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影的社会历史批评溯源

作为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文艺批评方法，社会历史批评几乎伴随着文艺批评的整个历史发展而发展，并逐渐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批评方法体系。在西方，自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提出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后，艺术中“社会”“历史”的因素就再也没有走出思想界、理论界探求的视线；在我国，古人所谓“兴观群怨”“知人论世”，更是千百年来影响艺术研究的重要方法。尽管这些早期的文艺社会学思想是零碎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这种探索一直没有停息。社会历史批评真正作为一种研究文艺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指起源于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古希腊神话研究，形成于法国斯达尔夫人，成熟于丹纳的较为系统的一种批评模式。[1]它注重从社会、历史环境及文化精神等因素考察并解释文学艺术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社会历史观的局限，无论是斯达尔夫人关于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还是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说，都受当时孔德实证主义哲学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立足于文学与社会的相似性，仅仅局限于从社会的外部条件（如自然环境）或者从艺术与其他上层建筑现象之间的关系中去寻找根源，却忽视了其中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这种停留在社会与文艺关系简单求证的方法，偏重于客观决定论的文艺的外在研究，不仅具有明显的实证倾向和机械教条的弊端，还往往以社会意识来说明社会意识问题，因此并不能真正科学地阐明文学与社会的多重复杂关系。受丹纳的启悟，丹麦著名的文学家乔治·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中，不仅以实证的方法写下描述整个19世纪文学主潮的巨著，而且把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的考察与对内在的心理因素的审视结合起来。在他看来：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的内心真实情况。[2]

勃兰兑斯把文学史界定为“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将一部作品视为“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强调“对影响他发展的知识界和他周围的气氛有所了解”。[3]这种方法不但比单纯的心理分析的方法更为深刻全面，而且也比单纯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更符合文学艺术的本性。这样，勃兰兑斯就不仅深化而且极大地扩展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内涵。当然，勃兰兑斯也有明显的局限，因为他同样也疏漏了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层面——经济生活对文艺的制约作用。(www.xing528.com)

从维柯到勃兰兑斯，社会历史批评在西方可以说形成了建立在实证主义基础上的发展系列。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批评看重文学和社会、历史的彼此关系，往往用社会学实证的现代方法取代了以往旧美学抽象的推理和思辨，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如它重视地理、生理、心理、文化等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但它将目光仅仅停留于此，缺乏从整体社会结构的角度考察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野，忽视了经济基础对文学的最终的决定作用；它过分强调客观决定论的文学的外在研究，忽略认识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尤其忽略主体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因而具有很浓的实证倾向和机械教条的弊端。这种批评方法对以后文艺批评模式的产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