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使命：最大化人民幸福

奥斯丁认为，功利作为伦理根基并不违背上帝法，普遍的功利既是人的正常情感，也符合上帝的旨意，既是法的伦理依据，也当然应该是政府行为的伦理使命。政府的使命就是使人们能够过上幸福生活，促进人们实现幸福最大化。“一个主权政治政府的真正目的或目标，或者，这样一种政府为之存在的目的或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促进人类幸福。”[13]政府的目的是政府存在的一种合理性根据，也是政府本质的一种显现。功利原理是衡量一个主权政府是否合法的最终标准。“通过一般功利原则，我们可以理解上帝法。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一般幸福或福祉要求一个主权政府继续存在，那么，以上帝法作为衡量标准，一个事实上的主权政府就是合法的主权政府。反之，如果只有废除一个主权政府才能达到一般幸福或福祉，那么，一个事实上的主权政府就是非法的主权政府。”[14]传统自然法理论把政府的目的定位为保护个人权利，而奥斯丁则反对自然法理论的政府权利说，进而把政府和法的合理性置于人类的幸福命题之上。奥斯丁也反对自然法的政府契约论思想：“基本社会契约的假设，不仅是个虚构，而且是个毫无现实可能性的虚构。”[15]政府不是契约的产物，而是法律的产物，根本就不存在政府与个人之间的合意性契约，政府的存在也不必要假设一个契约前提。政治政府作为最高主权者，与其臣民之间的关系，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两者之间不存在一种权利义务关系，主权者只拥有强制的权力，而臣民只拥有服从的义务，而法则是政府对于臣民的一种威吓并强制其服从主权者命令的工具。政府不仅不受臣民的约束，而且也不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政府作为主权者拥有免于法的惩罚的特权，具有超越法之上的权力。只有这样，主权者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主权者而成为至高无上者。

[1][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7页。

[2][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65页。

[3][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7页。

[4][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8页。

[5][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8页。

[6][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2页。

[7][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1页。

[8][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1页。(www.xing528.com)

[9][英]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2页。

[10][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1][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12][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13][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页。

[14][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

[15][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