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作中的督导者与助推器+社会历史批评

在中国电影史上，社会历史批评是伴随电影一同成长的一种主要模式。从电影最初进入人们的批评视野，到多种批评方法共存发展、多元并立的当下，社会历史批评不管是在对电影创作的繁荣、主流电影类型的确立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从30年代起，左翼批评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并自觉地将之运用到电影批评实践中，社会历史批评就开始积极地投入到电影创作及社会生活的洪流，展露它批评的功能和锋芒。一批拥有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左翼电影批评家，如尘无、鲁思、舒湮、夏衍等，不仅从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出发，对电影现象和电影作品进行了意识形态的批评，而且能够初步运用社会分析以至阶级分析的手段，并结合历史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基本概念，有效地左右着电影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电影创作的走向。从电影的题材、思想、艺术特色、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及电影的政治教育与舆论宣传作用等，左翼批评家都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为指导，并纳入到当时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范围内予以重新考察和定义。

严酷的时代与黑暗的现实，使左翼电影家积极转变电影观念，拒绝以往欧美电影的娱乐享受，引进并倡导前苏联现实主义电影，要求电影积极贴近现实生活，努力反映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时代需求。他们关注重点首先在影片的题材和思想意义上的表达方面，认为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电影的最主要任务。在力求正确认识、理解现实，进而积极地改变现实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的支配下，30年代破产的农村、衰败的都市不仅首次进入中国电影家的视野，其主要的审视对象也从上流社会醉生梦死的绅士淑女转向下层痛苦呻吟着的普通民众。从此，“‘帝国主义对于弱小民族的侵略的事件’、‘封建势力’、‘对于民众的剥削、欺骗与镇压’、‘小市民层’的痛苦生活乃至‘反宗教的’、‘反地主高利贷者的’、‘反军阀战争、苛捐杂税’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题材都在左翼电影中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反映”。[1]其中，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狂流》有着典型意义，它不仅最早把镜头切入农村生活，第一次真实地展现出中国农村的悲惨人生，并且在银幕上揭示了当时农村尖锐的阶级斗争，反映广大农民在天灾人祸下遭受的贫困痛苦及其自发的反抗和斗争，开创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道路，因此被评论界称为“明星公司划时代的转变的力作”，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2]同时，在《上海二十四小时》《都会的早晨》《迷途的羔羊》《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都市社会的贫富悬殊、都市底层人们的痛苦与呻吟，也得到了多层面的展示和深刻的剖析。除此之外，《新女性》《神女》《马路天使》等更展现出黑暗现实中受欺凌与侮辱最甚的中国女性的最柔韧的反抗，这些最普通的下层民众从过去电影中一贯的幻想与柔顺中挣脱出来，表现出劳动人民的善良与刚强。题材与形象的转换标志着电影家对于社会现实的新认识，现实矛盾的大胆展示、普通民众的生动刻画，反映出时代的巨变和社会的本质。中国的左翼电影家这一有意识的、潮流般的创作倾向，形成左翼电影在现实审美中最突出的特征，严格真切的现实描写和纪实性的审美追求，并以其在主题内涵、性格刻画等方面达到的新高度，初步显示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可以看出，20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家在运用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时，充分发挥了其优势和特长，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过左翼批评家的大力提倡和在电影创作的亲身力行，及时扭转了当时的电影的娱乐低迷的趋向，“好比是新思潮里伸出一只时代的大手掌，把向后转的中国电影抓回头”，[3]将之推上了现实主义之路，并以最初的客观求实的现实主义精神观照电影创作。于是，中国影坛上出现了新的气象，“看到了若干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思想的中国影片”，[4]“中国的电影从业员已相当的觉醒了，中国的电影事业也已经相当的抓住时代的意义了”。[5]虽然这其中不免有的影片存在观念先行、政治图解的现象，但是总体上，电影创作者却能遵循社会生活真实的审美追求。因此，这一时期创造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第一个辉煌时期，被称为“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光明的开展”。[6]在左翼电影批评的导向下，以其表现出的关注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对现实主义手法的初步探索及成功实践为中国电影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现实主义之路，从此，现实主义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主流，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1949—1965），电影创作和批评都在新的意识形态下不断地取得进步。诚然，这一时期的文艺政策主要是集中在体现国家意志、反映革命历史、讴歌新时代的进程等方面，社会历史批评主要是被借用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但在一批电影创作者和批评家艰难的努力下，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个性特色、艺术功力深厚的电影作品。如20世纪50年代的《南征北战》《我这一辈子》《五朵金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林则徐》等，都是当时的杰出之作，显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特别是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拓宽了电影创作者的思路，电影创作迎来了新的繁荣局面。电影界不仅重拍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电影现实主义的代表佳作，如《马路天使》《桃李劫》《十字街头》《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丰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同时，电影创作在题材、构思、风格、技巧等各个方面都有所突破，如出现了大胆描写革命战士与民女恋爱的《柳堡的故事》，以散文式结构来表现青春萌动的《上海姑娘》等，“使得在以往以讴歌形式来反映历史和生活，以阳刚美充盈电影银幕的总体美学形态之外，也出现了不少揭示人的心灵、描写人的情感世界，以抒情、优美为特点的影片”。[7]除此之外，中国的古装片、戏曲电影、喜剧片与一些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也出现了一个创作的高潮，如《李时珍》《秋翁遇仙记》等历史故事，如《十五贯》（昆曲）、《刘巧儿》（评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天仙配》（黄梅戏）、《群英会》（京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绍剧）、《周信芳的舞台艺术》《尚小云舞台艺术》等不同种类的戏曲片，相继推出。与此同时，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也得到了较大拓展，拍出了诸如《无情的情人》《边寨烽火》《摩雅傣》《五朵金花》《农奴》《达吉和她的父亲》等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展示民族风情和祖国自然风光的影片，在拓宽电影艺术空间的同时，也让观众得到了一种“陌生化”的审美享受。尤其是喜剧电影艺术形式的出现，更是活跃了电影市场的气氛。在此期间出现的30多部风格各异、选材不同的喜剧片，为“十七年”新中国电影美学增色不少。自1956年的《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如此多情》的拍摄起，至60年代推出的《女理发师》《满意不满意》《魔术师的奇遇》《大李、小李和老李》等，讽刺性喜剧显示了“双百方针”后的宽松氛围，歌颂性喜剧则反映了“大跃进”及其后来“左”倾思想的演进。除此之外，“十七年”还有一些许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探索时期的经典之作，如郑君里的《林则徐》、水华的《林家铺子》、谢铁骊的《早春二月》、崔嵬的《小兵张嘎》、谢晋的《女篮5号》《舞台姐妹》等，这些优秀电影在反映社会现实、展现人物情感和处理音画关系时极富个性化的艺术表现，至今仍是中国电影创作中可资借鉴、作为参照的范例。(www.xing528.com)

总之，该时期社会历史批评“在推荐一批反映工农兵新生活的影片，在介绍前苏联电影、协助这些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占领银幕阵地方面，发挥了社会舆论影响。其后，在评论一些国内外优秀影片中，也有不少在理论深度上明显地超过三四十年代的评论文章。在引导电影艺术家们深入工农兵生活、改造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掌握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对电影艺术特性的认识上，也有一些建树”。[8]因此，“十七年”的电影既有偏重于政论教化的一面，也呈现出形式各异、丰富多样的特色，“它所强化的阳刚美、人民性、典型等命题都与国家意识形态直接相关，同时它也折射出当时遍及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色彩，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特色”。[9]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电影解除束缚、自由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国电影的社会历史批评得到恢复并不断走向深入的时期。在对“文革”进行批判的过程中，电影批评家们总结了电影创作和批评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在电影的艺术真实、审美功能和艺术特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还就电影的悲剧观念和异化理论等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其中，回到批评本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在学术探讨和研究中不断走向广博、走向精深。在批评实践中，社会历史批评的历史观念和美学观念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运用，越来越发挥正确的功能。相应而言，在电影批评的推动和导引下，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也达到中国电影史的又一个高潮。在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中，现实主义的品质得到了恢复，现实主义精神得到了发扬。当时的电影在创作中尽可能地坚持和发展现实主义道路，生产了一批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具有相当深度和广度的影片。例如反映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天云山传奇》，农村题材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月亮湾的笑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喜盈门》《不该发生的故事》，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的《人到中年》，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高山下的花环》，反映当时经济改革中一系列问题的《血，总是热的》《代理市长》《在被告后面》等，以及根据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如《伤逝》《骆驼祥子》《包氏父子》《茶馆》《阿Q正传》《子夜》《雷雨》《日出》等。这些影片在表现内容上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注意典型性的同时突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在表现形式上充分挖掘电影语言综合性特征，探索丰富多样的电影表现手法。追求开放型、多条线的散点结构、心理结构；影像构成上大量运用长镜头、景深镜头，注重实景拍摄，注重自然光效、音响；表演上注重生活化的风格。这些影片无论从揭示时代生活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创作手法的运用上，都堪称经典，是写实与写意、客观再现与主观表现的完美结合，体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的巨大力量与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电影创作与批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漫长的中国电影发展实践证明，现实主义是中国电影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而作为与现实主义相应的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对现实主义电影的兴起、发展和繁荣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