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影的社会历史批评：多方位开放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它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是文学批评史上社会历史方法发展的高峰。[41]同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又是开放、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从中汲取新东西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正如梅林所说：“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以最后真理为其终点的体系。”[42]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科技高度发达，社会现象和电影现象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情况下，社会历史批评方法需要进一步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就应具有广阔的开放性。

（一）哲学观念的开放

在中国电影批评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在政治化思维模式下，出于种种功利性的实用目的，社会历史批评形成了固有、偏狭的模式，它的开放，应该是多方位的、多层次的开放。我们知道，各种研究方法都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43]哲学基础决定文艺观念，文艺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因此，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而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

近几十年来，作为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理论根基的哲学发生了惊人的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为基础，这就与建立在唯心主义或庸俗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社会历史批评学派有了性质的不同。在当代，我们倡导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开放性，仍然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为指导，这也是它同现今西方的种种文学社会学学派的主要区别所在。但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创立的具有历史性、经典性、开放性的认识反映论，随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自身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会面临着时代挑战。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创立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理论环境的需要，着重强调的多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方面，而对于问题的另一方面，创作的主体性则相比之下谈得不是那么充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理论批评中，文艺批评家总是偏重于文艺作品真实反映现实的性质，而对文艺作品表现主体内心的思想和情感的特性避而不见。其次，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来说，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并且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超越性，但它也无疑在某些方面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看，是牛顿经典力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的这一百多年，在自然科学方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20世纪的生命科学已对牛顿和达尔文提出了挑战。“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44]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看到这些科学成就，列宁也没有对它们作出充分的估量。由于自然科学的变革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哲学研究逐渐地从以客体为中心向以主体为中心转变，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正在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转变必然给电影批评带来变化的推动力，电影评论不再满足于只是指出影片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是还要着重研究人对世界的审美把握中的主体性，研究审美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作用的双向互逆性。

显而易见，哲学思潮的变化给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因而，能否接受、领会哲学观念上这一发展变革是能否使社会历史方法具有开放性的关键所在：坚持19世纪以前经典物理学的狭窄框架及与之联系的哲学观念，必然使社会历史方法封闭而枯萎，反而言之，只有开放，在与这些新的哲学观念和社会现象的交融与碰撞中，社会历史批评才可能获得生机勃勃的活力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二）批评观念的开放

一种批评方法的开放，首先“在于自身批评观念上要打破以往的封闭性、模式化”。对于社会历史批评而言，尤其是“批评视角不能局限于社会历史这一点，而同时应以多种视角为参照以求得观察的全方位、立体性”。[45]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有着科学的、坚实的基底。它强调历史观点、美学观点的辩证统一。但在我国的电影批评实践中，出于实用目的和政治需要，特别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与支配下，在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美学观点”简化为现实主义的美学的观点，亦即“历史的观点”。因而所谓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就是历史的观点的批评，就是社会学的批评，就是“外在规律的批评”，即“不进入艺术本体”、不包括电影本体的“内部规律”的批评。因此，这种片面、错误的理解和实践把原本科学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引向了狭窄化、简单化，甚至庸俗化，失去了科学性。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忽视甚至无视电影艺术自身的特性，即电影的主体性、审美性，把对电影的历史观照与电影自身的审美追求对立起来，使电影逐渐非电影化，成为一种从属于政治的工具，一种演绎伦理道德教义的载体。因此，社会历史批评在新的情况下的开放，就是要从自身批评观念上，打破以往的封闭性、模式化。主要是批评视角不能局限于社会历史这一点，而同时应以多种视角为参照以求得观察的全方位、立体性。这里，重要的是要有审美观照，重视把美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把分析作品的社会历史角度与审美角度结合起来。从审美的角度分析和评判问题，就是对（电影）对象进行把握的“审美的角度”和“审美的方法”。而这一审美的角度和方法的依据是它的对象（电影作品或其他电影现象）。即要求这种对象具有审美观照和把握的可能。简单地说，所谓“美学的观点”就是对电影艺术从审美的角度、运用审美的方法来进行把握和分析。它的基本观念特征有二，一是把电影当成一种视听的艺术（从而有可能进行审美的观照和把握）；二是电影批评是建立在审美的角度并运用审美的方法进行的。“审美的观点”的唯一的原则便是审美化原则。这一原则是电影批评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因此，只有我们真正领会社会历史批评的“美学的观点”并贯彻到电影批评的实践中，才能对纷繁复杂的电影现象作出较为正确的解释和判断，并在这种批评中显示出它的开放性。

就本性来看，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历史的观点”，与其说“历史的观点”是一种“观点”，不如说它是一种“方法”或原则。同“美学的观点”一样，它实际上是指一种“历史的视角”和“历史的方法”以及“历史化”原则。它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是：主张艺术是——最终是——人类生活现实（历史）的整体的反映。[46]这里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内涵，它意味着我们不能单单从某个特定角度发现的个别内容，而是应该将历史理解为一切社会—文化现象之间内在必然的联系，是现象间的总体关系或总体关系结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杰姆逊所理解的：“在历史面前，各种理论都不过是一种角度、一种视野或密码，而历史本身则是能够包容、超越这些互相冲突的不同角度的一个终极的框架和视野。”[47]再者，历史的概念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具有开放性，是“一个时间性的开放总体，一个巨大的未完成的情节。历史这个终极视野永远是开放的，它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超越性的方法论标准，而不是任何‘盖棺论定’的结论”。[48]因而，就电影来说，无论我们把它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现象还是生命现象、心理现象或者其他现象来考察，它的最根本的奥秘只有在历史的发展框架中才能得到最后的、最深刻的解释。这便保证了新的批评解释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也保证了电影文本的永恒活力。如今，我们要求社会历史批评具有开放性，在对“历史的观点”的理解上，就不能局限于历史的“伦理道德”或者是“政治”的因素，而是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中“历史的观点”的真正含义，将电影置于历史开放性的视野中，予以科学合理的解释。

社会历史批评观念的开放性还意味着它不局限于某一种类型和风格的电影，而是将世界电影发展史上各种电影现象都纳入考察的范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原有过卓越的实践，它是以现实主义作为电影评论的最高标尺的，这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现实主义作为评价文艺作品高低的美学尺度，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也是历史的局限，他们仅仅提倡现实主义，并把它作为最高的美学标准”。“其实，在漫长的人类文艺发展史上，它永远无法代表文艺的全部，也绝无能力成为衡量其他艺术方法优劣的律尺。就其特殊性的美学规范之一——从生活本身的假定形式反映生活而言，现实主义永远无法成为统御所有创作方法的君主”，[49]然而现实主义却又不是电影发展史上的唯一的潮流，它显然无法概括丰富生动的人类电影发展史，因此，如果把现实主义作为电影发展的泛高律尺，就必然要对现实主义以外的其他流派予以排斥。这正是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狭隘性的表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中国电影界已从独尊现实主义进入到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并存的局面。现代主义电影往往以人、主体、自我、内心世界为中心，影片中充满了丑恶的、荒谬、不确定的东西。然而，在现代主义电影夸张的、变形的影像深处，还是藏着对真善美的渴望，隐含着“对‘表面地下’的一种‘内在真实’的追求”。[50]后现代性电影一般说来有着表面化、浅层化、游戏化的特征，影片不寻求对现实反映的深度，也对人类赖以提高发展的崇高感、悲剧感、使命感、责任感等不屑一顾，因此，后现代主义电影是以反传统、反历史的叛逆者面貌出现的，这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是格格不入。但我们也应看到，后现代主义电影在艺术形式上，所采用的拼贴、反讽甚至是游戏化的后现代手法，可以说是针对在后现代语境下人们那种失去了整体意识的时空观念的表达，是对以往电影艺术手法的创新。而后现代主义电影思潮的出现和蔓延有其一定的社会根源，其某些主张也具有相对的普遍的意义，或者说它的某些合理性与现实性正是我们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的。这些与现实主义风格迥然不同的电影不断涌现，拒绝或者无视它们的客观存在，这不符合社会历史批评的批评观和方法论，也使得它局限于狭隘的批评领域中，无法显示其应有的活力和普适性。除此之外，现实主义本身也萌发了多种新生形态。新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多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影片多元化共存。这些形态各异的现实主义影片总的来说是根植于现实生活中、应现实的需要而出现的，它们是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潮的反映，也关联到一定历史时期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所以，考察现实主义电影现象与社会现实的美学关系，应是社会历史批评的题中之意。除此之外，它们在叙事方式以及创作手法方面的创新，也是新时期现实主义电影在发展中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这些现实主义影片借鉴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心理再现手法，通过联想、象征、时序颠倒、扭曲、夸张的手法，比如变形的广角镜头、晃动的肩扛摄影、内心独白等表现当代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和人物的内心体验。这为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冲破藩篱，向新的形态发展的提供了一种起点、一种尝试和一种可能。(www.xing528.com)

总之，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电影的发展，电影评论的对象变了，批评家的思维模式也应该跟着随之变化，而突破这种狭隘性，最好的解脱出路既不是固守原有的社会历史方法，也不是抛开它，而是发展开放性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这就是说，社会历史批评应该勇于接纳新的电影现象，对于现实主义以外的诸多艺术潮流和艺术方法，采取一种开放的和包容的态度，扬弃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学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从而使马克思社会历史批评进一步向前发展。

（三）批评方法的开放

电影是一个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艺术整体。面对这样一个研究对象，要把握其丰富性和深刻性，就必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我们既可以从认识论、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文化传统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可以从美学、心理学、语言学、伦理学、法学以至经济学、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显然，适应电影这个综合研究对象需要的研究方法，无疑应该是具有各学科色彩的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因为任何批评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完美无缺、能覆盖一切文艺现象的批评方法是不存在的。就社会历史批评而言，不承认其方法上的弱点，对其他批评方法的长处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是一种落后的封闭的观念。“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在多元的文学格局中所经受的挑战和冲击，最终必然要引起它自身的理论调整和变化”，而“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更新和调整应该是积极自觉的而不是被动适应的，是作为艺术批评的而不是作为一般意识形态的，是兼有观念和方法的变化而不仅仅是操作和技巧的改善”。[51]因此，社会历史批评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要敢于并善于吸取别的批评方法的有益成分，并加以消化，融会到自己的批评方法中来，以丰富自己、提高自己、发展自己”。[52]在此基础上，社会历史批评完全可以打通与其他批评模式之间的理论通道，向其他许多电影批评方法摄取营养，批判地吸收它们的多种模式、手段，从中吸取营养和滋补，使自身的功能更为齐备和完善起来。

如社会历史批评可以借鉴心理学批评模式，挖掘导演及电影文本中的心理潜意识。可以透过对电影创作者的生平、事迹、出身、教养、职业、习惯等决定电影创造的诸多因素的一般的表层的社会分析，进入到电影创作者的个体生命史和生活史的潜在的心理层次，从中找出那些决定电影创造的属于自然状态的或非理性的意识因素，以便把精神分析批评和一般心理批评的某些观念和方法引入社会历史批评的实践之中，成为社会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的深化和补充。这同样适用于对电影文本中描写的人物和精神、情感现象的分析，或借以透视电影产生普遍心理效应的通道和途径。与此相类似的是，社会历史批评也可以在分析诸如民族、阶级、文化、时代等决定电影创造的群体的或带有共性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追踪它的原始的或在历时性过程中存留下来的原始意象和心理积淀，从而把神话——原型批评的某些观念和方法也引入到社会历史批评之中，在一个更深厚的社会历史和心理意识的层面上，把握电影赖以发生和发展的生存背景和内在原因。

在坚持历史方法的前提下，社会历史批评可以吸纳西方20世纪形式主义批评的成果。在对电影作品的形式批评的问题上，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的某些陈旧的形式观点，显然又需要做出相应的更新和调整。例如它往往把形式看成是独立于内容之外，或仅仅是用来盛载内容的容器或缝合和连缀内容的某种手段和技巧，在内容和形式之间奉行一种决定和被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机械律条。较之现代美学以艺术为“有意味的形式”和形式是“完成了的内容”，后一种理解显然具有更大的思维弹性、更切近艺术创造和艺术作品的形式构造的实际。而且，各种形式主义批评关于艺术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诸多理论和分析技巧，无疑也有助于社会历史批评从电影的“外部研究”进入到电影文本内部的更为细致深入的微观层次。如今，叙述方式、话语、类型等概念常常与社会历史的分析交织在一起。可见，只要抛弃“形式主义”的偏见，社会历史批评完全可以从各种形式主义批评模式中获得有益的补充和滋养。

除此之外，社会历史批评在坚持电影与社会现实、历史文化的复杂联系的基础上，可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将结构主义、比较文学、叙事学、人类文化学、接受美学等纳入自己的话语体系。视角的转换和方法的整合，会大大激活社会历史批评的生命力。再者，现代科学的发展，由分化走向了新的综合。科学技术成果对人们思维方式和文艺创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文艺学、美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审美思维与科学思维越来越具有相关性。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文艺学和美学研究者们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一味强调文艺创作与科学创造“是各执一端而极不相容的”，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密切而持久的相似点”，从而将自然科学成果拒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大门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所改观，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们在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借鉴了一些自然科学成果和方法。将诸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统计学、模糊数学、耗散结构、库恩范式等科学方法引入人文科学中。随着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联系日渐密切，这势必也会进一步影响到社会历史批评。因此，社会历史批评完全也可以超越学科界限，认真借鉴并吸取自然科学成果以加强自身的科学性和具体性。

总的来说，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批评及自然科学出现了许多新的成果和方法，这些恰恰是长期以来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的一些空白和弱点。引入这些研究方法，吸收这些研究成果，并非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要从根本上改变它作为社会历史批评的性质，而是说，作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它应该具备开放性的品格，不仅自身的批评观念要开放，批评对象要扩大，对其他的批评方法也应该开放。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才能在吸收现代文艺批评方法和科学的最新成果的基础上，得到丰富和发展。虽然目前我们对于西方现代文艺科学的研究方法及成果的引进，目前还处在一个消化的阶段上，但在电影研究和理论批评实践中，毕竟已经出现了许多十分宝贵的尝试。开放为新时期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之具有了包容、综合、阔大的学术气象和时代风貌，这将促使社会历史批评不断发展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