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文明社会是一个公共正义的社会，基于权利的法律联合体，而这种“法律状态是指人们彼此的关系具有这样的条件：每一个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方能获及他应得的权利”。这实际上就是应得其所得的公正定位。康德基本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公正原则与种类划分，也把正义视为其应得的权利，“可以把公共正义分类为保护的正义、交换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康德把法律视为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的分水岭，法律的目的就是确认所有权，使人们“从自然状态的‘我的和你的’过渡到一般法律状态的‘我的和你的’”。[11]康德意图把权利建立在科学之上，为权利寻求哲学依据。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是以法律为标志的，“我的和你的”权利只有在法律上才会得到普遍承认与保障。康德在道德领域特别强调人的内心良心自觉，人人自我立法与自我规约能力，而人在法律领域却只受到外在的强制规约，而不是依靠个人内心良知的。“所以，只有那种公共的、集体的和权威的意志才能约束每一个人，因为它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安全的保证。当人们生活在一种普遍的外在的以及公共立法状态之下，而且还存在权威和武力，这样的状态便称为文明状态。”[12]显然，人在法律领域是他律性的，是受到法律强制约束的，而人在道德领域却是自律性的，这也是人的两种存在不同的形态。法律的最终使命是实现人的自由共存，使所有人的自由权利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因此，康德认为，法律就是自由共同体，国家就是法律共同体，是所有公民的法律联合共同体，“所有人的意志的联合”[13]，并被规定在法律之中，即“众人的意志确实并普遍地联合在立法中”[14]。国家作为共意的法律文明联合体，是基于公民共同意志的产物，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使你的、我的权利都得到法律的保障，使所有人的人格自由都能够和谐共存。(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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