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基于公共利益的政体都是正宗政体，而不论这一政体是何种类型。“正宗政体可以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种一样，变态政体也可以分为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26]相反，不论是什么政体，只要是出于个人私利的政体就都是变态的政体，是一种病态政体。“如果面对一个人、少数或者多数人的私人利益的政体，肯定是变态政体。”[27]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三种政体中，只有共和政体最能够保障国家政体的公共品性，因为共和政体是一种混合政体，是结合了多种政体优良之处的政体。共和政体的混合性，主要表现在政体因素的混合上：一是共和政体本身就是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一种混合，它克服了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各自的不足之处，又同时吸取了二者的优点，是两种政体的杂交。“通常来说，共和政体就是平民政体与寡头政体的混合而已。”[28]二是共和政体的权力分配要素是三个，而非单一的才德要素，因而，共和政体要求权力者要同时具备出身、财富与才德三个方面的要素。这就与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理念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在现实中，在这种混合政体之中，应该有三种同等重要的因素：自由出身、财富和才德。”[29]“必须将城邦之中的三个要素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这三个要素是自由出身的平等、富贵之人和才德之士，而不仅仅考虑平民和富贵之人。”[30]政体的本质是权力的分配，换言之，政体就是由何种人来治理国家，由谁来支撑国家治理的根本大权，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由不同的人来行使国家的统治权。
“中庸”是亚里士多德政体理想的哲学原理，这与柏拉图的“至善”理念政体理论相对应。柏拉图是把人的才德来作为权力分配的唯一依据，而亚里士多德则以人的财产因素来作为权力分配的依据，因为人的才德最终是由财产来决定的，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中庸政治的哲学论据。“德行就在于中庸；在任何城邦之中中等阶级都是介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中等阶级既没有富人的野心，也不会有穷人的狭隘，因而自然可以促进各种政治势力的结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以此阶级为基础的政体，也就是‘共和政体’，是最可能有利于大多数人的。”[31]中庸是最好的德行，是事物的最佳存在状态。任何事物如果处于极端状态就是不正常存在状态，是一种病态的存在，就会出现问题。而符合中庸原则的政体才能是最好的政体。“中等阶级比其他任何阶级都要稳定得多。他们既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他人的财富，也不会因为财产过多而引起穷人的觊觎。”[32]这就把人的德行与人的财产联系起来了，人的德在现实政治社会中是由其财产拥有的多少来决定的，最没有作恶财产动因的是中产阶级。与中产者相比，富人与穷人二者都私心太重，穷人总是双眼盯着富人的财产，总是在打算来如何瓜分富人的财产，而富人则总是打算着如何来剥削和压迫穷人，而中产阶级却没有那么多非分之想，因而只有中产阶级才是不愿意走极端的阶级，是最具有中庸德行的阶级。亚里士多德基于中庸政体观念，认为中产阶级执政的政体才是最佳政体，“最好的政治共同体是由中等阶级执掌政权”[33]。立法者也应该由中产阶级来执掌，中产者制定的法律才会符合所有阶级的意愿。“最好的立法者都出身于中等阶级。”[34]总之，政体好坏的基本标准是中庸，任何背离中庸原理的政体都不是最佳的政体：“离中庸之道最远的政体形式必定是最坏的形式。”[35]中庸理念也就成了衡量政体优劣的哲理依据。(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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