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判中的人工智能应用之路

在司法审判方面，问题要复杂得多，因为司法审判既有可计算的内容和特质，更有彰显主体性且不可计算的价值判断；既有以往经验的总结提炼，也有超越历史的能动创新。这决定了，这一场景的司法人工智能的开发应用应当是选择性的，且应施以必要的监督。

从诉讼流程来看，从起诉、立案、送达，到庭审、合议、宣判等，确有大量外围的、辅助性的事务性工作要做，包括诉讼材料的送交签收和审查、诉讼费用的收取、法庭预定安排、各种笔录的记载签字等，这部分工作因其确定性、程式化的要求，在总体上同样可以交给司法人工智能来处理，但也应注意，对司法人工智能应施以必要的监督。这不仅因为该类工作涉及当事人的程序权益，并有可能进一步影响其实体权益，如诉讼材料收取不全而法官据此裁判的情况下，当事人实体权益显然要受到影响；还由于“冷冰冰”的机器或程序化替代必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司法交流，司法程序的自身价值也将因此而贬损，如当事人交了一堆立案材料，司法人工智能直接输出可否立案的结论及相关的简单理由，而无司法工作人员的充分释明、有效指导，当事人难免会对司法人工智能甚至对司法产生怀疑。故程序场景的司法人工智能应用，应特别注意和避免其可能对程序价值的减损，并设计出更有效的替代机制（如异步审理须经各方当事人同意方能适用、法官有义务对应用司法人工智能的质疑作出充分的回应等），从而将这种减损降低到最低程度。(www.xing528.com)

从实体审判来看，司法人工智能的应用进一步复杂化了。一方面，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存在着简单成型的标准化案件。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被类比为“正义产品”的制造，诉辩各方诉讼材料的输入大体上应有确定的、可预期的裁判结果的输出，故要求法官做到目标化、标准化、流程化还是相对可行和较为容易的，司法人工智能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胜任该项任务。事实上，目前业界正在开发的“要素式审判”司法人工智能贯彻的就是这一思路。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此类要素式审判是以法律形式主义的预设为前提的，并不能解决价值判断及对法律元规则的选择、适用等问题，故一旦超出此范围，司法人工智能所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和社会实际生活大相径庭。因而，即使在所谓“简单成型”的标准化案件中，法官也不能放松对司法人工智能产品的最后监督。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不少引领社会价值观、促进规则精细化的“创造性案件”。既是所谓的“创造性案件”，则必然不同于以往诸案，此时裁判的作出固然有既有经验的传承，但更多地要依赖法官对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趋势的感知、体认和积极地作为。在此特定场景下，裁判是超越既定历史范畴的，故而面向过往的司法人工智能并不能给人们满意的具体答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司法人工智能在此类案件场景中毫无用武之地。事实上，司法人工智能最大的用处在于为法官提供更多、更丰富的维度，以供其审视裁判的合法性及其内在的适当性，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具体答案并不意味着不能提供有效的帮助。相反，司法人工智能至少可以探寻国内外法官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做法、考量因素和基于众多历史类案研究而发现的历史逻辑、规则演化，这恰恰是法官能动创新的重要基础。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无非是旧有东西的新组合而已。故概括地说，在简单成型的标准化案件中，开发司法人工智能可以重点考虑裁判的具体答案，而在那些“创造性”案件中，则不妨重点关注认知维度而非具体答案的提供。而无论在何种案件中，法官对司法人工智能的监督都必不可少，这除了上面提到的司法人工智能不可能超越理性计算范畴、不可能超越既定历史而能动创新之外，还有对司法人工智能不能脱离自身条件而发展的考量。这是因为，由于各种原因，现实中的司法大数据并非是“无死角”的全样本，用以驱动司法大数据的算法也有可能存在算法独裁或算法歧视问题，其并非总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