强烈的现实关注精神和责任使命感，帮助电影批评走出茫然与沉沦，从而发挥电影批评应该具有的职责和作用。因为当今电影批评所缺失的东西，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是保证电影健康繁荣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东西。从这个历史责任感考虑，我们认为，应该运用开放性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站在当代最高的世界观水平和当代审美高度对电影创作进行社会的、历史的、美学的分析，对当前电影创作中种种不良的甚至是错误的倾向进行纠偏救弊、价值引领，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不断向前迈进。

中国电影批评植根在中国土壤中，就不能不受到环境、背景影响，也不能不受民族传统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前后移植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与相应的批评方法，但这些批评方法都是西方特定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每一种批评方法都有适宜自身产生发展的气候与土壤，并且它们的成就并没有像人们所宣称的那么大，其本身缺陷和不足还有待人们去深入地认识和研究。玛丽·普维就指出：“学者们对各种各样的批评探索的成功所作的许多断言中夸大了新历史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基于身份的批评等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就。更具体地说，我认为新历史主义没有真正解决对过去文本进行研究所遇到的问题，也没有十分清晰地把这些问题概念化。出于同样的原因，结构主义者通常夸大了他们所考察的各种事件之间的连续性，解构主义批评家往往过于轻易地从文本和其他以语言为基础的作品转移到行为和事件中，而在行为和事件中语言只是其中的一个成分而已。女性主义者和身份理论家也夸大了他们干预的重要性，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简化了教学评论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批评方法的实践者都宣称他们成果和方法的适用性，但他们似乎并不能充分证明他们的观点。”[1]

可见，这些来自西方的各种新批评方法，后面有着哲学色彩浓厚和概念体系庞大的电影理论支撑。但是，这些电影理论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偏执，往往只是注重甚至是夸大电影的某一方面的特性，而对其他的避而不见，不能全面、综合地看待电影整体。同时，过于偏重于理论，也使批评家在对影片分析时失去了新鲜的主观感受，常常忽略影片本身的艺术特性，致使对某部影片的批评变成对理论的注解，使阅读者只见理论不见影片。因此，从总的趋势来说，这些批评方法过于注重理论的阐释，往往无法阐释电影的艺术特性，同时也无力顾及电影的社会价值。如果说电影创作是一种符码化构成，那么，这些批评方法就是一种逆向的解符码化过程。它们不再寻求影像世界相对于现实世界的合理性和合法化，不再把人看作理想化的主体，于是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人物性格的分析，也不会再有对人性的歌唱和某种文化形态的推崇。因此，它们也并不是从建设性的方面来构建和修复当代社会的乐观认识和信仰，以使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和精神结构得以健全和完整。显而易见，这些林林总总的新方法，在理论上都是有欠缺，虽然在电影批评界轮番上场，热闹非凡，但并没有留下可供称道的价值文本和可供借鉴的批评实践，对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并无实际的引导和纠偏作用。

当前，中国电影批评正处于十字路口，正处于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清理、自我转化、自我整合和学理化的重建中。但是怎样清理、怎样整合、怎样进行创造性的重建，这涉及到很多问题。但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艺批评理论和方法，形成中国批评模式和思潮，在中西方视野融合和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努力建设和发展科学的、完整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批评方法论体系。这就要求，一方面，我们需要从文艺实践、现实批评对象出发。因为，某种批评方法的诞生，总是由批评对象的特定需求所致；某种批评方法的意义和效用，也总是由在实践中成功地把握住了作品的内涵和文艺现象的本质而成为可能。因此，对于创造性地整合和重建来说，不可能预先理论地预设什么，而必须从脚下现实文艺实践的需要和要求出发，从批评理论自身的规范出发，因为正是现实的文艺问题和理论规范性以自己的要求选择着当代批评的批评方式，它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其中隐含着事物本身内在的要求和逻辑规律，我们只能服从之，而不能逆反之。另一方面，中国批评应在“全球化”“现代化”格局中确定位置，应该对世界批评作出中国的贡献，从而吻合世界潮流多元化发展趋向。一直以来，我国文艺批评一直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在“五四”时期，追随还是必要的。可这么多年追随的现状一直未能改变却是令人焦虑的。如今，“全球化”为我国文艺批评带来了现代化转型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在“全球化”这样一个世界经济流通日益频繁、国际交往日益密切，文化日益走向融合、开放的形势下，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充分利用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资源，汲取其中的精华部分，结合中国的实际，为我所用，文艺批评就能不断发展和繁荣。相反，闭关守国、抱残守旧就必定会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牺牲品。因此，我们必须直面“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电影创作与批评的双重困境，探讨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电影批评民族性建构的意义与途径。

与其他电影批评方法相比，社会历史批评并非完全是舶来品。从社会、历史的维度对文艺作品进行品评和鉴别，可以说在中国古已有之。春秋时期，孔子就有“兴观群怨”说。认为诗歌不仅可以以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感发情感，引起联想、想象活动，在感情的涌动中获得审美享受；可以有助于了解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感情状态；也可以使社会人群交流思想感情，统一认识，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团结；更可以表达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不满与批判。战国时代孟轲提出，在诵读研究前人的诗歌和著述时要“知人论世”，要了解作者所处的社会条件。诵其诗就要想见其为人，文艺批评因此指向作者并进而联系世情、时序。所以“兴观群怨”“知人论世”等文艺理论思想和相应的批评方法贯穿于中国文艺批评史并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实际上，这种基于文艺与世界关系的批评思路契合了中国人实用理性的思维模式。李泽厚先生在论述中国智慧时如此界定实用理性：“所谓实践（用）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2]实用理性“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许多优点和缺点”。[3]可见，人们惯常从社会历史的时空纬度解释和评价文艺作品，追问文艺作品的内容“真实不真实”，对社会生活“有何意义”等，这些都与实用理性这种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结构分不开。也就是说，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诸如强调“文以载道”的教化功能等方面的传统，早已成为一种固有的“沉淀物”，沉积于民族心理底层，并以一种“种族”遗传的方式保留下来，演化为大众化惯常的评论方式和心理接受模式。正是缘于社会历史批评与中国人实用理性思维方式的亲和性，中国人在心理上很难真正接受并认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学说。时至今日，在民间大众的文艺评论活动中，最得心应手最易接受的仍是社会历史批评，可见，它以理论的普遍性和实践的可操作性备受绝大多数人的青睐。(www.xing528.com)

在我们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重史学情结和厚重历史记忆的国家，社会历史批评显然比其他批评更具有普适性和亲和力。一方面，由于它具有民族的特色与历史的厚重感，从而使它具备深厚的心理基础，并会延绵不绝。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自身批评模式具有合理性与科学性。正如韦勒克所说：“文学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下面三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4]魏伯·司各特也反复强调：“只要文学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永远会如此——社会批评无论具有特定的理论与否，都将是文艺批评中的一支活跃力量。”[5]并且，社会历史批评，将“一端系于形式研究；另一端系于生产方式既历史。即一端系于对文学世界的内部结构与内部规律的形式的‘审美化’研究，而另一端则系于文学世界的外部结构与外部规律的内容背景的‘历史化’研究”。[6]这使它拥有其他批评方法所不具备的广度和厚度。因此，我们可以说，只要文艺和社会这个母体的血缘纽带不被割断，只要“美学—历史”的两个维度不被人为地分割，社会历史批评就会一如既往地生存下去，并成为文艺理论领域里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当然，社会历史批评要在文艺批评中占据主流地位，成为活跃的力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吸收新知识以弥补理论的不足。新时期的社会历史批评已吸收了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知识，比如它吸收原型理论，将社会历史批评的背景延伸到远古的民族文化心理，使它对电影文本内涵的揭示超越于单一时代背景的剖析；它重扬审美的观点，改变了其机械反映论式的线性思维模式，旨在回归电影的内在本质；它又在社会历史批评客观性的基础上增加了批评主体的独特感受，加强了主客体的交融等等。虽然如此，社会历史批评在今后吸收外来影响更新自身方面依然需要努力，它还是关乎社会历史批评能否再次跃进的关键所在。随着文艺观念和实践的不断发展，文艺理论的不断开拓，社会历史批评会有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总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人类思想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那一些被历史磨洗过，并且已经被历史证明它们有着长久不衰生命力的批评方法，仍然是引导我们前行的精神火把。只要我们秉承客观的态度、采纳科学的方法、选取开阔的视角，未来的社会历史批评，将会继续吸纳各种新理论、新方法，其理论体系也将不断趋于完善。

[1]王晓群.理论会朝什么方向发展[N].中国作家网.2004-12-9.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04-12-09/19037.html.

[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34-35.

[3]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310.

[4]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上海：三联书店，1984：94.

[5]魏伯·司各特.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M].重庆：重庆出版社，l987：62.

[6]陈墨.“新美学—历史批评”论纲[J].福建论坛，1989（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