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乃是人的朋友，它能够帮助人们免于相互伤害，并约束人们不做伤害他人之事。从应然的角度讲，人们应该约束各自的行为，不得相互为恶，应该相互为善，和平相处；从现实性上讲，人的自制力是有限的，人们唯有在外在约束下才能相互友善，相互把对方视为朋友。个人受到两种力量的约束，一种是来自自己内心的理性之约束，一种是由外在力量的强制力约束。“对每个人来说，最好的事就是接受一种智慧而神圣的力量的管制，如果可能，这种力量最好来自他的内心，不然的话，就要靠外部的力量来起作用了。这是为了我们大家能在同一个领导者的指引之下，尽可能地互相友善，成为朋友。”[21]管制自己的目的，是为了人与人之间能够友好和善地共处，形成一个团结和谐的共同体。法律在国家意义上就是一种约束，因而法律的目的就是使人们相互友善相处，人与人之间结成像朋友一样的友谊共同体。因此，柏拉图把法律比作每个人的朋友，“法律乃是全国公民的朋友”[22]。法律的伦理品性在于，它是全国所有公民的朋友，是保护所有公民的朋友，是让所有公民相互成为相互友善的好朋友。因此，法律是使人相互成为朋友的朋友，法的目的就是让人成为好人，且使国成为一个好国，使人成为好国家中的好人。法官裁判的最终目的，也是告诉人们什么是正义与非正义，哪些行为可为或不可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法官判案子要遵循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任何人都不能拿别人的东西，因为那是不正义的。按照这种观点，拥有自己东西、做自己的工作就是正义了。”[23]法官通过判案来引导人们树立正义信念，促使人们养成做正义之事的习惯，也警告人们不做任何不正义之事，这就是司法实践的教育导向功能。
不论政府体制如何，都必须由明智而又自制的人来担当治理国家之重任，这样才能保障政治制度与法治相匹配。“不管政府的形式怎样，道理是一样的：哪里掌握最高权力的一个人把明智的判断和自制力结合起来，哪里你就看到出现与法律相配合的最好的政治制度。”[24]政府的好坏，在于其最高权力者的智慧能力与道德能力，只有政府的最高权力者能够同时拥有“明智的判断和自制力”，政府才能够依照并能够达到法律的伦理目的。柏拉图特别强调，最高权力者的智慧才能与道德品性对于实现法治目的的决定性意义，这里我们不能仅仅片面地将其理解为所谓的“人治”。如果国家的最高权力者没有卓越的智慧和超常的自制力，那么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律无论制定得多么良好，也都难以得到真正的遵行。(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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