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体宗旨的公众化教育，“教育大众的生活和举止要符合政体的精神要求具有巨大意义，但是这一原则经常被忽略，尤其是在极端形式的平民政体之中往往鼓励‘做一个人想做的事’的理念”。[10]亚里士多德发现了个人自由的缺陷，认为真正的自由就是个人的行为与国家政体精神相一致的自由。不仅需要对官员进行政体精神教育，政体精神大众化教育对于政体的稳定更具有基础性意义。然而现实中，政体精神个体大众化教育却往往被忽视。公民教育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宪法宗旨相一致。“在我们已经提及的所有能够确保政体稳定的诸种措施之中，最重要然而又是被当代人所普遍忽视的一条是，依照政体的宗旨对公民开展教育。即使是最好的法律，而且为全体平民所一致赞同，如果公民们还没有经过习俗的力量和教化的影响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宗旨，这样的法律就依然是无用的。”[11]法律的遵从需要人们的公共精神的支撑，需要有良好风俗的现实基础，这就要求把公民的公共精神教育放在首位，使公民的个人道德品性与政体公共精神一致起来，唯有这样的公民才会真正赞同和遵从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反对极端的个人自由理念，反对把那种“所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于‘做一个人想做的事’”，极端个人自由必然会导致背离政体精神、危及国家稳定的危险，“这种自由的观念是卑鄙自私的”。[12]亚里士多德鲜明地反对那种极端自私的自由观念，这在当代也仍然不失为一种真理性命题。另外，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教育是多面性的，“靠社会习俗、思想文化、立法等来改良公民”[13]教育手段的多样化，才能实现培养高素养的公民精神。
只有在健全的法治国家里，公民道德素养才会得到普遍提升，高度文明的良好社会才能形成。亚里士多德强调法律对于公民道德教育的特殊功能，健全的法律是公民道德生成的必备要件，没有良好的法律环境，公民良好的道德素质就很难养成。“如果一个人不是在健全的法律下成长的，就很难使他接受正确的德性。”人们往往强调和论证道德对于法律的基础作用，却常常忽视了法律对于道德的促进作用。良好的法律能够促进良好道德的生成，使坏人做不成坏事，会把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法律则使好人做不成好人，甚至使好人变成了坏人。法律教育对于一个公民和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公民养成遵守法律的良好习惯。“青年人的哺育与教育要在法律指导下进行。这种生活一经成为习惯，便不再是痛苦的。”[14]法律的目的就是使人成为好人，人的一生都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来培养自己的良好德性。青年人要学习立法学，只有懂得了立法学才会理解法律的真谛，才会知道为什么和如何成为一个有德守法的良好公民。“对德性只知道还不够，还必须努力去获得。德性以好品质为前提，而好品质需在好法律下养成。这种教育可由公共制度或个人来实施。但懂得立法学才能更好地进行教育。所以我们还必须懂得立法学。”[15]亚里士多德反复论证，年轻人必须懂得立法学，人的良好品质离不开良好法律，良好品质只有在良好法律之下才能养成，才能达到德性的知行合一。亚里士多德教育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明确阐释了道德品质塑造与法律教育的辩证关系，强调法律所应当负载的伦理教育使命。(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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