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影的社会历史批评：历史意识、审美维度和批判精神

在电影批评的众多模式中，社会历史批评不仅仅以强调从社会、历史的维度考察文艺现象，并且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的特性而与众不同。社会历史批评十分关注和强调电影的社会价值和教育功能，它要求运用一定的历史发展观念和社会价值标准，以电影的题材、语言、形象塑造等为切入点，深入洞察隐含在影片中的社会现实内容，对影片做出思想上和艺术的价值评判。其中，考察电影的社会作用历来是社会历史批评的不可或缺的方面。在对电影现象进行考察时，它较注重考察影片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及创作者的思想倾向，并要求创作者能通过电影对现实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还常常以是否巩固或破坏社会的政治制度、加强或削弱政治意识形态来评价一部电影的价值与局限。因而社会历史批评也往往成为针砭社会制度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一种工具。除此之外，社会历史批评还注重电影在帮助观众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和人生态度中的作用和影响，鼓励和支持电影歌颂美好的心灵，揭露丑恶的社会现象，从而引导人们参与社会、改造社会。

在历史发生重大改变的时期，社会思潮急剧变化甚至混乱，人们的思想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的价值观、社会意识尤其需要引导和梳理。30年代时，正是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左翼电影批评家认为“电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武器’”，[10]它理所应当为国家的存亡、民族的振兴服务。因此在电影批评中，他们非常注重电影在帮助观众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和人生态度中的作用和影响，为此就要求影片能真实、深刻地触及人生的各种现实问题，以使观众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规范。左翼批评家还要求电影批评积极参与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对脱离人民大众生活、脱离和违背时代精神的电影思潮以及不良的电影创作倾向进行批评，以规劝误入歧途的评论者和创作者改正自己的错误。左翼批评家对蔡楚生的《粉红色的梦》及相关影片的批判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促使他创作转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更为重要的是，左翼电影家要求电影创作能自觉地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配合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并以此作为一项重要的评价标准来对电影的题材、主旨等进行评判。在《今后的电影与影评》一文里，弃扬专门指出，“一切有利于煽动民众，组织民众，教育民众抗战和暴露日寇暴行作为题材的影片，我们都应该给予最高的评价和广大的宣传”，同时，“我们要制裁一切胡闹的醉生梦死的与抗战无关的电影作品！我们要扑灭一切与抗战不利的、反战的，会引起人们悲观的电影作品！”[11]因此，当时不少电影评论文章往往通过对各种电影现象的批评来揭露时弊，痛斥黑暗政治，具有明显的政论色彩和锐利的批判锋芒，显示了批评者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左翼批评家的影评活动引导了当时电影文化运动的舆论走向，在与反动的电影观念的论战与极权政府的斗争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极大地影响了电影创作者的创作态度和观众的欣赏心理，甚至达到了“报刊杂志如果没有左翼作家的文章便没有人要看”的地步。[12]相当部分的观众往往是在看过左翼批评家撰写的影评之后才确定观影的选择，可见这一时期的左翼批评家影评工作的活跃和在观众中的影响之大。在对影片的评论中，左翼批评家首先是看影片中表现的社会价值和教育意义。看影片表现出来的对社会现象的态度是否鲜明，对比是否尖锐，是否采取了暴露和批判的立场，人物形象是否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除此之外，再进行一定的影片创作和文本分析，如情节的冲突性、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蒙太奇运用的合理性以及演员表演的技巧性等等。虽然影评对影片所关注的范围较全面，但主要还是以思想意识的彰显和情节设置的力度为中心，探索的创作手法和技巧都是为思想内容服务。这种以内容为中心的批评标准和模式，突出了影片的社会意义和作用，凸显了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其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可以看出，在电影批评中，左翼电影批评家大力提倡社会历史批评，“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把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电影联系起来，明确了电影应承载的社会时代使命，在理论上明确了它的文化性质；确立了电影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与其相一致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论证了作为一般艺术理论中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关系在电影创作与批评中的运用问题；以及由电影的大众化特点所决定的它与大众的关系和批判与暴露的语言方式等等”。[13]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运用，尽管还显得生硬和稚嫩，也没有形成体系，但从当时在电影创作上取得的积极成果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形成的影响，足以说明社会历史批评给中国电影带来的繁荣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诚然，这一时期左翼电影批评家在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时不免有一些缺憾，如对电影的认识不够全面，批评的政治色彩偏重，在影片的艺术特色探索方面的薄弱等。在电影创作中，由于注重电影的意识形态性致使有些影片的对话和台词比较生硬，说教色彩较浓，主题存在概念化、雷同化的倾向等等，这些都使得影片对现实生活的挖掘不够深刻，也影响到了影片的艺术表现力。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民族危机、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严峻形势下，左翼电影批评家利用电影创作和批评不仅发起了对帝国主义文化、半封建文化声势浩大的攻击，并且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成为“摧毁旧社会的炸弹”和“鼓舞人民革命的旗帜”。[14]因此，在特殊的年代和特定的国情下，左翼电影批评家的电影批评活动及社会历史批评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发挥的及时性功能是不可否认的。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人民民主主义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旧的反动统治阶级被推翻，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新兴的政权以“工农兵”为创造主体，共同目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要求，不仅仅是全国人民在行动上要取得一致，并且还要从意识形态角度去宣传和鼓励，强化思想上的统一。因此，如何将这种意识形态推广成全国人民普遍认同的观念，实现全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一，从而完成行动上的统一，是当时文艺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于是，文艺战线的工作具体地变成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贯彻到文艺理论工作的各个角落。自然，这也注定了新中国电影工作必须承担起宣传与教化任务，实现新中国电影作品“创造为人民服务的文艺”的战略策略，“从而建构能够被国民普遍认同的文化核心价值观，进而确立一种大众共同信守的社会秩序”。[15](www.xing528.com)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批评要求将电影的功能“首先定位为政治化，即电影首先是宣传党的政策的工具，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对电影的评价也是以政治为第一标准”。[16]在这种标准的要求下，电影的题材主要以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和新中国英雄主义事迹，宣扬爱国主义情绪、英雄主义精神为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影片通过展示国民党政权的必然颠覆和歌颂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从而在美学价值之上完成推翻旧国家、旧政权，建立新国家、新政权的必要社会命题。加上民众刚刚从旧社会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从贫穷落后、悲惨凄凉的不幸生活过渡到自由民主、能当家作主的新生活。民众在新时代下精神焕发，轻松愉快，需要相应主题的电影作品表达他们在新生活中的精神状态，同时满足他们的审美享受。而此时，新旧社会历史对比的电影主题范围的设定就能使其认识到新社会的优越性，不仅极大地满足了观赏群众的心理需求，并且把国家概念、民族意识、政治权利观念通过观影的集体无意识来达到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目的，使得新的政治观念深入人心，新的政权意识得以强化。还有一大部分电影创作是重点宣传和打造“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形象。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提出，意味着“工农兵”形象成为新中国银幕的绝对主角。“工农兵是社会主义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建设与保卫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主力军，新中国电影要鼓舞这些社会主流力量满怀豪情地建设、保卫社会主义新社会，就必须要为他们服务，树立可供他们仿效并引以为荣的工农兵正面形象。”[17]“工农兵”荧幕形象的出现不仅丰富了电影的题材和内容，对提升影片的思想意义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更是具有强大的精神激励作用。

受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历史条件和人们的物质精神文化条件等制约，新中国初期的电影创作存在简单化倾向，缺乏主体性、个性化创作少见等多方面的不足。伴随和影响电影创作的电影批评，也从社会历史批评演化为以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为主导，这有悖于电影艺术的创作规律，不利于电影艺术的多样化发展。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期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电影批评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新政权的稳固，为宣传“国家意识”和树立“国家意志”的核心价值观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这种带有政治意识形态性质的批评具有的革命思想价值和一定的社会革命推动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它体现了社会历史批评对社会发展具有促进的可能性。

可见，中国电影百年以来，一直在艰难曲折中寻找和探索对于民族和大众最为可靠的道路，而社会历史批评始终担任着先锋和中坚力量。这是社会历史批评对中国电影的独特贡献，也是它生命力长久不衰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