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目的有两个维度的定位：一是直接目的，阻止罪犯再次犯罪，就是所谓的对犯罪的特殊预防；二是最终目的，即刑法的一般预防目的。“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他人不要重蹈覆辙。”[51]前者属于惩罚作用，后者属于震慑作用。
正如高明的医生不仅能够很好地医治已经生成的病，而且更注重预防人之将得之病。刑法的最高境界是预防犯罪，而不仅仅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从全面计量生活的幸福和灾难来讲，立法是一门艺术，它引导人们去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们可能遭遇的不幸。”[52]这种预防犯罪理念是一种立法艺术，这种艺术就是达到一种尽量完善的境界。刑法立法的目的在于刑法的事前引导功能，它能够引导人们趋利避害，追求最大幸福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幸。预防犯罪的刑法目的是基于功利主义或幸福论。最大最小原则，即刑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从反面的思维来讲，最大幸福原则也意味着让最少人遭受最小的痛苦。只有犯罪总人数减少了，才能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这也是功用原则在刑法上的应用，因此，贝卡利里亚既属于自然法学派，又属于功利主义法学派。立法者应该拥有宽和的伦理素养、良好的哲学气质，能够辩证地理解与把握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之间的相互统一关系。“立法者应当是温和的、宽大的和人道的。他们是一些明达的建筑师，使自己的大厦以自爱为基础平地而起，使普遍利益集中地体现个人利益。他们任何时候都不会被迫用片面的法律和混乱的措施将普遍利益同个人利益割裂开来，以恐惧和猜疑为基础建立起公共幸福的虚伪形象。”[53]法律必须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不能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条公理就是：为了不使刑罚成为某人或某些人对其他公民施加的暴行，从本质上来说，刑罚应该是公开的、及时的、必需的，在既定条件下尽量轻微的、同犯罪相对称的并由法律规定的。”[54]立法要遵循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统一的基本原则，要把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起来，不可使普遍利益建立在牺牲个人利益基础之上，那样就是一种特权之法，就不会得到广大人民的赞同与信任，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也就难以圆满实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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