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风俗的关系及其意义

什么是风俗？风俗与法律有何关系？这是孟德斯鸠所要探讨的一个法哲学问题。在孟德斯鸠看来，风俗与法律是一般与特别的关系，二者都具有法的意义。风俗是一种活在人内心中的法律，是无需国家强制而自动生效的“活法”。风俗的这种“法律”属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风俗不应当通过强制加以消除或改变。“法律是一个国家的特殊制度，习俗则是一个国家的一般制度。因此，不应该用法律去改变习俗。用法律改变习俗会显得过于粗暴蛮横。”[39]风俗的效力要高于人定法。孟德斯鸠把风俗视为国家的一般制度，国家民族性是风俗的伦理真谛与价值。我们一般认为，风俗只不过是一种民族习惯而已，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甚至把风俗与恶俗混为一谈，而没有从民族国家的精神层面来揭示它。黑格尔也谈到过风俗问题，也是从民族和国家层面来阐述风俗的精神本质。其认为风俗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积淀，是一个民族自我本质认识程度的反映，风俗也是一个民族精神特质的自然显现。而孟德斯鸠把风俗视为一种国家的一般制度，这意味着风俗具有类似自然法的意义，只不过是一个特定国家的自然法则。法律本身并不能直接解决风俗问题，因为法律的主要调整手段是强制，而不能仅仅用强制手段来粗暴地对待风俗问题，这也说明了法律对于风俗作用的有限性。法律与风俗的主体属性不同，“法律与风俗的区别是，法律规范的对象是公民的行为，而风俗规范的对象则是自然人的行为”。[40]二者的产生方式不同，“法律是制定的，而风俗则出于人的感悟”。二者的稳定性也不同，“风俗较为固定，所以就近似法律”。[41]风俗有好坏、优劣之分，在不同政体的国家里会滋生不同属性的风俗，良好风俗的国家就不需要过多的法律。风俗不宜用法律的手段来强制改变，更不能用暴力来改变它，但是可以通过立法在政体原则允可之下来改善人们的风俗，限制一些与政体精神相背离的不良风俗。风俗与法律都是一个民族的基本精神的体现，体现着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

风俗与政体是相互影响的，有何种类型的政体就会有相应的风俗，而腐化的风俗往往会使政体败坏。专制之下，送礼成了一种时尚与风俗，而送礼的本质是一种权力腐化，是对平等理念的一种否定，是对个人财产的一种制度性掠夺。在专制政体下，贪污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没收财产也是常见的，个人财产权是没有法律保障的。而在共和国里，没收个人财产是一种非法剥夺，是对共和国平等原则的冒犯。“在共和国里，剥夺一个公民必要的物质生活，便是做了一件坏事，就是破坏平等，平等是共和政体的灵魂。”[42]在专制国家里，向上级送礼是必然的事，送礼是一种习惯，送礼是迫不得已的事，而非出于某种品德，因为在专制国家里，既无荣誉又无品德。而共和国的原则是品德，良好风俗是共和国的基础。奢侈是品德的大敌，奢侈是财产不均的结果，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它不仅使个人的欲望膨胀，也会腐蚀社会风气，进而破坏法律，败坏社会风尚。“一个被奢华腐蚀了的灵魂，它的欲望是很多的，它很快就会成为拘束它的法律的敌人。”[43]因而，共和国法律要限制奢侈，制定有关节俭的法律。奢侈总是伴随着生活腐化，淫乱也会变成一种普遍的风气。“我们谈过了的淫乱之所以成为风气，是因为它和奢侈是不可分的，奢侈问题跟随着淫乱，淫乱问题跟随着奢侈。”[44]民主政治社会需要培养人民俭朴的习惯，需要形成朴实、勤劳的风俗，避免那种游手好闲的腐化习气。因为只有拥有良好风俗习惯的民族才能做出伟大的事业，而那种坠入腐化堕落习气的民族是不可能干成什么大事的。老年人和官吏应当肩负起培养、引导年轻人服从良好风俗的好习惯。一个国家对外要防止侵略，对内则需要防止腐化邪恶。“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活，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邪恶。”[45]国家与个人一样，其一般目的就是自保，而自保的手段因政体的不同而各异，而“共和国的精神是和平与宽厚”，共和国谋求与国家的相互结合与安全。国家内部腐化堕落，就必然会招致外国的欺凌，而国家被征服的根本原因是这个国家的全方位腐败。“被征服的国家通常都是法制废弛。腐化已经产生；纪律已停止执行；政府变成了压迫者。”[46]因此，腐化的风气对于法制精神来说是一种具有摧毁性的破坏力量，或者说送礼风俗是法制废弛与权力专横所必然导致的社会现象。法治与风俗息息相关，好的风俗与良好法治是相伴而生的，而败坏的风俗是法治败落的必然后果。要塑造良好的风俗，就必须要加强法治，而真正的法治只有在良好政体中才能构建。(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