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林斯基到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确立：中国当代电影的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真正获得长足进展是在别林斯基时代。19世纪以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俄国批评家，他们将道德维度和改造社会的责任引入批评理论中，并且把文学批评与社会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用先进的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标准。在考察文艺现象时，一方面，“他们站在社会历史的前沿，把文学批评的基点放在文学内容的社会进步性上”，认为“如果一部艺术作品只是为描写生活而描写生活，没有发自时代主导思想的强大的、主观的激动，如果它不是痛苦的哀号或者欢乐的颂赞，如果它不是问题或者对于问题的回答，那么，对于我们的时代说来，它便是一部僵死的作品”。[4]另一方面，他们十分重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征，并将历史的批评和美学的批评视为文学批评基本标准。别林斯基说：

历史的批评，是必要的。特别在今天，当我们的世纪有了肯定的历史倾向的时候，忽略这种批评就意味着扼杀了艺术，或者更贴切地说，把批评庸俗化起来……从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上面去考察，研究艺术家的生活及性格等也常常有助于理解他的创作。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将艺术本身的美学要求置于不顾。我们还要说，确定作品的美学上的优劣程度，应该是批评家的第一步工作。当一部作品经不住美学分析的时候，也就不值得对它作历史的批评了。

把批评分为不同的种类是没有意义的，最好是只承认一种批评，让这种批评来判断艺术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中的一切因素和方面。只是历史的而非美学的批评，或者反过来，只是美学的而非历史的批评，这就是片面的，从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是整个的，其中见解的多面性应该出自一个共同的源流，一个系统，一种艺术观点。这将是我们现代的批评，在这里面，多种复杂的因素并不像以前似的，导向细节和局部，而是导向一致性和整体性。[5]

别林斯基不仅说明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批评的有机整体关系，而且强调一部作品必须首先经受美学的批评，然后才可以对它进行历史的批评——这就是首先要把作品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由此可见，别林斯基等人的文学批评活动，摆脱了丹纳以来用自然科学简单求证的方法，形成以文学作品为主体，以文学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判断为构架的文学批评的方法体系。陈鸣树先生认为：“俄国19世纪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批评方法，也可以说是社会学方法的延伸。”[6]他们不仅把社会历史批评“延伸”到政治生活领域，也“延伸”到文艺内在的特殊规律。不仅如此，他们对作品内容的社会进步性提出的要求及其对艺术典型所作的理论概括，也达到了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虽然如此，别林斯基等人的文艺批评仍然没有把理论基点确定在经济生活对思想文化的归根到底的制约上。(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对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进行彻底的扬弃和改造，将文艺批评和文艺理论置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它最终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恩格斯说：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还是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7]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任何文学现象决定于它所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状况，分析文学现象必须从社会历史状况出发。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了“美学—历史批评”的观点和方法。早在1846年，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就提出应当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评论歌德的主张，他说道：“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8]十年之后，又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说：“我是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的说明。”[9]可见，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是恩格斯文艺批评的一贯原则。具体地说，“美学—历史批评”观点和方法就是既把文艺实践看成一种美学现象，又将其看成一种社会现象，在美学与历史的交汇点上审视文艺实践，一方面要求用历史的观点来评论作品，要求将作品与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以及为其经济制约的其他社会生活环境联系起来，考察作品的“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在客观上体现出来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又要求用美学的观点去分析评论作品，根据文艺自身的规律去衡量作品的成败得失，“对文学这一语言的艺术形式从审美的角度、运用审美的方法来进行把握和分析”。[10]这种“美学—历史”双向研究的方法，既坚持文艺批评的审美评价，又重视文艺作品的历史内容；既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和感情，又重视文艺作品的形式和风格；既重视批评的真实性、思想性原则，又重视作品艺术性的判断。“真正地沟通了文学的‘内部世界’和‘外在世界’，将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探索和研究统一和谐、融会贯通，从而从根本上消解那种对文学的内部世界或内部规律与文学的外在世界或外部规律的对立与割裂。”[11]因此，马克思主义将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方法放置在严密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其成为完备的、科学的、符合规律的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