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使命：追求整体幸福

国家的本质与使命，首先体现在其政体性质上，正宗的政体必然是为了所有成员的幸福，而畸形的政体则是出于统治者个人利益。依据城邦目的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区分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政体：一是正宗政体，二是变态政体。这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与整体论在其政体理论中的应用与体现，任何事物都是由其最终目的决定其根本属性的，如果其根本目的失去了，那么该事物也就失去了其基本性质，就不再是其本身了，就衰变为另一物了。城邦的性质也是由城邦的目的决定的，城邦的一般目的是幸福，城邦如果让人痛苦，那么这个城邦就不是个好城邦。问题的关键在于，城邦是为了谁的幸福？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整体论观点，事物是一个由所有成员构成的整体，如果整体脱离个别，那么整体也会出现问题，而如果个人脱离了整体，那么个体也就失去了其本质，因而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由整体目的决定的。整体论在城邦理论中就体现为幸福整体性，如果为了全体城邦的幸福，则这种城邦的政体就是正宗的政体；如果只是为了统治者个别人的幸福，而与多数成员的幸福相对立，那么这种政体就是变态政体、错误政体。“城邦的真正追求应该在于幸福的生活，而这是全邦人民的共同利益，正宗政体就是顾及全邦人民共同利益的政体。”[16]正宗的政体是由自由人组成的城邦，而变态政体是所有的主人或暴君对于多数人的专制统治，是不正当的政体。

在政体与法律的关系上，政体需要法律来体现和保障，而法律也必须与政体相匹配，法律要符合政体的根本宗旨。“第一，以理想政体的标准进行衡量，它们所有的法律条款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第二，实施的法律条款是否与实际建立的政体的基本精神和基本特征相吻合。”[17]国家的整体属性，最终是由公民的本质决定的，因而“要理解城邦，我们就必须考察公民的本质”。城邦的目的是所有成员的幸福生活，而这种幸福生活是建立在优良生活的基础上，只有优良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幸福生活。这种优良的生活，也不是统治者个人的良好生活，而是所有成员的共同优良生活。良好城邦的目的，不仅在于谋求互不侵害的生存，在于对外防卫的共同安全，更在于谋求一种良好的共同生活，“城邦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一种优良的生活，而对于这一目的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就应该有最多的政治权利”。[18]

城邦的使命应该是培养公民的良好品德，这种良好德行是城邦共同良好生活所必需的，“一个城邦只有将促进其公民的德行作为目的，才是名副其实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强调城邦的德性品质，而城邦德性品质是由其成员的德性品质来决定的，整体是个人的集合，整体的德性通过个体德性来体现，这与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具有某种相通之处，二者都强调城邦的整体德性与个体德性的统一，都把城邦的目的界定为成员的优良生活。城邦为实现其理想目的，就必须培养其成员的德性能力，塑造他们优良生活的道德能力，因而城邦也承担着培养成员优良品质的使命，让每个成员都具有过上幸福生活的德性能力。城邦的使命需要法律来实现，城邦的法律之使命与城邦的使命是相符的，不仅是要防止公民之间的相互侵害，而且更是为了城邦整体的良好生活，为了培养公民的良好素质。“法律实际上应该是一些生活制度，比如培养城邦中的成员善良而又公正的德行。”[19]城邦设立的目的，就是追求共同体的美好生活，促进共同的“优良生活”“幸福而又高尚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公民之间的互不侵犯或者交换的便利。“一个城邦终极目的和追求的目标，都是为了优良的生活。”[20]这种有德行的共同优良生活，体现着整体和谐的治国原则。(www.xing528.com)

亚氏国家理论的哲学依据就是整体与部分关系原理。一个事物的善必然体现为整体的善与个体的善两个方面，整体之善并不独立存在，它必然要体现在个体善之中，通过个体善来彰显自己。国家就是一个整体善，而所有公民成员就是个体善，整体善由一个个的个体善集合而成，因而整体善隐含于个体善之中，“整体的善必定内在于个体的善之中”。[21]亚氏把个体善视为整体善的前提，亦即只有公民整体上都具备了善，整体的善才能实现。其逻辑是，公民善则城邦善。公民作为个体善，只有在公民参与到国家政治活动之中时才会显现出来，国家管理者有善德，则国家必然就优良，“一个城邦只有在其有权参与管理的公民都具备了善德的情况之下，才能成其为善良之邦”。[22]亚里士多德把整体与部分辩证法原理应用到了国家理论中，提出了经典的整体善与个体善相互融合思想，为后世国家伦理研究奠定了公理式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