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耐特相互承认理论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一种全面继承与发展。霍耐特认为，黑格尔意图把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斗争式人格范式转换为相互承认的人格范式。霍耐特在继承黑格尔相互承认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黑格尔的斗争理论，把斗争视为实现相互承认的基本实践手段。霍耐特把原初承认的基本形式归结为三种：爱、法律和团结。霍耐特认为，黑格尔是把相互承认的人格范式放在市民社会来论证的，而且只有在财产权和契约关系中，每个人才被作为独立自由意志的权利人格来相互承认，而这种独立人格的相互承认是建立在法律的保障之上的。为承认而斗争，就是为自我肯定而斗争，也可以说是为法权人格的承认而斗争。其斗争的最终结果是相互承认，是相互把对方当作同等的法权人格来承认和尊重。就像奥卡姆的“剃须刀”，黑格尔用他的承认理论直接消解了自然法理论的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的假设这一中介，直接把斗争与承认相连接来证明国家的正当性。这就是黑格尔反对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假设和契约论国家观的原因。费耐特把黑格尔承认理论总结为三个概念：斗争、承认和政治制度。“黑格尔坚持认为，主体之间为相互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内在压力，有助于建立一种保障自由的实践政治制度。个体要求其认同在主体之间得到承认，从一开始就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扎根在社会生活之中，并超越了现有的一切社会进步标准，不断冲突和不断否定，渐渐地通向一种自由交往的境界。”[2]斗争、承认和政治制度三者存在着相互影射的互动关系：首先，斗争是一种实现相互承认所必不可少的手段。换言之，如果不经过斗争这一过程，那么相互承认就是不可能的；不是为斗争而斗争，而是为了相互承认而斗争。其次，这种承认必须是建立在稳固的政治制度之上，使相互承认制度化，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的普遍物。如此一来，政治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这种相互承认的自由现实普遍化。简而言之，政治制度成了相互承认的手段。这样看来，斗争和政治制度都是相互承认的手段，而且斗争在前、制度在后。实际上，政治制度也是消除斗争的手段，这种消除是以这种制度能够确认相互承认理念为前提的。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没有确认相互承认的人格关系，那么这种制度就不是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其结果会导致人们重新回到相互斗争阶段。这也与社会契约论的本质作用是异曲同工，只是契约论者认为，如果政府实际上不能够尽到保护个人法权的职责，就是违反原初订立的社会契约，人们有理由重新回到自然状态，并拥有自我救济的自然权利。(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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