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艺批评的诸多范式中，社会历史批评无疑是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方法体系，同时它也是人们最熟悉的、惯用或滥用的批评方法。由于“社会历史”含义的太过复杂而难以定量，因此，对于“社会历史批评”这一批评方法，有多种称谓。就目前来看，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其出处已经无处可寻。从国内翻译的西方文艺理论著作中几乎看不到“社会历史批评”这一术语，而“政治批评”“社会历史模式”和“道德批评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3]等均是与它密切相关的批评模式；在国内批评界，除了“社会历史批评”“社会历史研究法”“社会学批评”外，还有人称之为“美学—历史批评”等。具体到电影理论界，“社会学批评”是出现频率较高的术语，而“社会历史批评”少见踪迹。在理论界，有的把“社会历史批评”视为“西方社会学、历史学批评”加以研究，有的将其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历史批评”，种种界说不一而足。
概念的意义含糊不清，使得社会历史批评在具体的使用时层次不清，往往被误读、扭曲和销蚀。当我们以科学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历史批评在理论及实践发展过程中留下的脚印，就会发现，人们对这种含混的概念报以宽容的心态和似是而非的态度，并没有进行理论性反思。概念的含混来自批评理论基础的不清，继而势必造成批评的目的、评价标准及批评效果等一系列概念的模糊，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则易偏离正轨，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体系的建立和进一步的发展。
以现实的运用情况来看，“社会学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这两个术语经常会混用，甚至两者就是同一含义。但事实上，社会学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在实践中更多地被归属于社会学的批评范畴，大多采取定量分析与实证调查，其批评的宗旨不在于美学判断和价值分析，而在于实际的功能之用。而在文学批评中，“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社会学批评与作为一般社会批评方法的社会学批评有一个根本不同，即文学社会学批评必须基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与审美判断”。[4]因此，当社会学批评出现时，人们往往容易混淆它的学科归属，从而带来一系列判断的失误。
对于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当下的理论界和批评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文化批评是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翻版”[5]与“回归”[6]，在本质上是属于同一种批评；另外一种认为文化批评是社会历史批评发展的新阶段是对传统社会历史批评的超越；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文化批评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异化”，种种论说不一而足。本书认为在批评的视角和批评的广度上，社会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有相似之处。但就两者的思想资源、核心概念、评价标准来看，文化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存在很大的分歧。从知识谱系上看，当代的文化批评产生于西方20世纪中期以后，其思想与学理资源深受多种思想和学科的影响，特别是21世纪语言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的影响，因此，文化批评是新的社会语境下的产物，带有新兴理论思潮的痕迹并印刻着新时代的特征。再者，文化批评并没有固定的批评标准，也不是以文艺作品为主要的批评对象，其目光往往游离于文本之外，感兴趣的只是文本后的文化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文化批评一般不进行审美价值判断，或者把审美价值判断还原为政治判断，审美尺度的缺席，是文化批评的特色，也是它的重要局限。因此，本书认为文化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电影社会批评模式与文学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之间的关系
电影社会批评模式与文学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关联性。在电影尚未出现之前，社会历史批评这一范式就早已经广泛地存在于针对文艺作品的批评实践当中。文学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主要着眼于作品与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即社会历史发展对作品的影响以及作品对前者的反作用，注重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文学作品。而对于电影社会历史批评，《影视批评学》是这样界定的：“影视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以电影的社会历史蕴含为批评目的，以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为批评标准，采用主题讨论和形象论评相结合的批评方式。”[7]显而易见，电影社会历史批评在批评目的、批评标准、批评方式上与文学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有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电影批评模式是文学批评模式在电影批评领域的移植和借用。也正因为如此，文学批评模式的成就和欠缺，也基本反映在电影社会批评模式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电影社会历史批评没有自己的特点，完全等同于文学批评中的社会历史批评。由于电影社会历史批评的对象是电影艺术，所以，电影社会历史批评因其对象的不同而具有自身的特色，形成自己的理论批评模式。在电影文学和批评发展过程中，电影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也在不断调整、充实和创新。
（三）作为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本身，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早期的社会历史以西方的社会学及相关的文艺理论为基础，注重考查种族、时代、环境等对文艺作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则更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其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把文艺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置入上层建筑的行列，并将“美学—历史”的观点作为评判标尺，以此来考查文艺作品和文艺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是众多社会历史批评模式中的重要的一种。在20世纪30年代，在前苏联出现了庸俗的社会学。这种机械反映论模式，不仅使社会历史批评偏离了正常的轨道，蒙上了“庸俗”的恶名，并且对文艺创作带来了难以计量的后果。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思想疆域的打破，人们视野逐渐开阔，各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也应运而生，如戈德曼的结构主义、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说、齐马的文本社会学等等。
在中国，早期传入电影批评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但由于特殊的国情和传统思维的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存在误用的情况，“历史”与“美学”的观点被人为的分割，“历史”的观点被强化甚至是“异化”，“美学”的观点——关于电影的艺术特性的分析，一直处于缺失甚至是匮乏状态。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西方大量文学和哲学思潮的进入，传统意义上的，或者是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不再独霸文坛。经过文艺界、理论界的肃清与重建，社会历史批评的各种批评方法在我国都得到了正视，多元化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得到了共识。其中，因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本身所具有科学的形态，能契合文艺作品的特性而备受推崇。因此，在谈到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时，有些论者把各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一勺烩”，是不准确、不公正的。
（四）选择正确的方法很重要，但方法并不是万能的
所谓方法，就是“运用它的人所操纵的工具”[8]，也就是说，方法是主体介入客体的一种关系形式，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工具。它一方面受主体目的所驱动，另一方面，它又是依据实践对象的特性和运动规律而产生的，因此又要符合客体的客观属性，二者不可偏废。马克思在谈到科学的方法时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9]结合电影批评来看，就是说，为了力求电影批评成为“合乎真理的探讨”，那么“引向结果的途径”必须是科学的，“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因此，我们在进行电影批评时，要倡导科学的方法。
方法论的缺失一直是我国电影批评界亟须解决的问题。与西方电影理论相比较，“在方法的严密和视角的多样上，中国电影理论是相形见绌的”。[10]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辖制，我们在电影批评方法的使用上，一直存在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庸俗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一统天下，批评严重僵化、呈现千篇一律的面孔，给电影创作和发展带来不良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思想禁锢的解除，知识疆域的扩展，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一拥而入，批评界“方法热”顿时兴起。但是对于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下产生的理论思潮和批评方法共时性的输入，急切地盲目套用，却造成了电影批评的“消化不良”：一方面是新潮理论和方法轮番上场，出现“术语爆炸”、“众声喧哗”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是电影批评，或是对方法的“生吞活剥”，生搬硬套，活生生的电影文本和鲜活生动的电影人物变成了种种理论的演绎和验证某种方法的范例；或是面对影片，批评家不去显示其正确的艺术判断力与理论穿透力，而是以闪烁其词的语言，模棱两可的理论，隔靴搔痒地分析“兜圈子”。方法成了其自言自语、“故弄玄虚”显示高深的工具。电影批评陷入了“理论在丰富中匮乏、批评在缺失中泛滥”[11]的怪圈。
每一个领域都有其自身的研究方法，在具体的关于电影文本或对象的批评实践中，方法也可以是多样的。但只有与对象特性相切合的方法，才是达到认识对象的正确途径。因此，借鉴或运用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能背离研究对象的特殊属性。因此，电影批评必须有适合其特性的批评理论和方法。再者，电影批评方法是在电影批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它应该是指导大众观赏、推动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建设的工具和手段。因此，任何电影批评方法都必须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都必须在当代电影创作和批评实践中接受检验，决定弃取。
倡导科学的方法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它只不过是认识、把握事物的一个工具，因此，“方法论崇拜”只不过是又一个学术神话而已。同时方法又不仅仅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附加工具，它和批评的目的直接有关，只适合解决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某种文艺理论的实践。因此，“方法的一唯性和方法的泛滥本质上都属于非科学性批评观念和批评形态”[12]。因此，正确看待方法的作用和用途，认识到它的有效性但又不迷信和完全依赖方法的辩证思想，是有必要的。
（五）注重批评的实践性(www.xing528.com)
电影批评应作为一个联系实践的课题来分析，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理论范畴内的探讨。因为，电影批评理论是指导观众欣赏，推动电影创作和电影理论建设的工具和手段，它来源于电影批评与创作的实践，只有建立在电影批评与创作实践基础上的概念、范畴命题、体系才是有用的。同时，电影批评理论又可以被用来指导和服务于电影批评实践和电影创作实践。实践—理论—实践，这才是电影批评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健康轨迹。因此本书认为，电影批评作为一种艺术实践远比作为一种理论阐述更为意味深长和意义深远。因而，本书对社会历史批评的分析与论述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力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力图通过对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形态演变的考察及其发展足迹的追溯，考辨它的可取之处及存在的弊端，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挖掘其对当下电影创作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除此之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论述并非完美无缺。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电影界历史悠久，流传广泛而影响深远，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社会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种状况不是简单的梳理和概括所能穷尽的。所以，本书仅以典型的批评事件作为案例，采取的是粗线条的勾勒。希望以点带面，力图对社会历史批评做较为完整的分析和判断。然而，面对社会历史批评逶迤发展所留下的众多资料，首先要进行广泛收集和集中概括的工作：既要关注纷繁芜杂的电影批评文本，以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作为“批评的批评”，又要关注各个时期对社会历史批评进行研究的文本，以便随时了解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笔者知识基础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只能临时抱佛脚，阅读大量的哲学、文学理论、电影理论与批评方面的书籍。因为本书显然要求研究者有渊博的知识、敏锐的学术感受能力和理论概括力，而这一切，无论哪个方面，对笔者来说都是一种挑战。总之，本书只是笔者初步的尝试，仍然有很多问题尚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不一定准确，还有赖于本领域的专家、研究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1]李道新.影视批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59.
[2]李道新.影视批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85.
[3]吴会婷.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批评辩[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1.
[4]高震.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反思与重建[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5.
[5]龙潜.批评家：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8（3）：80.
[6]葛红兵，许峰.文化产业振兴、新媒介热升温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2009年文艺理论批评的三个热点问题[J].当代文坛，2010（1）：23.
[7]李道新.影视批评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5.
[8]比尔·尼柯斯.电影与方法[M].转引自《美学译文：第一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46.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
[10]罗艺军.中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57.
[11]方宁.让批评发出健康、有震撼力的声音[N].龙源网·文艺研究，http：//www.8yj.gov.cn/html/news/whbbs/200702/700.html，2007-2-15.
[12]吴炫.批评科学化与方法论崇拜[J].文艺理论研究，199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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