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创建与发展——《教育哲学》书评

（一）旧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创建

中国有着丰富的教育哲学思想，但中国把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在西方教育哲学的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留学归来的王国维是较早阐述哲学的作用以及哲学与教育的关系的学者。在他看来，哲学是与教育学有相互关系之学。他说：“不通哲学，则不能通教育学”。

在20世纪2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就发表了有关介绍和论述教育哲学的论文，同时开始译介西方的教育哲学著作，如，B．H．Bode著，孟宪承译述的《教育哲学大意》（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在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上经过了摹仿美国时期后，20年代就有了自己编写的教育哲学著作，到了20世纪30年代，我国教育哲学学科已经形成。

1．教育哲学学科的形成

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是与19世纪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教育科学”密切相关的，也可以说是在与“教育科学”的纷争中产生和形成的。20世纪初的“教育科学”尚不完全具有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意义——诸多教育学学科群、教育的知识体系的总称。当时的“教育科学”主要指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教育，而产生了教育心理学、教育测验、教育统计、教育社会学等新的学科。自然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使一些学者形成了在思考“教育科学”时的有限性。

对教育哲学存在根据的思考，是源于对哲学和教育学性质的理解。我国最早的教育哲学专著《教育哲学大纲》一书的作者范寿康基于对康德哲学的认识和理解，把哲学理解为批评的哲学，而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他认为“凡百科学都有共通的假定及固有的假定，而所谓哲学实乃研究这种假定的科学，所以我们也叫它做科学的科学。科学的教育学既是一种科学，当然也有根本的假定，而这种假定的研究，就非依赖这种哲学不可。”显然，范寿康对教育哲学功能的认识是深刻的，教育哲学“是检察教育科学的根本原理及根本观念”，是对教育中的假定这种前提性问题的认识和反省。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与“教育科学”的分庭抗礼中，人们认识到，有一类问题，教育科学与教育史都不能满意地解答，这便是教育目的和理想的问题，这一根本和永久的问题需要教育哲学启发人们去思考。也就是说“科学给我们以事实，事实本身是很重要的；可是科学不能给我们以理想，亦不能教我们如何选择理想。理想的选择不是科学家的事，而是哲学家的事，所以，除教育科学外，应有教育哲学和它并行。”正是意识到了教育哲学具有“教育科学”所不可替代的价值，吸引着一些学者思考和研究教育哲学的问题，教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便逐渐地形成了。

2．教育哲学学科体系的建设

在《教育哲学大纲》中，范寿康说明了教育哲学的两种研究方式，一种是“将教育学的根本观念或根本原则来应用于哲学的研究”，一种是“将哲学的规范来应用于教育学上面”。范寿康的《教育哲学大纲》采取了德国那托尔普的《哲学的教育学》体系，是因为论理学、美学及伦理学的三部分的分类对于教育哲学的问题的排列似乎比较便利的缘故。所以，他把教育哲学分为教育论理学、教育美学和教育伦理学三个部分。

20世纪3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独自撰写的教育哲学著作逐渐增多。从研究方法、体系内容上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种。

一种是认为教育哲学是以哲学的理论和体例研究教育，主要代表有范琦编著的《教育哲学》，陆人骥著《教育哲学》等。范铸认为“教育哲学，为应用哲学理法，以阐明全教育之根据，而欲确立陶冶统一之原理也”。并进一步指出教育哲学与科学考察事实、提供资料不同，“教育哲学，既以阐明教育理论与事实存在之根据，而确立全教育之基础为任务，则科学之考察，所以供给事实与方法之资料；哲学之研究，所以说明其意义与价值，而统一经验也”。作者以广阔的视野，在第一编的“绪论”中，说明了教育哲学的意义、教育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教育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在第二编“教育学说之批判”中，探讨了教育者之本性的研究、教育之理论的研究、教育之现实的研究；在第三编“教育哲学本论”中，阐述了教育之目的论、教育之价值论、教育之方法论。这部著作材料丰富、体系严谨。

第二种是研究与教育有关的哲学问题，并对教育哲学流派予以评述，以吴俊升著《教育哲学大纲》为代表。吴俊升在渝版自序中对不作改动的原因解释说：原著的性质原在评述与教育有关的几个哲学根本问题，以及几家重要教育哲学学派的主张。吴俊升通过教育科学与教育哲学的关系的辨析，来把握教育哲学，并划分两者的研究范围和关系：“教育科学的范围，在于分析和叙述教育事实，并根据实证的知识供给达到教育理想的实行原则；而教育哲学的范围欲在从综合的观点，以教育的整个历程解释教育的各种因素，复以全部的人生经验来解释整个教育历程，并根据哲学的根本原则来决定教育历程的归宿和批判教育结果的价值。教育科学赖着教育哲学而调整，因而获着更深切的意义，也因教育哲学而得着努力的目标；而教育哲学欲赖教育科学得着事实的根据，和现实理想的凭藉。教育科学，没有教育哲学是盲目的；教育哲学，没有教育科学是空虚的。两种学问的园地，虽然相异，但必须相辅相成。”

第三种是公教教育哲学，以张怀编译的《教育哲学》为代表。公教即为天主教，作者认为“公教有它的教育哲学，……教育目的应根据人生观而确定，施教育要注意精神与身体整个的人生。”作者对教育哲学的功能有独到的认识：启导和陶养青年。作者批驳了自然主义、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与政治主义等在人生哲学上的片面性，认为它们都是部分真理。是对人类本性和生活零星破碎之说明，因而现代的人失掉了人生的目的。公教的人生哲学是普遍主义的，是实有的、生活的、完人的科学。作者探讨了公教教育学的基础，即以“超性为组织基础”。说明了公教教育以神为中心、以耶稣为中心、以教会为中心来施教。这部著作代表着一种宗教的教育哲学，尽管有着浓厚的有神论色彩，但书中强调的“精神的教育”、“精神的修养”等问题，却很值得人们深思。

第四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哲学。除了李浩吾的《新教育大纲》外，还有张栗原的《教育哲学》、林砺儒的《教育哲学》。张栗原力图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来分析各派教育哲学。在“唯物论的教育哲学”一章中，首先叙述了马克思的教育理论，介绍了观念论教育哲学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唯用论教育哲学，指出三者代表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教育理论，并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分别对教育本质论、教育目的论和教育价值论进行了论述。

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学术界展开了辩论。1934年，姜琦针对吴俊升发表的《中国教育需要一种哲学》一文，发表《中国教育需要哪一种哲学》，提出美国的实用主义、德国的国家主义、苏俄的共产主义哲学都是其国家民族的产物，都不能作为有特殊的民族的中国的哲学和教育之基础。姜琦批评吴俊升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其词，明确提出“中国是一个三民主义的社会，因此，三民主义就是我们中国的哲学和教育之基础。”1937年，姜琦对张君劢发表《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提出商榷，批评张君劢把教育与哲学混为一谈，虽同意张君励提出的各派哲学和各时代文化大综合的意见，但要明确什么是综合、怎样综合，综合不是调和或折衷。

20世纪20－30年代，是我国教育哲学研究和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在中国教育哲学的思想基础上，就有杜威的实验主义、三民主义、天主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主张，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自由。

（二）新中国教育哲学的重建

1949年以后，教育哲学作为一门课程在高校，中国学者中断了教育哲学的研究和教学。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有一些介绍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的翻译和选编的书籍出版，但“文革”十年又中断了。80年代以后，中国教育学者又重新开始研究和讲授教育哲学，并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而努力，重新建设中国教育哲学体系而且发展很快，取得很多的研究成果和重大进展。教育哲学研究和发展进入了20世纪的第二个高峰期，表现为以下特征和动态。

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研究对象上重建教育哲学学科体系

从教育哲学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上看，大体可分为三种。(www.xing528.com)

第一种是对教育问题予以哲学的思考，把教育哲学视为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不是一般的边缘学科。黄济在《教育哲学初稿》21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对教育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从哲学的高度作一些根本的研究和探讨，从中找出一般的规律，作为教育理论和实际的指导”；他还明确提出教育哲学应当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它是教育学与哲学有机结合的边缘学科，教育哲学研究的问题，虽然来自教育学，但又高于教育学，教育哲学对其他教育学科来说，“就如同哲学对其他学科一样，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它应当成为教育学科的理论基础”；在教育哲学研究的范围和体系上，黄济主张“从教育的基本问题出发，提到哲学的高度，从方法论上去作一些根本的探讨。”具体包括：教育的社会职能、人的发展与教育、教育目的论、知识论与教学、道德论和道德教育、美和美育、教育哲学与教育科学的发展。

黄济著《教育哲学初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教育哲学专著，体系严谨，对恢复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学科，具有开创意义和作用。

第二种是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教育问题，把教育哲学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以傅统先、张文郁著《教育哲学》、张家祥著《教育哲学研究》为代表。“教育哲学是一门用哲学来探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诸方面问题的学科。它是根据一定的哲学观点，并用历史的、逻辑的和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

主张教育哲学是用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基本问题的一门学科，并有理论体系创新的，是刁培萼、丁沅编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认为“教育哲学是用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教育基本问题的一门学科。”该书以辩证法为主线，探讨自然、社会、思维的发展与教育相互作用的规律性，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教育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为教育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这部著作体系严谨，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

田玉敏主编的《当代教育哲学》和桑新民著《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人类自身生产探秘》，是以哲学的体系演绎出教育哲学的体系，探讨了教育哲学本体论、教育哲学价值论和教育哲学方法论，以及教育实践论。他们专门研究了教育价值的前提——教育本体论，这在教育哲学体系建设上是一个贡献。

第三种是在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上，主张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价值的，如王坤庆著《现代教育哲学》。作者全面地说明了教育哲学的学科性质：第一，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基本问题或将教育基本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第二，“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哲学是研究教育领域中的‘价值’问题的一门学科”；第三，教育哲学是教育理论学科结构中的基础学科，是人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者分析了价值和教育价值的特征、教育价值的分类，阐述了教育价值观，具体分析了教育职能价值观、教育目的价值观和知识教育价值观，对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有独到的认识。

2．研究方法的创新带来教育哲学体系和观点的创新

这主要是借鉴现代西方哲学方法，理解和研究教育哲学。有金生钻著《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导论》。在这部著作里，作者对科学技术统治下的教育进行了反思，深刻地指出传统教育培养的是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标准化人才，而忽视了人的心灵的育化和人格的培养，忽视了人的精神和价值的实现。主张从存在论意义上借鉴哲学解释学，教育就是要从“生活世界”所要求的独特方式——理解出发，去理解教育和人，使教育真正地指导人生，真正地培育人的精神。“理解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回到人的感性的具体的现实的流动的生活中，使教育真正地指导人生，真正地培育人的精神。这正是哲学解释学的‘理解’奉献给教育及教育研究的启示”。周浩波著《教育哲学》，借鉴西方哲学的意义理论，运用了现象学和解释学等综合方法。在对历史的解读中，作者探寻了教育作为工具、教育作为生活、教育作为事实等意义；阐明了在不同意义的教育语境中，教育话语的规则和问题逻辑，以及研究者的心向和所反映出的教育思维。作者通过两个角度阐明了教育价值观。第一是把教育作为认识过程，说明在教育知识选择中功利主义与博雅教育的冲突，阐述了知识的效用与掌握知识的标准；第二是将教育过程作为道德生活过程，提出并论证了民主、自由、平等等价值观。作者探索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分析了理论影响决策的途径，研究了理论通往实践所必须面对的教师，探讨了理论主体与教师主体之间的影响方式；探讨了教育理论的重构策略，一方面对理论研究主体自身的生活方式的营造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提出了理论自身研究模式的重构。

教育哲学的研究由于方法的突破，引发了思想和观点的创新，给人以深刻的启发。

在中国教育哲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受篇幅所限，在这里未能给以介绍和说明。已出版的有关教育哲学的著作，或有体例和研究框架上的突破，或有新方法的借鉴，这些都表现出我国教育哲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局面。

3．拓展了教育哲学的研究领域

首先，展开了对中国教育哲学史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学者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理论总结，在中国教育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先后出版了黄济主编的《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概论》，崔宜明等著《中国传统哲学与教育》，于述胜、于建福著《中国传统教育哲学》，张瑞璠主编的《中国教育哲学史》（四卷），刘复兴、刘长城著《传统教育哲学新释》。

学者们探讨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论，指出儒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先秦时代就确立了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和以德育为特点的教育哲学思想。中国古代的教育家都把理想人格作为教育思想的终极归宿，它规定了教育的目的和方向，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核心。

具有代表性的是儒家的“圣人”之理想人格。儒家的圣人人格论，含有强烈的治国平天下的色彩，并经过孟子和荀子的努力，提倡“人皆可以至圣”和“学为圣人”，说明了成就圣人人格的现实可能性，使儒家的圣人人格论深深地浸入了文人士大夫的意识中，并通过教化使民众也感悟了其价值，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教育目标。

在理想人格的养成上，由于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是以道德教育为重点，很重视“修身”。而且，把“修身”与“仁政”结合起来，表现出强烈的现实践履精神。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学”被看成是实现理想人格的根本手段，倡导“尊德性而道问学”。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并有多种区域文化的融合。在教育哲学思想方面无论是关于天人关系、人性论、义利观、知行关系等主张，还是在教育作用、理想人格、道德教化、教学等问题上的见解，有许多是我们今天教育哲学建设中有益的思想资源。

其次，进行了现代西方教育哲学的系统研究。

在建设中国的教育哲学体系过程中，一些学者致力于西方教育哲学流派的研究。有陈友松主编的《当代西方教育哲学》，崔相录著《二十世纪西方教育哲学》，陆有铨著《现代西方教育哲学》，季平著《西方现代教育流派史论》，陆有栓著《躁动的百年——20世纪教育的历程》等研究成果。研究者分析指出西方20世纪教育哲学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形成时期（20世纪前20年）、教育哲学学派林立时期（20世纪上半叶）、分析教育哲学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教育哲学自身的反思时期（20世纪80年代后）。