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主义定位排斥人工智能的主体性问题,不考虑科幻意义颇浓的“人工智能威胁论”或“脑机对接”等过于遥远的命题,而是专注于这一工具本身所具有的潜能和极限。从技术原理上看,人工智能是计算机应用工程,无法超越理性计算范畴。回溯到计算机本源,计算机之父图灵所设计的“图灵机”这一数学模型,为今天和未来很长时间的计算机划定了一条不可超越的界限。它们遵循以下底层逻辑原理:世界上是否所有数学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如果有明确的答案,是否可以通过有限步骤的计算得到答案?对于那些有可能依靠有限步骤计算出来的数学问题,能否有一种假想的机器,让它不断运动,最后当机器停下来的时候,那个数学问题就解决了?图灵最终研究的结论是,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数学问题;在数学问题中,只有一小部分是有解的;在有解的问题中,只有一部分是理想状态的图灵机可以解决的;在后一类的问题中,又只有一部分是今天实际的计算机可以解决的;而人工智能可以解决的问题,又只是计算机可以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5]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马兆远也主张正视人工智能的不能,认为图灵机恰恰验证和拓展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它只能解决人类可认识、可描述清楚的问题;[6]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也赞同这样的观点——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统计学,只不过用了华丽的辞藻。[7]有趣的是,美国哲学家希尔勒(John Searle)提出的“中文房间”的实验,很好地诠释和验证了上述底层逻辑:房外的人拿着象形文字来测试人工智能系统是否真正理解象形文字,而身处房间内的人工智能系统,只是根据象形文字的对照手册或字典机械地告诉房外人具体答案,虽然它给人以智能的印象,但其并无法真正理解接收到的信息,或者说它对象形文字一窍不通。希尔勒证明,强大的人工智能也只是和程序相关,而程序在思考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是可以告诉我们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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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表象上看,人工智能似乎具备了一定的感知技术能力,如语音识别技术对应于人的听觉,图像识别技术对应于人的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应于人的读写;但从上述技术原理和实验看,人工智能无非是将其转化为数据的搜集、汇聚,并依靠特定的算法、程序将其有效输出而已,它只是“机械地”实现了人脑的智能,本身并不理解人脑的运作机理。目前,这类感知技术相对成熟,但其仅对应于人类感性范畴,要服务于后续的“认知”(理性认识)阶段,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9]也就是说,在理性计算范畴,人工智能理论上能够解决的,而且已经找到解决方法的问题,也是十分有限的。至于情感、价值、意志、信仰等非理性因素,人类尚且要发出“我们要悬置知识,为信仰留下空间”(康德语)的感慨[10],人工智能恐怕就更无法企及了。或者说,这些领域本就应当是人工智能应用的禁区。因为,人工智能的基础是信息程序,是以计算机科学中“0”和“1”以及真值“True”和“False”为边界的符合逻辑,并未成功地涉及所谓的情感逻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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