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批评是推动电影探索、引领电影创作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电影与观众沟通交流的桥梁。创作的繁荣离不开应有的批评,在正常情况下,批评与创作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而眼下,与中国电影在数量和票房收入逐渐走出低谷相反,电影批评并没有迎来其辉煌时期,总的来看,中国当下的电影批评丧失了应有的批评精神,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电影批评活动中,批评家是主体,在整个批评活动中起着主导作用。对从事电影批评的人来说,批评家不仅仅要对自己作为“批评者”身份的自觉意识,还需要与所从事的职业身份意识相关的高度责任感。批评家只有对“批评者”这一身份有自觉的认识和强烈的责任感,才可能在批评活动中保持自身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就“批评”本身提出客观、透彻、有说服力的评价。“也可以这样说,批评家对自我身份及其所从事的活动的认识越准确,批评家对自我身份所应担负的责任认识越清楚,批评家对自我身份及其所从事的活动与其他文学活动——如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辨析得越明晰,其文学批评的自觉性与独立的程度也就越高。”[1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应该是一个首先有着独立品格和自我意识的个性化批评言说者,应该首先具备的是社会的良知和人性的力量,然后才是审美的眼光与操作的技术。唯其如此,他才能在批评实践活动中更有效地发挥其独立思想,从而提升批评的质量。
文艺批评是一项贯注着批评家强烈的情感体验,同时又担当着巨大社会责任的审美心理活动。文艺批评的责任或是文艺批评家的责任,概括地说是“通过研究、分析文艺家作品及其他文艺现象,发现和总结规律性的东西,上升为理性认识,用以指导文艺创作,引导文艺鉴赏,推动整个社会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12]然而检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电影批评,我们却不能不说,电影批评的责任意识正在逐步丧失。我们不否认,当今电影批评界仍然不乏以严肃科学的态度、赤诚的事业心、执着的生命意志、敢说真话的勇气,潜心以求、奋力探索的批评家。在一些批评家那里,可以不时听到一些比较尖锐的批判之声,比如李建军对大片道德贫血的“痛斥”,彭吉象对电影理论应该承担责任的“疾呼”,谢有顺对当下批评出现困境的深层剖析等,但缺乏责任意识的电影批评文本也大量存在,电影批评被商业利润侵蚀,呈现出媚俗化的倾向,电影批评精神的丧失是不争的事实。
目前,我国电影生产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商品交易行为,坚持的是等价有偿的原则,这是经济规律所致。而市场经济社会并非所有行为都是商业化的,尤其是对作为精神产品——电影作品的批评,不能也不应出现任何的商业化行为。但在当下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批评家在御用/独立、利益/理想、物质/道德、意义/技术等价值的悖论中摇摆,最终扎进了商业炒作的大潮,丧失了批评家的个性和独立性,“有偿批评”是不可抹杀的事实。近年来,在一部电影未正式上映之前,制片商总是要精心邀请相关媒体及专业人士进行小范围的试映。利益的驱使,使评论与广告合伙,与炒作相伴。在“由电影制作方或者发行方豢养”的“御用评论”[13]的吹捧下,任何客观、公正、有价值的分析都被排斥了,影评成了“电影广告”和“宣传文案”。对坏的进行涂脂抹粉,说成是一朵鲜花,将平庸之作说得天花乱坠,电影批评界里普遍存在着“潜规则”:“影评也不过是金钱罢了,谁砸的钱多,谁的影响力就大。这个逻辑的反向同构或者是反向运作就催生了暴力影评,基本是你砸金钱,我砸板砖。”[14]以至出现了“评得越好,票房越低,评得越差,影院爆满”[15]的可悲现象。在这样的批评活动中,批评沦落为“交易”,成为电影制片商营销策略中的一部分,批评家变成了电影产品的“吹鼓手”,文化大众饱受愚弄,纯正严肃的艺术评判标准横遭践踏,影评被商业利润所侵蚀,沦为庸俗化的产物,失去了应有的批评精神和特质。
除此之外,迎合大众趣味的媚俗批评也大量存在。电影批评本来是具有科学性、严肃性的工作,而眼下某些批评文章却盲目地迎合社会上的消极情绪和低级趣味,呈现典型的媚俗化现象。大众趣味成了衡量作品高下的普遍尺度,电影批评因此而变成了话语的盛宴、庸俗的捧场、虚假的狂欢。一些电影批评家抛弃了应有的价值立场与道德规范,开始向大众媒介妥协,去迎合某些庸俗化、时尚化的文艺倾向,在消费主义、娱乐主义的文艺潮流中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电影批评的对象也挪移到明星的隐私和娱乐新闻之上,以投猎奇者之所好,迎合大众鄙俗之心理。这些肤浅的、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对象旋即占领了影评的主要阵地,成为了电影评论中最为关注也最为热门的话题;电影批评的标准不是针对影片的思想内涵、人文价值、艺术特色而言,而是一味为了迎合大众的心理,以“观赏性”为标准,以“上座率”和“票房”为指标来评判。“视觉奇观”“感官享受”“唯美”之词大行其道,当电影批评以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取代精神上的美感,打着满足“公共需要”的旗号来执行电影的评价,那么就可能把低级趣味视为至宝,不惜为一种虚假的感官快乐而牺牲了普遍性的价值观念,从而把电影从通俗引向庸俗。这种一味追随世俗情绪和低级趣味的电影评论,践踏了电影批评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也削弱了电影批评的导向性和战斗性,从而严重地损坏了电影批评的声誉。
“批评是批评者思考的武器,批评者用它去获得与社会人生对话的权利,用这个权利去完成对社会人生精神病灶的窥视与割除。作为一个精神的‘清道夫’,他不应该在精神上隶属或寄生、附属于某个团体与派别。他的批评价值取向只对社会与人生和文化未来的进步负责,而不是对当下充满着功利目的的政治文化与商业文化献媚。”[16]就此来看,今天电影批评处于混乱乏力的主要原因不是电影创作缺失时代的经典,也不是批评理论资源过剩,而是一些批评家的美学维度与伦理维度的丧失,是一些批评家在文化多元化时代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失去了修身养性的耐心,无法坚守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良知。这就要求,电影批评家主体建构起了美学与道德的防线,坚持电影的人文精神和审美立场,坚持电影批评的科学品格和独立个性,一如既往地担当引导大众提高艺术审美欣赏水平的重任,使批评远离商业化、新闻化、广告化,从而引导电影创作向健康的方向迈进。
(二)电影批评疏离审美精神(www.xing528.com)
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电影的身份颇为复杂。它既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但同时也是融合其他艺术特长的一门综合艺术。“作为一种跨文化的影像语言;同时也是一种具有艺术价值的现代传媒介质,影视作品的内涵意蕴已经超越了单纯本书层次的审美再现,而是以一种视觉美感来统照影像‘镜像反观’的本质特性。”[17]作为一种审美创造物,电影艺术具有不同于科学、哲学的特殊规律,因此从事电影批评时,必须把电影文本当作审美观照对象来看,充分地考虑它的审美特征。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用美学的精神观照电影,看一看人类的理想和生存的意义是如何在电影中得到表现和实现的,从而来审视、评价电影的意义和价值。因此,电影批评中的美学精神是考察电影的意义重要、必不可少的维度。
就目前的电影批评现状来看,批评并没有从审美的角度、艺术的角度对影片进行评论。审美精神的丧失,使电影批评走向了一条背离批评本性的歧路。就当下批评界常用的几种批评派系而言,不管是第一电影符号学(又称结构主义符号学)还是第二电影符号学(精神分析符号学),它们更多是以形式等外部的技术性因素对电影文本进行剖析,而将电影文本本身的美感表现形态及传统社会审美方面的内容放在从属地位,甚至放弃对其的阐释。更为甚者,解构主义批评的策略是将电影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距离无限延宕,从而在理论上导致电影文本意义的异延和消散。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批评“不再追求崇高与神圣,拒绝谈论历史、世界、对象、社会、人物,而乐意谈论语言、解构、生存、转换、替补,乐意捕捉并感受语言在能指和所指的无端角逐中带来的快慰,把批评还原为无限开放的语符形式中的一种高智商游戏”。[18]在后现代主义批评看来,批评不仅没有使文本的意义彰显,还“常常生硬肢解一些审美对象,把不是说成是,把不好说成好”,这种“极端化和片面化的倾向”,缺乏“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救世主义情怀”,[19]是后现代主义批评目的的缺陷也是其致命的硬伤。而时下流行的所谓文化批评,虽然涉猎广泛,却普遍存在着脱离电影文本“离弦说象”的倾向。文化批评或者把目光投向诸如时装、广告、电视现场直播、流行歌曲甚至玩具娃娃[20]、波鞋等大众文化上,或者抛开电影文本直接介入诸如阶级、性别、民族、身份、权力等社会大文本之中去言说。其批评的目标根本不在电影文本本身,他们只是将电影文本作为一种单纯的消费文化来指认,或者把电影文本当作批评家阐释某个文化命题的微不足道的旁证。文化批评因而越来越成为一种纯粹的知识活动和话语游戏。于是,尽管当今的电影批评表面热闹非凡,但是游离于电影文本外、丧失美学精神的批评犹如失去灵魂的躯壳,纵使能给人们带来一种阅读快感,但无助于人们审美精神的熏陶和审美品质的提高。
在中国当前消费主义盛行之时,电影创作片面地追求奇观效果和娱乐享受,其塑造精神世界的职能逐渐消退,崇高的人文关怀和对人生的探索精神逐渐丧失。部分电影作品明显患上了“审美贫血症”,有的变成平面化、肤浅化的娱乐大餐,有的成为形象外壳之下的单调乏味的观念表述,有的成了歌功颂德的文艺宣传片,而电影批评并未提出切中肯綮的否定意见。相反,红包批评、人情批评、广告批评、媚俗批评放眼皆是;再有些批评却高高在上,迷失于泛文化的知识传述中,无论是文化研究、生态批评、新历史主义等,都存在着以所谓的“外部研究”压制、遮蔽文本自身的审美性、文学性现象。总的来说,缺乏美学意识、终极关怀和普遍信仰的丧失,使电影批评走向可悲的窘境。影视批评界的集体“失语”,已经抽去了中国电影批评尚存的一丝对精神家园的留恋、对社会历史责任的承担,这种没有美学精神灌注的影视批评,最终的结果是沦为价值的荒漠。
(三)电影批评批判精神的丧失
批判性,是科学的影视批评最本质的特征,“批判精神是影视批评最根本的精神”。[21]然而,反观现有的电影批评,从整体上来看,缺乏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已经成为电影批评的一大“顽疾”。现在的电影批评往往把娱乐性、趣味性和收视率或票房作为衡量电影作品质量的标准。电影界出现的一些批评文本,它们既不是对影视作品进行“灌溉香花”、“剪除恶草”,从而引导受众培养健康的审美趣味,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情趣,也不是担当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导向作用,而是“或者玩弄名词术语,故作高深,以掩盖其内容的空洞无物;或者以耸人听闻的判断吸引读者的眼球,制造某种轰动效应;或者被名利、人情所束缚,说一些言不由衷、模棱两可的应酬话;或者脱离文本,听命于金钱和媒体,进行表态式发言,甚至是臆想式的胡说;或者丢弃起码的批判精神,对一些时尚的文学现象与作品大唱赞歌”,[22]批评在实践中追逐名誉和利益,到处充斥的是高唱赞歌的御用之作,投合世俗的应景之作,无关痛痒的浮泛之作,“人情评论、媚态评论、遵命评论、圈子评论、逐利评论、缺钙评论”处处可见,“敢于讲‘真话’的阳刚之气和激浊扬清的正义感在很多批评家身上已经荡然无存”。[23]这样的批评,“丧失了批评的原则,软化了批评的骨头,使文学批评的批判精神丧失殆尽,不仅对社会、人生及文学本身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反而助长了一种恶劣的风气,败坏了批评的名声,使批评的信任度下降到了极限”。[24]这种不对历史、民族、人民大众负责的电影批评,放弃了批评的真正使命,使批评日益衰弊、沉沦,不仅不能客观反映影视创作的真实现状,不能与影视创作互动,反而会使大量劣质产品流行于市,污染影视创作环境,误导影视创作的方向。
与这种吹捧式批评相反,一些媒介上还存在着大量的“酷评”。与“捧评”相比,“酷评”往往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种评论往往采用片面加极端的方式,无论是什么影片一面世,也不管它到底是不是“没水准”,只是抓住影片的某一点,不看整体,往往是恶语和棍棒“相见”,不打入十八层地狱,决不善罢甘休。这样的批评,抛弃了科学的品质,抛弃了审美、求知与思考,同样也不是批判精神的真正体现,它不仅使读者与观众逐渐远离了对电影作品应有的欣赏、体味、理解、思索的健康心态,也纵容、助长了电影创作中的不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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