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是国家兴旺之基，而不公正是国家衰亡之因，只有公正和智慧的人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国家才能走向兴盛。而领导人所具备的公正德性就是公而忘私。“要知道，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没有公正。就这样，能够被称为英勇和心灵伟大之人的人不是那些行不义的人，而是那些拒绝行不义的人。”[27]正义是任何时候都不可或缺的，也是一个人真正高尚的禀性特征，而这种正义之士并不以追求荣誉为目的，更不去追逐所谓的虚荣而把自己假装成一种正义者。德才双全的圣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精英治国，这本身并不等同于“人治”，因为人治是与法治对立的，而这里的精英治国是人治与法治的完美结合，绝对不能把精英治国与依法治国对立起来。真正的法治国家也要求统治者具有良好的道德和才能素质。“一个人不为恐惧所征服，却被欲望征服；一个人没有让自己被苦难战胜，却被享乐战胜，这是不相称的。”[28]伟大人物都是追求心灵高尚而蔑视凡俗的，但他却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出于智慧与理性，出于真正的正义美德。但一般人却往往为欲望与享受所屈服，这就要求人要拥有节制美德。为国、为民，是一个卓越国家领导人所应该担当起的两大基本使命。“总的说来，将要担任国家领导职务的人应该遵循柏拉图的两点教导：第一，他们应这样维护公民的利益，即不论他们做什么事情，都要使之符合公民的利益，忘记个人的利益；第二，他们应该维护国家整体，而不要为维护某个部分，忽略其他的部分。”[29]理想国家是以德治国的美好国家，国家美德应该由统治者美德与公民美德两个方面构成。个人的美德，在于为国家做贡献，在于理解和把握正义美德，在于自觉遵守法律，唯有拥有这种美德的人才是最为可敬的，只有那些关注和无私服务于国家公共事务的人，才是真正有德之人。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具有智慧和德行，而并不要求他是富人，也不管其出身如何。人们选举这种精英美德之人来治理国家，人民就感到安全，就乐于在其统治之下。“应该要有国王的美德和智慧，而不是出身。”[30]
理想政体是一种多阶层混合而成的共和政体，就是国王、贵族、人民三个阶层和平共处的政体。“这样组成的国家是最好的政体，它由王政的、贵族的和人民的这三种政体适当地混合而成，并且不会由惩罚而激起粗野、狂暴的情感。”[31]国家三阶层划分理论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中已经出现，柏拉图把国家的成员依据其理性划分为哲学王、卫士和劳动者，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共和政体是由富人、中产阶级和穷人共同构成，由中产阶级联合其他两个阶层来组成共和政体，而西塞罗的共和政体理论明显地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共和政体理论，认为理想的政体是综合了三种政体的混合政体。国王必须是卓越的圣贤之士，如果一位国王执政后逐渐变得残暴贪婪，那么其统治就会最终被一位才德出众的平民所推翻，那位才德卓越的常人就应当被公众推举为国王。“一位才能和德性均超群出众的人，终于让人民摆脱了这一不公正的、残暴的奴役枷锁，尽管他当时仅是一个普通人，但他担当起了全部国家事务，在这个国家第一次证明，为了保卫公民们的自由，任何人都不是普通公民。”[32]“才能和德性均超众”的人就是我们当今所谓的卓越人才，要求由拥有超群的才能和德性来担当起治国理政的重任，才能更好地完成保卫人民和国家的神圣使命。国家要关心其人民，把人民视为国王的父母，即国王应该把自己视为人民的孝顺儿子；而不是相反，把国王当作人民的父母。“希腊人通常对待人民如父母，关心如何使自己辖下的人民处于最好的生活状态的人称之为国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种国家类型确实很好，然而这又似乎特别容易下滑，陷入毁灭性状态。”[33]人民的幸福生活，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也是统治者的神圣使命。换言之，只有能够并切实让人民过上最好生活的国家，才是最好的国家。国家的安全稳定需要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拥有足够威望的官员，二是享有足够自由的人民。“如果一个国家不存在权利、义务和职责的均衡分配，使得官员们拥有足够的权力，杰出的人们的意见具有足够的威望，人民享有足够的自由，那么这个国家的状态便不可能保持稳定。”[34]人民对于法律要拥有评定的权利，不能由极少数人来擅自订立，不能剥夺人民申诉的权利，不能不通过百人审理就判定剥夺人民的生命，不能少数人擅自确定税负。
总之，西塞罗主要探讨了国家与人民、正义、官员与法律等一系列问题。法律就是理性、正义、美德，是人民团结协作的基本法则，其使命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做一个正义的理性人，使国家成为一个优良国家。正义是国家的美德、灵魂，在这样正义理性的法治国家里每个人都得到作为人一种敬重。当今我们也提倡把权力装进法律“笼子”里，“笼子”的本质就是人民共同的利益，法治的关键就是管住官员，不要谋取私利，保证官员始终能够以人民的正义事业为其使命。
[1][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2][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3][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4][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5][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6][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7][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8][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9][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9页。
[10][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
[11][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12][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13][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14][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15][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7页。
[16][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www.xing528.com)
[17][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页。
[18][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1页。
[19][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20][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21][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22][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
[23][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24][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25][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26][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27][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5页。
[28][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29][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30][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31][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
[32][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33][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34][古罗马]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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