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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电影的社会历史批评和艺术手法裂变的影响

时间:2023-07-2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它不仅是传统现实主义电影的核心概念,也是社会历史批评对电影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进行探查和评价的有效依据之一。在种种叙事策略和艺术手法的协助下,后现代主义一步步从“崇高”“神圣”“价值”等中心撤离,并无情拆解了中国电影关于“启蒙”与“救亡”的“现代性神话”,呈现给大众的是精心营造的视觉盛宴和万众同乐的狂欢节,大众陶醉在游戏的快感中,丧失了对历史的反思,对当下人生存状态的关注。

中国当代电影的社会历史批评和艺术手法裂变的影响

在对电影现象的评判上,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把对现实的反映程度作为判断电影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要求导演再现历史的意蕴,反映生活的真实,提倡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但在后现代语境中,后现代主义消解了历史的真实性,仿像的内爆阻隔了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社会)的可能性,整个社会的哲学基底和成规链条陷入崩溃和坍塌中,于是体现后现代文化精神的电影应运而生。在后现代电影中,传统的“宏大叙事”不再是电影追求的目标,而象征着后现代纷乱、“跟着感觉走”的拼贴手法四下泛滥。面对后现代电影的涌现,一张张标新立异的面孔,依托于传统历史观和再现论上的社会历史批评,一时间也仿佛陈旧过时,手足无措。

传统的现实主义电影讲究宏大叙事,所谓“宏大叙事”是指“以其宏大的建制表现宏大的历史、现实内容,由此给定历史与现实存在的形式和内在意义,是一种追求完整性和目的性的现代性叙述方式”。[18]也就是说,宏大叙事不仅仅是追求总体性、普遍性和本质性的一种叙事方式,更是一种理性主义的叙事立场,“它包含着对现代性的强烈追求和热情表达,包含着启蒙、理想和崇高等人类的深度精神价值”。[19]从电影最初成为叙事艺术的影片《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党同伐异》开始,导演就自觉以文化先导者的身份,开始了宏大叙事的建构。在电影的历史长河中,宏大叙事在影片中展现重大历史事件,表达国家和民族命运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它不仅是传统现实主义电影的核心概念,也是社会历史批评对电影作品的真实性、思想性进行探查和评价的有效依据之一。但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宏大叙事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表征,具有“强硬的意识形态规定性和意识形态生产功能”,[20]遵循宏大叙事就是对中心话语和权威意识的臣服。因此,必须瓦解这种叙事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巴塞尔姆宣言:“我只相信片断。”[21]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一书中宣称:“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运转部件,包括他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的目标。”[22]因此后现代主义强烈号召“发动一场针对总体性的战争”,[23]由于后现代电影话语不相信“元叙事”,要“向整体开战”,其主要的策略就是以各种方式摧毁象征传统叙事的核心——宏大叙事。在后现代电影中,影片不仅是在题材上以个人体验、私人话语取替了对重大现实、历史题材的书写,即使是一些历史题材的创作,也要消解历史的本质,抛却重大历史事件,以一些琐碎小事和欲望来展示;在叙事结构上,则是抛弃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连续性的叙事系统,因果分明、逻辑清楚的总体叙事或大叙事,取而代之的是片段化的叙事,非因果、非逻辑的片段式情节,以“破碎的形式”或部分代替整体。《罗拉快跑》(德国,1998)就极力解构传统的叙事方式,打破了传统的时空连续性和平铺直叙的因果线式情节,把现实与梦幻、所历与所想、历史空间与现实时空、片段化叙事情节与开放式结局杂糅一起,而且在影像风格、音响效果上采用了音乐电视、网络游戏乃至动画片等表现方式,以混杂、拼接和不确定性原则体现了鲜明的后现代风格。在《三毛从军记》中,“与人摔跤”“喝酒出征”“斗牛闯敌阵”“与村姑一起杀鬼子”“加入空降兵”“颁奖”等情节和段落之间并没有严密的逻辑联系,全片利用反讽、戏拟、类型混杂、滑稽模仿等叙事手法将这些情节和段落拼贴、糅合而成。在影片中,展示的历史场面与真实的历史事件毫无关联,所有的处理并不是要再现真实的历史事实,而只是为了追求一种游戏的快感。显然,对现实、历史的表象式攫取和游戏化的处理,消解了影片原有的深度模式。

在种种叙事策略和艺术手法的协助下,后现代主义一步步从“崇高”“神圣”“价值”等中心撤离,并无情拆解了中国电影关于“启蒙”与“救亡”的“现代性神话”,呈现给大众的是精心营造的视觉盛宴和万众同乐的狂欢节,大众陶醉在游戏的快感中,丧失了对历史的反思,对当下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当后现代主义解构了历史,颠覆了真实,并将“宏大叙事”弃之如敝屣,而把混乱的“拼贴化”叙事手法当作制胜法宝时,它不仅将电影一贯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精神品质抛弃脑后,并且否认了社会历史批评切入、解说的合理性,遗留下的只能是形式的躯壳和难以掩饰的价值虚无,因此,它自身面临的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www.xing528.com)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转变,电影实践的不断发展,社会历史批评面临着种种挑战,但这绝非表明社会历史批评已经过时或者失去了效用,而更直接、更实在的原因在于人类社会发生划时代变化而不可阻挡地推动着理论必须创新,只有理论创新才会满足人类对理论指导的渴求。因此,新的社会语境和现实情况下,社会历史批评当然也不能恪守既定的理论规范和思维模式,而必须顺应电影的发展态势进行不断地更新和整合,以更为开放和灵活的姿态来丰富和发展自身。只有这样,社会历史批评才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介入到电影实践之中,并有效地参与到人类精神生活的塑造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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