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影社会历史批评的生成语境

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早期电影实践中扎根并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环境。当电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人们对这一西洋镜式的艺术形式，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可资提供分析的现成理论。“中国早期的电影批评都是印象式、鉴赏性的观感评论，稚嫩、粗疏且缺乏自觉的批评意识和批评方法的选择。”[20]20世纪30年代左右，社会历史批评在电影批评中勃兴，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首先，这是时代和社会的选择。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国难当头，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并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急需要用各种方式凝聚和提高全体国民的民族意识，积极投身于救国运动中。电影虽然是新兴的艺术形式，但因为它的受众较广，传播速度快，在当时的大中城市影响最为广泛，因而被当作重要的传播方式。在左翼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宣传和推动下，一批有爱国之心的电影艺术家，开始改变创作方向，寻找能表现生活真貌、反映大众心声、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题材和新手法。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电影文化运动的领导，并且把影评当成了宣传抗战救国的主要阵地，从而促使中国电影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般的娱乐转变成了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武器。其次是左翼工作者自觉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习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文论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在国际上兴起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通过前苏联传入我国后，一方面给当时的电影批评提供了现成的批评观念、模式、方法以及批评话语，诸如文学的社会性、时代性、阶级性、思想倾向性、历史和美学的观点等一整套观念范畴，适合并满足了当时革命文艺批评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使左翼批评者开始注重经济、阶级及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对电影发展的影响，尤其是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及电影作品同当时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电影这种最大众化的艺术样式，可以“成为阶级斗争之最伟大的武器”，[21]“变成大众教化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武器”。[22]电影的社会作用和教育功能不仅可以认识社会，也可以成为揭露社会黑暗、振奋国民灵魂的有力手段之一。因此，在时局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下，进步影评人对电影功能的认识也更多立足于社会的现实需要，他们更着重电影对传达时代声音、反映大众愿望、鼓舞民众斗志的重要作用。这样，以能否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为原则的批评标准便因此而建立，阶级、民族、国家等观念构成了电影理论和批评关注的重点，而在寻找与此相适应的批评方法时，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在此之后的电影批评活动中，左翼影评家无论是对宣扬西方腐朽落后思想的欧美电影的批判和抵制，还是对前苏联进步电影的赞扬和鼓吹；无论是对左翼电影的热情推荐，还是对“软性电影”的有力抨击，都首先“注意到影片的‘剧旨’和‘意识’”，[23]都是在考察其是否真实、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是否适应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是否在具有启迪、教育民众的审美功能的基础上予以评价。“这种注重对影片所概括的社会内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分析评判，把电影作品放在当时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时代背景中予以考察的批评方法”，[24]符合了时代和社会发展必然趋势，扭转了当时电影创作和批评的不良风气，并引导和推动其走上了健康、兴盛之路。

除去上述种种横向因素外，社会历史批评的兴旺显然还与广大观众对这种批评方法的普遍“认同”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国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儒家文化一直是影响中华民族思想的主导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历来倡导‘文以载道’的批评观念，‘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兴观群怨’的批评目的。长时期来，这种文化潜移默化，已成为一种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势。”[25]当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从西方引进后，其注重从社会历史的时空纬度解释和评价电影现象，其基于电影与世界关系的批评思路，以及强调电影功利性的批评目的与这种深层文化结构中的儒家文化精神相暗合，“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是一种文化的选择”，[26]因此，社会历史批评赢得了批评家和广大观众的普遍的亲切感和认同感，这就为其扎根、成长提供了合适的土壤。(www.xing528.com)

从以上来看，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来说，社会历史批评既是其主动选择，又是其必然命运；也正因为如此，社会历史批评才在中国扎根，并逐步形成了中国式的电影社会历史批评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