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电影社会历史批评研究现状及意义

（一）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历史批评这种在实践中惯用、熟悉的批评方法，并没有在理论上予以重视和正视。从现有的资料来看，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文艺界几乎没有对社会历史批评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也很少使用这样一个术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受到各种西方新文艺批评方法的冲击，社会历史批评才重新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并展开了一系列探索与研究。《湖北社会科学》从1988年第7期开始，陆续发表文章对“开放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讨。王先霈的《批评家的困惑和批评的出路》（1988.7），於可训的《论多元格局中的社会历史批评》（1988.8），杉沐的《站在当代审美高度——对开放性的社会历史批评的一点理解》（1988.10），陈美兰、邹德清的《试论批评思维的“一体”重塑——兼谈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开放问题》（1988.12），邹贤敏的《历史的开放和批评的张力》（1989.1），王元骧的《走向与美学结合的社会历史批评》（1989.6），鲁枢元的《心理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1989.6）等一系列文章，分别从各个方面对社会历史批评为什么要开放、如何开放等问题做了分析和总结。与此同时，陈墨在《“新美学—历史批评”断想》（文学自由谈，1988.1）、《从“新方法热”到“新美学—历史批评”观》（文艺理论研究，1988.6）和《“新美学—历史批评”论纲》（福建论坛，1989.5）等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新美学—历史批评”，认为这种批评模式是摆脱庸俗社会学的一种全新的批评模式，陈骏涛在《新美学—历史批评综说》（文艺争鸣，1989.6）中也对这种批评模式予以评说和总结。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理论界在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理论背景、发展过程进行考察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这种模式的基本原则，清理被误读歪曲的基本概念。社会历史批评摒弃了以往僵化、孤立、静止的视角，获得了开放的、整体的、宏观的批评眼界，以宽容平等的心态不断地吸收中西方其他研究方法的成果，不断地丰富自身的内涵。视角的转换和方法的整合，使社会历史批评在与其他批评模式的相互融合中，寻找着壮大自身、建设自身、发展自身的崭新路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呈现延续之势，如期刊网上陆续有相关的文章出现，如：胡宗健的《永恒的文学辩证批评法则——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零陵师专学报，1991.4），朱贻渊的《重提社会历史批评》（怀化师专学报，1993.1），李凌泽的《从复兴到超越：新时期社会历史批评的演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9），邵昕《社会历史批评的当下发展与未来走向》（辽宁工学院学报，2003.4），李清《社会历史批评的未来》（当代文坛，2006.3），于淑静的《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延异”》（河北师范大学，2009.5），郭云的《多元批评语境中的社会历史批评》（延安大学学报，2009.3）等都集中于社会历史批评理论形态的回顾、演进及未来走向的探讨，吴会婷的《社会历史批评的另一种形态——从现代批评史说起》（五邑大学学报，2001.3），黄灵红的《“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三种类型及其演变——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平顶师专学报，2001.3），马大勇的《人文化的社会—历史批评论纲——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起》（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具体考察了社会历史批评在古代和现代批评史上的理论形态及运用。硕士学位论文只有一篇，吴会婷的《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批评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5）考察了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历的几种理论形态。从以上的研究资料可以看出，在新的社会语境和形势中，联系当下文艺创作实践对社会历史批评进行考察的相关论文和专著处于缺失状态，并且以上文章都集聚于文艺理论界，并没有在电影批评界进一步展开。

在电影批评界，关于电影批评的学术专著有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及《中国电影批评史》。前者则从影视批评的特性、功能、主体、模式、写作等方面对影视批评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剖析。他将影视社会批评模式分为伦理道德批评、政治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1]，并认为影视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是影视社会学批评模式中最成熟也是最具生命力的批评模式[2]，但对于这种批评模式只是从理论上进行了界定和概述，并没有全面系统地展开。后者从发展史的角度把中国电影批评分为社会学批评、本体批评、文化批评三个时期。其中对社会学批评模式进行了历时性的论述与研究，但并没有对社会历史批评另行考察。除此之外，袁智忠、虞吉主编的《影视批评纲要》中对社会历史批评进行了方法上的介绍；李建强、章柏青主编的《中国电影批评（2000—2006）》汇编了这一时间段中的比较有影响代表性的文章。戴景华的《电影批评》侧重于具体的批评实践，其中对一些批评方法（包括社会学批评）进行了总结和论述，但以上专著对电影社会历史批评的研究没有系统深入地展开。

搜索期刊网，关于电影批评的文章比较多，但对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的研究比较少。与本书相关的为数不多，周斌的《电影社会学：在反思中重构》（电影艺术，1989.10）、花建的《电影社会学发展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1）和李道新的《超稳定模式——电影社会学批评》（唐都学刊，1998.1）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这些论文对电影社会学批评在反思的基础上探讨了其发展的方向。国外的资料论文有（前苏联）E.魏茨曼的《电影艺术社会学》（世界电影，1986.6），从社会学的角度阐述了电影与社会的关系。目前在硕士与博士论文库中尚未发现与本书相关的论文研究。此外，大量存在于网络上的关于文艺批评和电影批评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提供了颇为重要的参考依据。(www.xing528.com)

总的来看，新时期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具体而言对于作为电影批评的社会历史批评，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有关研究课题只见于单篇的学术论文，或部分专著、批评教程中的个别章节，而且内容相对集中于批评方法的介绍。但对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社会历史批评，从纵向历史的角度和横向现实的角度，也即是联系当代中国电影创作和批评实践来进行研究，却多见零星论述，少有系统、整体上的分析。因此，相对于电影理论和电影史的研究，电影批评的成果不够丰硕，而对社会历史批评进行专题研究更处于空缺状态，这留下了可供挖掘的空间。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以往学术界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理论概念认识较为模糊。有些将西方的社会学批评与社会历史批评混为一谈；也有些将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强加于社会历史批评，将其造成的后果归罪于社会历史批评；还有些将其与近年来流行的文化批评划上等号。针对于以上理论认识的误区，本书肃清了社会历史批评的概念，梳理了其理论形态演变，并考察了它在中国电影批评界的理论演变和走向。从中得出观点：认为我国最初引进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它包含着“美学—历史”的科学观点。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在不同时期，出于不同的目的，社会历史批评被人为地扭曲和割裂失去了本性。新时期以来，社会历史批评的理论得到了修正，并获得了开放性，它将在我国文艺批评的体系建构、观念创新、理论表述和方法借鉴诸多方面发挥重要的意义。

2.实践意义。批评来源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挥作用，彰显其本性。新世纪以来，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电影产业化步伐的迈进，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问题与国际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众多问题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扑面而来。加上西方各种思潮、观念不断涌入，特别是消费主义、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对传统电影理论和创作的哲学观、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在电影创作多元化现实面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是否还具有言说的合理性，我们怎样加强社会历史批评的阐释力和回应权，又怎样把社会历史批评与当下的电影实践相结合，这些都是值得重视和反思的。在众多电影批评模式中，社会历史批评倡导现实主义电影，因而为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开了一剂良方；社会历史批评具有美学精神、历史精神和批判精神，这正是当下电影批评匮乏的。因此，电影创作的不断发展需要社会历史批评，社会历史批评也将在批评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生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